Sunday, September 24, 2017

新月论

新月论
[阿富汗] 穆尔维兹教授 作
北京东四清真寺于广增阿訇 编译
中国社会科学院 王建平副研究员根据录音整理

穆尔维兹教授是当代知名的一位教法学家。这篇论文中附有月上弦、下弦和月朔的三副日月运行图片,没有文字说明。不过图外之意很清楚,它表示天文历法与新月的规律以及对于宗教功修念、礼、斋、课、朝的时间上的奥秘和关系,其中日月为源,历法为流。因此,斋朝之期视月(即把斋时期看月,各说各的,众说纷纭),斋拜之日视时,历来如此。说到历法,其较大者 ,不外阳历、伊历(伊斯兰教历的简称)、农历三种。
阳历,也叫太阳历,即现在通用的公历。它以地球基于春分点绕太阳一周为一年,历时365日5小时48分64秒。一年十二个月,大建三十一日,小建三十日;二月份二十八日,每年余时积四年为一日,加于二月末,为之闰年。
伊历,旧称回回历,它分宫分历、月分历两种,宗教制度以月分历为准。它以月亮绕地球一周行至地球与太阳之间形成直线为一月,历时29日12小时44分2.481秒(这叫朔日,即农历初一)。一年十二个月,固定单大30日;双小29日,全年354日8小时48分34秒。每年朔余时间,积三年闰一日,把它加在12月末,为之闰年。
农历,它是合太阳历与太阴历而成的一种阴阳历,通称阴历或夏历,至今民间仍在使用,在每年的日历上,它也占有一定位置。农历全年月份的日子与伊历的日子(如初一、二等)大致相同。农历与阳历的年日差为10日21小时12秒,农历每年有二十四个节气必须与太阳的十二个宫分相对应,因此农历每约三年多增一个月为闰月。这样一来,伊历要与农历在月份上保持一致,便在农历闰月年,伊历提前正月一月,故有活动月之称。即斋月逆农历月三年提前一次。总之,三种历都是天文规律的实际现象,特别是农历的月首月末不等于伊历的月首月末,但也不无参考价值,特别是寻看新月。[i]
新月——穆斯林团结进步、语言一致的标志。关于新月的问题,以前的穆斯林学者各自有自己的说法,产生了不少疑义和歧异,甚至为了新月问题而发生了流血冲突。其实,新月的问题在《古兰经》第二章第189节中明确地提出和阐述了,但刘智等中国穆斯林先贤都未提到新月是出自《古兰经》这样的问题。
看月——穆斯林在月末寻看斋朝新月的一种代替[ii]性天职。
领月——穆斯林得到报月信息而确定入月的一种义务。
“他们问你新月的奥秘,你说:新月是为世人工作与朝觐的计时标准。”(2:189)
颂维安拉,一切世界的、创造万物的、掌握全权的、本体确切无比的,语言难以写尽的主。我们求助于主的恩惠与威力,避免自我精神的困惑和行为的失误。我们为安拉特派的钦差,至圣穆罕默德及其家属、当代的与第二代的同仁祝福至来日。
历来的穆斯林的学者对新月的界说和每月的首末之日等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年复一年,成为难题。特别是“来默丹”与“祖洛哈直”两个月更为棘手。我们深切希望各方的穆斯林兄弟姐妹们,早日对此问题取得一致的共识,各方穆斯林对每个月的起迄有一个共同的说法和语言,形成一个强有力的统一标志,以便顺利、容易地完成自己的功修,欢度节日。
伊历每个月份起迄的划一,本来是各地穆斯林联系感情,团结进步的强有力的实际标准,而表现他们是统一的伊斯兰群体。《古兰》谕云:“你们这个民族是一个统一的群体。只有我是你们的主,你们应当崇敬我。”(21: 92)
每个月份起迄的划一,早有规律,现在并没有难以认识、难以理解和难以应用的问题。特别当代天文气象学的发展,精密探测仪器的准确,已经能够完全掌握朔日,即新月出现前后的全部时刻。这些姑且勿论,我们研究的话题重点有二:四大派的教长、学者对于天空晴朗或有云雾时,寻看新月问题所持的观点,是其一;教长、学者对于见月的地区不同之分及其在月份起迄上的影响问题所持的观点,是其二。
第一, 天空清朗或有云雾见到新月:
1——哈乃非的观点,月之二十九日傍晚,寻看“来默丹”或“祖洛哈直”的新月是穆斯林的替代性的天职。见月,“舍尔巴”就是二十九天,明天为“来默丹”月首,开始封斋。《古兰》谕云:“你们之中凡是到在斋期之日的人,就谈封斋。”(21: 185)。倘若没有见月,“舍尔巴”圆满三十天。穆圣说:“你们见月封斋,见月开斋,天空有云雾没有见到月,圆满“舍尔巴”三十天。”
哈乃非的教法经上载:“傍晚看月时,天空云雾飘游,时遮视线。即便西天有月,也不可能人人都能见到,此情此景,一个公正的人或耿直的人见月[iii]报月时,未见者均应领月。报月人不分主、仆,男女,不计人数多少,不必经官方认证,而一个人就可以了。”当时伊本阿巴斯的经历可为依据:一个贝都印人来见穆圣,并声称见到新月。穆圣问:“你能加上‘惟有安拉,绝无他神;穆罕默德,安拉差遣。’的‘信证’[iv]这样说法吗?”那人照此而行。于是穆圣吩咐比俩来,公布今晚入月封明天的斋。另一记载:穆圣听了贝都印人的话说道:“一个穆斯林见月报月就可以了。比俩来!去公布封明日之斋。”伊本欧默尔说过:人们与穆圣一起看月,我见到新月,便告诉穆圣,穆圣随即宣布:我们准备封斋,也让大家准备封斋。
还有一点要说清楚:哈乃非派认为报月人必须是神经清醒而无明显劣行的成年穆斯林。
倘若天空没有云雾,一个人报月不行,必须多数人见到新月。规定多数人的意思是说大家取得共识,等于大家都看见。哈桑说:“当时老师艾公领过一个公正人的报月。”另一记载,说他领过两个公正男人或一男二女的报月。
关于“少哇来”开斋新月:傍晚天空有云雾,见月报月必须是两个男人或一男二女报月,方可领月,但其中有神经病或犯过诬陷好人罪的穆斯林不在此列。伊本阿巴和伊本欧默尔都说过:“当时穆圣领过一个男人报月而封斋;领过两个男人的见月而确定开斋节日。”倘若天空没有云雾,那就也象“来默丹”月首一样,须多数人见月才行,因避免谎报错领之嫌。哈桑说:“艾公当时不论天气如何而领两个男人或一男二女的报开斋节的月。
关于“祖洛哈者”新月问题:哈乃非认为这个月份的新月,在天气晴、阴及见月、报月和领月方面,皆如开斋节寻看新月的规定一样。伊本胡马目说“祖洛哈直”新月,必须亲眼所见,才能报月,这条最重要,以确保报月的严肃性,特别是关系宰牲节及其三日禁斋。这就是“宰牲节象开斋节”这一命题的含意。
“其它月份的新月也是这样。”这一命题的意思是说:小建二十九日傍晚有见月的可能,见月,翌日就是下月首日。如果不见月,应当满足本月三十日。
2——沙非尔的观点。教长脑威说:“来默丹”的斋戒应注意两点:一是寻月未见而圆满“舍尔巴”三十天。一是“舍尔巴”第二十九日傍晚见月而封翌日之斋。穆圣说:“你们见月封斋,见月开斋。天空有云雾而未见月,要圆满‘舍尔巴’三十日”。这是公认的圣训。
关于“来默丹”新月的见、报和领的问题,一个公正人见、报足以可领。“祖洛哈直”新月,必须亲见亲报,方可承领。这指的是宗教功修的规定。非宗教性事务,按既定月首月末的规律,无需看月见月等情。如婚期、雇佣和债务。
沙非尔还认为:公正人见月报月的条件也是亲眼见月,传闻报月不行。妇女、仆人报月宣读“信证”、“来默丹”封斋之新月,要由官方认证。
3——马立克的观点:新月之事,无需经过官方,并客观认真提出关于“来默丹”新月的三条原则。
“舍尔巴”第二十九日傍晚天空有云雾而未见月,要圆满其三十日;天空晴朗,必须见月才能封斋,是其一。
“来默丹”新月,见月者最少是两个男人才行。一个公正的男人,或一男二女,皆不足以取信。“圆满‘舍尔巴’三十天”是一个普遍的命题。“两个公正人见、报和领”是一个特殊的命题。所以两个亲自见月的人,要连锁递增领月封斋,是其二。
多人见报领,理所当然。因为多人共同说谎是不可能的。所以“多人”不论其身份和性别,是其三。
4——罕白里的观点:“舍尔巴”第二十九日傍晚看月,见月封翌日“来默丹”之斋是最好的。至于“来默丹”新月的见、报一事,一个公正的人足以可领其月。因为穆圣当时就这样做出榜样,我们已经说过了。不过,宗教功修,应当慎重,不得轻率。他们主张,不论晴天或是阴天,村镇或是城市,只要有人亲自见月而报月,完全可以领月,不必经官方认证,也不用宣读“信证”。领月的人就要封斋。其它非宗教事务也可照此而行,如婚期、雇佣和债务的日期。他们不轻信耿直人的话,他们认为这种人于事往往耿而不直。其它各月新月要按“少哇来”新月的规定:两个公正的男人,要宣读“信证”。
如上所述,我们可归纳为两点:
(一) 各个月份的新月,都在上月第二十九日傍晚寻看,见月,翌日即为下月首日。如果是“来默丹”月,便入月起斋。穆圣说:“你们见月封斋,见月开斋。天空有云雾,圆满‘舍尔巴’三十日。”
  (二)寻看“来默丹”新月在任何地方上的穆斯林都是替代性的天职。
一人见月,众人卸责,各地一样,入月封斋。《古兰》谕云:“你们之中,凡是到在斋期之日的人,就应当封斋。”(2: 185)“你们之中”一语,为之全称,并非特称,是一人见月众人封斋,不能理解为谁见月谁封斋。教法学家的理解,多是如此,但不免也出现其它意见。
第二, 见月有地区不同之分
地面上,有这方见到新月而那方却见不到的事情。宗教功修有受日出日落时间制约的;如五番礼拜,有受见月制约的;如“来默丹”斋戒和朝觐,这些都要按天文地理的具体规律和自然环境而安排功修。东西甲乙两地日出的时间是按一定的距离出现一定的时差的,有时甲地与乙地的日出,相差数小时之多。比方说,甲地午后拜的时间却正好是乙地脯礼的时间。所以,以日为单位的拜、斋要按当地具体时间安排。这是客观存在,是主的奥秘,是任何人不可否认的规律。因此,全球穆斯林每天功修的时间划一是不现实的。
但是,日之“斋拜视时”,月之“斋期视日”,看月之日又有此地见月,彼地未必能见的实情,然而“来默丹”斋戒以及朝觐、宰牲节等功修直接与新月的日子有关。这种情况,真的是消极现象吗?比方说,一地见月,八方依据教法规定而承认,入月封斋,岂不是一个积极的现实吗?
学者们认为:在一定的距离下,此地日出的同时,彼地不一定就日出,因地而异的时空现象是一种事实,教法规定功修要按当地时间进行,早在伊斯兰教初期,每天的斋拜时间就是如此。《古兰》谕云:“你当在午后、日西、日没及黑夜与黎明做礼拜。黎明的拜是有天仙参加的。”(17: 78)所以学者们认为:礼拜的时间,要以当地时间而定,与其它地区的时间无关。因为各地均有具体的黎明、日出和日落的时间。
至于斋期必须见月一事,《古兰》谕云:“你们之中,凡是到在斋期之日的人,就应当封斋。“(2: 185)这里“你们之中”一语,是指普遍的一些人,并不是几个特殊见月的人。“到在”一词,阿语“书乎代”,学者们均认为它是“临到”、“来在”之意,并非“看见”之意。意思是说,谁到在“来默丹”月的日期内,谁就应按教法的规定而封斋。
关于斋期之日,一个伊斯兰国家见月,其它与其有共同夜间时刻的国家,得此信息就应当封斋。
天文学家测算东起菲律宾,西至马格里布这些国家都是在见月夜间共同时刻线上。摩洛哥昏礼的时间(傍晚见月的时刻)正是菲律宾距离晨礼入时尚有一小时二十分钟。摩洛哥见月的信息传来,菲律宾足以用这段时间备斋。在此线上的国家,都算斋期之日,应入月封斋。
至于不是在此夜间共同时刻线上的国家,应该圆满“舍尔巴”三十日,后天入月封斋。我们再重复一次:穆圣当时承领过一个贝都印人的报月。所以“你们见月封斋,见月开斋”这一命题是全称,即你们中有人见月,大家就应封斋或开斋。所以寻看新月是穆斯林替代性的天职。
让我们再研究一下当代四大派别的学者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
哈乃非派认为:见月不该分地区不同,东方见月,西方也应承认。因为“你们见月封,见月开”这个命题里的“你们”,是个普遍概念,没有时间、空间之分。至于“你在午后、日西……做礼拜”这段经文里的“你”,是个特殊概念,它意味着各地的礼拜要按不同空间的具体不同时间而定。比方说,东方午后,不一定就是西方午后,总是有一定相应的时差。日出日落也是如此。这是地球绕太阳运行的本身所决定的自然规律,所以地球上有的地方见日出,有的地方就是日落。——这是哈乃非派的观点。
马立克派在此问题上有三种看法:
第一, 见月无地区不同之分,距离远近,一律如此。汉它布所著的《莫哇希卜》载:“见到‘来默丹’新月而报月的人,是两个亲眼见的公正人,并得到官方认证,那就在各地一律有效。”所谓官方,上指中央首长,下指地方官吏,均为官方。
第二, 地方政府所辖境内见月,该地皆可入月封斋,越界无效。学者穆洛克说:地方政府境内的事,并非普遍,只有所辖境内通行。
第三, 在距离远的地区,见月要有地区不同之分,没有见月的地区,不得入月封斋。
沙非尔派认为:教长脑威说:“甲地见月而乙地未见,倘若甲乙两地距离不远,则两地无不同之分,一起入月封斋。若是两地距离过远,现有两种意见:(一)不见月者不封斋。(二)只要有见月的地方,这里虽未见月,也要封斋”。前一种意见是通行的意见。关于距离远近的标准有三:1——黑扎直至伊拉克为远距离;巴格达至库法为近距离。2——省内为近距离;省外为远距离。3——当中有障碍相隔的为远距离;无障碍者为近距离。
罕白里派认为:见月无地区不同之分,不论哪里得知有见月者,就应入月封斋。
综上所述,我们清楚地知道:“来默丹”斋戒的日期和“少哇来”朝觐、宰牲节的日期,要以见月为准,见月无地区不同之分,只要有的地方见月,其它地方就该入月。因为这是一年一度以年为限的功修,礼拜与此相比,它是一日五次以时为限的功修,当然不能相提并论,这点,前边已经讲过了。
这就是四派众学者言论摘要。特别提醒个别人注意:新月之事,并非各地都要人人亲自见月,有见月的地方,有见月的人就足可以了。这是“来默丹”斋期的必然。
试看所有伊斯兰国家均位于东经120度至西经15度之间,这要根据格林威治时间计算,从东到西的时差是九小时,不是二十四小时,因此,这些国家看月之夜,斋期之日,是一致的,他们就应一致入月封斋。
如上所述的一切,可压缩为三条:(一)各个月份起迄的月首月末之日,天文历法有所规定,应归为与宗教功修有关的范畴,所以出现见月、报月人的身份、性别以及官方认证或宣读“信证”等规定。(二)各个月份的起迄,如有人看月、报月,不论天气阴晴,一个人即可。特殊情况例外。(三)“来默丹”月,见月无地区不同之分,伊斯兰国家,得到见月信息,一律入月封斋。
我们力求文章简炼,故谨作如上阐述,目的要求注意研究这个问题,在经典、天文和事实的面前,大家取得共识,团结一致,完成天命。
(中国社科院宗教世界研究所王建平副研究员根据北京市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于广增阿訇的录音讲话整理而成)

注:该译文由《伊斯兰教文化研究》(西安)于2001年出版。



[i] 译者按:“来默丹”的“新月”,它涉及到《古兰》、圣训、宗教、教法、天文、地理、历史、社会等学科。时至今日,它仍是国内外穆斯林群众及学者所关注的一件大事。我国早在宋代就出现这方面的议论和研究。后来出现了不少文字记载,如《牛街冈志》王岱舆、刘介廉等译著。继之《天方历源》、《环宇述要》、《历源真本》、《回回历》、《寻月指南》、《回历对照》等专著,流行于世。另外阿波文字的《伟戛业》、《脱哈它威》、《卡非业》及各种经著等在经堂教育中大量使用,其中也有不少有关新月的精辟论述。“新月”成为我国各地首席教长见仁见智见学问的一种实践。
天体运行的规律是“新月”之本,经典圣训的明文是“新月”之源。本源浑然一体,别无二致。不过,从一些文献上看,国外穆斯林用农历者不多,他们所通用的就是伊历。这与我国的穆斯林大相径庭,我们使用农历,而多不用甚至不知伊历。所以不论是过去或现在“初一、二、三、四看月、封斋、开斋”的文字或口头语,司空见惯,其实,农历与伊历是有区别而又有关系的,正确对待这点,在我国来讲是容易取得对“新月”有一个共识的蹊径。
[ii] 译者按:原语“凡雷足·克发耶”,“天职”、“天命”同义。就是说,这种天命是对众人的,但有人完成,其它人皆卸其责。如众人都不去干,众人皆为罪人。如殡礼也是这种。
[iii] 译者按:这是术语类的名词。“看月”,是寻看新月的意思。“见月”,是见到新月的意思。“报月”,是报告见月信息的意思。“领月”,是承认报月的意思。
[iv] 译者按:“信证”是信仰真主的证词,原语“舍哈代”。

王建平教授收集的西方传教士有关中国伊斯兰教的历史资料介绍

王建平教授收集的西方传教士有关中国伊斯兰教的历史资料介绍
20世纪上半叶,西方传教士为了想在中国穆斯林地区传教并把中国穆斯林皈依成基督教徒而设立专门项目,并几次派传教士到中国西北地区推行这一计划,因而留下了不少照片、历史古籍、描述文章、日记、通信等资料。中国内地会甚至办《穆斯林世界》、《穆友》等杂志来推行这一项目。这些资料目前为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图书馆、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美国一些高校图书馆、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等珍藏。这批资料的大部分内容是有关中国伊斯兰教的,涉及的地域包括中国西北、华北和华中等地区的穆斯林聚集点,反映和介绍了中国穆斯林的生活、人口分布、清真寺情况、教职人员、苏非派拱北、伊斯兰教教育、伊斯兰文化、宗教礼仪、经济和政治、宗教出版刊物等。王建平通过几年在美国、瑞典、欧洲等国家留学的机会收集了相当部分的材料,从事于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在中国历史境遇的课题研究。
王建平最近几年有关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穆斯林地区收集资料的研究成果:
《哈佛大学中国伊斯兰教资料拾遗》,《中国穆斯林》,2005年第3期,第9-10页。
《中国社会境遇中的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美中社会和文化》,2005年第1期,第47-58页。
“The Influence of Babi Teachings on Ling Ming Tang and Nineteenth-Century China”《巴布派思想对兰州灵明堂的影响及19世纪的中国》, Lights of ‘Irfan: Papers Presented at the ‘Irfan Colloquia and Seminars, Book III《神智之光:神智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第三辑》. Edited by Iraj Ayman, sponsored by the Haj Mehdi Arjmand Memorial Fund, 2002, pp. 185-200.
《哈佛大学中国伊斯兰教资料拾遗》(二),《中国穆斯林》,2005年第5期,第 -页。
《哈佛大学中国伊斯兰教资料拾遗》(三),《中国穆斯林》,2005年第6期,第9-10页。
《哈佛大学中国伊斯兰教史料拾遗》(四),《中国穆斯林》,2006年第1期。
学术会议:“基督教的义务与社会责任”, 2005年10月17日至20日。论文《西方传教士与中国伊斯兰教》
专著:《近代上海伊斯兰文化存照》,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12月。
专著:《中国陕甘宁青伊斯兰文化老照片:20世纪30年代美国传教士考察纪实》,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3月。
主持有关西方传教士研究中国伊斯兰教的课题:
2005年至2006年主持上海师范大学的课题《西方传教士视野中的中国伊斯兰教和穆斯林》,已结项。
2007年12月至2010年上海市教委项目:《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历史境遇》,已结项。
收集的英文资料:下列杂志的有关中国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所有文章。
Friends of Moslems《穆友》
Chinese Recorder《教务杂志》
Chinese Review《中国评论》
Chinese Millions《中国大众》
The Muslim World《穆斯林世界》
Marshall Broomhall: Islam in China, 1910.《中国伊斯兰教》
Jonathan Lipman: Familiar Strangers, 1997《熟悉的陌生者》
Donald Leslie: Islamic Traditions in China, 1986《中国伊斯兰教传统》
D’Ollene Expeditions in China《多隆使团对中国的调查》
Bulletin of Japanese Association of the Middle Eastern Studies《日本中东学会研究简报》
有关中国伊斯兰文化的历史老照片:
毕敬士先生的中国穆斯林照片收藏:近1000张。霍顿先生的照片收藏5000多张。彩色照片近300张。
瑞典传教会在新疆拍摄的伊斯兰教照片近10000张。
毕敬士先生的1933年和1936年在中国西北地区穆斯林聚集区进行调查的日记。

毕敬士与其他传教士的通信集。
美国学者欧文·拉铁摩尔的千张底片和照片注释。
美国传教士胡籁明先生的档案资料。
美国基督教宣道会宣道周刊的资料及宣道会总部档案资料。

《中国伊斯兰教典籍选》(六卷本)提要(共53种)

《中国伊斯兰教典籍选》(六卷本)提要(共53种)

王建平主编,白润生副主编
《希真正答》
中国伊斯兰教著名学者王岱舆著于明末(17世纪上半叶),陇右马福祥于民国乙丑年(1925)重印。是一部关于伊斯兰教教义和哲理的重要著作,由王岱舆的弟子伍连城根据老师的日常言论记录汇辑而成。马福祥在重印此书时将“剩语”和“附录”一起汇集排印。它记载了王岱舆与穆斯林教众、学者、佛道教界人士、地方缙绅等人物的二百余段问答,是中国伊斯兰教哲学思想的最重要典籍之一。
《真境昭微》
波斯苏非诗人贾米著于中世纪,由金陵人氏、著名穆斯林学者刘介廉(刘智)翻译于清乾隆年间(约在1736年至1775年前)。北京牛街清真书报社刊印于中华民国十四年(1925年)。它是中国伊斯兰教汉译著作中一部研究苏非神秘主义思想的非常重要的学说著述,也是仅存不多的民间刻印本之一。
《天方正学》
湖南人氏蓝子羲(煦)译于武昌官署,时间在清咸丰二年(1852);北京牛街清真书报社重印于中华民国十四年乙丑(1925)春。全书分为七卷,总计9万余字,有王守谦序、俞日政序、马君图序及作者自序。中国伊斯兰教和回族学者余振贵、杨怀中在《中国伊斯兰文献著译提要》中评价此书是“以伊斯兰教义和哲理思想为研究基础,运用编、译、著等多种手法,对伊斯兰教的道统、《古兰经》、本体思想、回族前辈译著家的理论精华、苏非主义道统学说、以及伊斯兰教义和儒家学说关系等许多重要问题均作了论述和评注。”本书是研究伊斯兰教历史、经典、教义学理论、重要人物、伦理观、社会思想和苏非神秘主义的重要资料,也是研究中国伊斯兰教与儒家传统文化互相影响的重要资料。
《性理本经注释》
河北清源黑右军(黑鸣凤,字羽辉)著、云南榆城(大理)马德新(马复初)重刊于清咸丰八年(1858)。《天方性理》是刘智著述的中国伊斯兰教哲学经典,因阐述的原理非常抽象而较难为一般穆斯林群众理解。回族武将黑鸣凤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刘智的《天方性理》本经五章做了详细的注释,比较透彻地分析了伊斯兰教关于宇宙的起源、真主的独一和属性以及天人之间和性理之间的关系等。它是对刘智以儒家思想阐发伊斯兰教教义学的以儒诠经学说理论的进一步发挥,也是对马德新的伊斯兰教哲学思想的理解有一定的帮助。
《回回通考录》
洵阳人王景生(字曙东)根据刘景行、刘安太两位老阿訇的口述而记录,津门刘永辉和王子舟参订而成。原版刊刻于清咸丰戊午年(1858),北京牛街清真书报社于中华民国十六年(1927)重新出版。全书15页,是阐述伊斯兰教教义学的著作,对伊斯兰教的天命观、斋戒沐浴、圣行功修和真主独一等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强调伊斯兰教宗旨与儒家学说相通的观点。
《朝觐途记》
云南著名学者马德新(字复初)用阿拉伯文原著,其弟子马安礼翻译成汉文,咸丰拾年(1860)刊印。是书记述马德新在道光二十一年至二十八间(1841年至1848年)朝觐麦加的沿途旅行和亲身经历,是研究中国伊斯兰教历史上的朝觐路线和著名宗教学者马德新个人传记的重要史料。在记述地理上的地名、国名和重要人物名字时,专门标记了阿拉伯文,因此具有难得的原始资料的价值。
《真德弥维、礼法启爱合编》
马德新(字复初)著于清中期(约在咸丰和同治年间,即1851年至1874年间),原稿用阿拉伯文写就,马德新弟子马安礼翻译成汉文,成都敬畏堂周明德捐助刊刻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斋月,马安礼和周明德又作序。全书是《明德经》(一卷)和《礼法启爱》(两卷)的合订本。前者是阐述伊斯兰教信仰要义及功修的著作,后者主要讲述伊斯兰教礼仪和实践功修的著作,是中国西南地区穆斯林社团维护伊斯兰教传统和文化的重要典籍之一。《真德弥维》全文约1600字,分为四部分;《礼法启爱》全文约11000多字,分为十二章,对伊斯兰教天道五功和人伦五事的要则进行了详细的阐述,据余振贵和杨怀中先生的意见,其书“是对刘智所作《天方典礼》的注解和普及推广”。是书在国内回族穆斯林中流传较为广泛。
《汉字赫厅》
是书于光绪八年(1882)六月由四川西部地区的余海亭先生用汉字音译阿拉伯语的《古兰经》经文选而刻印的特殊译作。“赫厅”系阿拉伯语音“封印”的意思,即学习了这些《古兰经》章节和段落,就等于学习了《古兰经》的精华因而掌握了《古兰经》的精神。一般来说,中国穆斯林从《古兰经》中筛选了18个章节组成了“赫厅”,因此民间流传的《古兰经》经文选也被俗称“十八段”。这部《汉字赫厅》是中国伊斯兰教历史上出版的较少见的汉文音译的《古兰经》经文选。它的问世是帮助各地不懂阿拉伯语的中国穆斯林群众(回民)诵读《古兰经》原文以便从事礼拜和祝祷等仪式活动。
《经汉注解赫厅》
四川蓉城余昭文(海亭)刊印、马玉书阿訇注释、余昭文用汉文注音、马玉章(有林)阿訇书写,光绪丁亥年(1887)出版。这种用阿拉伯语和汉语对照的《古兰经》经文选的特点是,它用汉文标注阿拉伯语的读音,同时用经堂语气来解释其意,是宣讲伊斯兰教基本知识的教科书。
《至圣宝训》
封面上印有“四川穆民敬译天方《至圣宝训》,京口教末穆民敦谨刊,版存镇江清真寺,光绪拾九年(1893年)孟冬月刊”。京口即今天江苏省镇江市的古地名。它是一本关于先知穆罕默德显现于世并颁布圣训故事的记述。根据书末叙述:此经从尊贵的默底勒(麦地那)络传到缅甸、云南以及于川,光绪拾柒年(1891)柒月拾伍日到川。川 内众穆民番[翻]译汉字,刊刻成章,寄送各方,今于拾玖年(1893)拾月初叁日清真拜期到镇江,因敬刊刻成本寄送各方,俾吾教穆民得尽 览焉。”全书14页,1000多字。本书内容富于传奇,但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穆斯林的心理状态,故有一定的历史参考价值。是书也反映了阿拉伯半岛至缅甸到云南然后经四川再传布到内地的伊斯兰教传教路线。
《清真启蒙字母》
四川蓉城(成都)江克和(堂甫)编、清真十寺秦允中校订、云南人纳相廷阿訇缮写、天贶月题印,光绪丁未年(1907)蓉城提督西街江公馆刊印的伊斯兰教识字课本。它主要是教穆斯林儿童如何学习阿拉伯语字母,同时贯穿基本的伊斯兰教知识教育,灌输宗教信仰。书中包括阿拉伯语字母、单词、清真言和个别《古兰经》经文的书写。
《天方教典歌》
又名《清真教典歌》,作者不详。大约传播于民间久之,由后人记录而成。中华民国乙丑年(1925)为北京牛街清真书报社石印,是关于伊斯兰教礼仪典制的通俗读物。全书以四字经的体裁撰写,共616句,2464字。主要介绍伊斯兰教的信仰和“五功”实践、清真饮食习惯和戒律等基础知识,此外还有孝顺父母和倡导学习等内容。反映了近代中国穆斯林要求宗教改革的一些思想和主张。
《创建穆民总教院表》
简称《总教院表》,系宣统元年(1909)天津穆斯林杨敬修(杨仲明)先生著述。该书提议建立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总部,统一制定中国伊斯兰教的教育章程,提议将中国伊斯兰教教育制度化。该书虽然简要,但被认为是研究近代中国伊斯兰教学说和思想的重要资料之一。
《回教认礼蒙引教科书》
云南新兴州(今玉溪地区)哈吉马启荣新编,润州[镇江]城内清真古寺印刷于民国元年(1912)。全书25页,总计约3000字,是一部类似《天方四字经》的介绍伊斯兰教历史、信仰和礼仪的启蒙读物。通篇以四字一句的诗词形式叙述,文字浅显,为研究中国伊斯兰教民间教育和思想文化传统提供了有价值的材料。
《真功发微》(经汉乜帖)
北京牛街万全堂马魁麟(星泉)编印于中华民国五年(1916)的阿拉伯语和汉语对照的伊斯兰教礼仪典制著作。余浩洲根据阿拉伯原著进行编译。它是中国穆斯林学者比较看重的伊斯兰教典籍,有苏非神秘主义思想的影响。这种双语参照的重要伊斯兰教著作在当时较难找到。
《白话附注详解壹玛尼》
涿州赵斌(赵振武)著、河北宛平陈文举(慕融)序、北京牛街敬五堂于中华民国六年(1917)刊印发行的基本教材。壹玛尼是阿拉伯文“信仰”的音译,因此它是一本讲解有关伊斯兰教信仰的编译著作。全书共分十段,阐述了伊斯兰教教义的基本原理。
《五功总纲》
又名《经汉杂学》,上海王瑞堂阿訇翻译,马贻贵校对,上海老北门穿心街清真寺怀荫堂王经理于中华民国七年(1918)刊刻和发行。全书106页,首页有序,接后有凡例和读法,末页有赞助刻印的穿心街清真寺阿訇和乡老名单计54人。本书的编写主要是为那些只识汉字而不识阿拉伯字母的穆斯林而写的,主要目的是让他们便于参加伊斯兰教的礼拜和实践伊斯兰教的功修。通篇体裁采用了阿拉伯文与汉字音译对照的办法。作者在序中承认是以南京口音为准念诵阿拉伯语经文。本书是研究清末民初上海地区的南京籍穆斯林的宗教生活和伊斯兰教教育传统的重要史料之一。
《穆民须知》
封面上写有阿拉伯语“礼仪”一词(Adal),镇江杨德诚于中华民国七年(1918)敬刊,镇江清真寺南大巷杨宅发行。扉页是捐助刊印的名单,全部是钱庄和商号,可见镇江穆斯林商人对伊斯兰教事业的支持。全书13页,约2000余字。基本上是经堂语,其中有一段阿拉伯语的清真言。通篇讲解如何接受信仰和如何礼拜,如何做大小净,是一部教育穆斯林礼仪典制的启蒙读物。
《认己省悟》
广东人氏杨竹坪(正安)阿訇著,镇江城西大寺清真学校于中华民国七年(1918)刊印,镇江清真寺南大巷杨宅即杨德诚家发行。全书8页,总计1000多字。主要阐述伊斯兰教认主学的思想和人生观,在认己的基础上认主,是研究流传江浙一带中国伊斯兰教学说思想的历史文献。杨竹坪阿訇曾在上海穿心街(福佑路)清真寺担任教长。
《人生百诀》
封面上印有Pushing to the Front by C.M. Solomon这样的标题,即“推向前台”;上海法租界霞飞路尹光宇著,中华民国八年(1919)出版。作者是穆斯林,根据宗教的警世格言和他的深思熟虑而写成,同时在每页的题头和脚注部分都各陈列了一则“回教格言”。全书19页,大约8000多字。本书在民国早期南方穆斯林知识分子甚至汉族知识青年中较为流传,作者显然意在提高穆斯林的精神素质及帮助穆斯林树立伊斯兰教的人生观。
《讨白音义》
在河南新乡县东关清真寺明德清真学堂教学的粤东人杨竹坪(杨正安)阿訇于中华民国十年(1921)编写。根据书目叙述,这已是第二次石印了。“讨白”一词是汉字的阿拉伯语音译,意“忏悔”。如果粗看的话,很可能认为它是《古兰经》第9章“忏悔”的阿汉对照本。实质不然,它是一本经堂教育的课本,基本是介绍伊斯兰教基本信仰和礼仪制度的书,由阿拉伯文、汉字音译、汉译和详细讲解四部分组成。该书对于中原地区和南方地区的穆斯林社会的伊斯兰教传统教育有一定的影响。
《明真释疑》
封面上有阿拉伯文题目:Munir al-Din,意“宗教的光耀分明”,河南开封洪宝泉阿訇著述、开封王象贤作序、刘国保等五人译述、魏步云(子青)校梓、许良辰和王象贤校订,开封东清真寺刊印于民国10年(1921)。全书131页。据序者说,作者根据110卷阿拉伯语(或许有波斯文)的经文原著作为参考材料,然后编译而成。然后著者在“采集经目”中罗列了35种伊斯兰教原著。本书经汉参半,用阿拉伯文和汉文对照编译而成。它主要归纳了28个论题,并对伊斯兰教信仰上和教法上的疑难问题进行了解答。是研究中原地区伊斯兰教思想和学术发展的重要资料。
《清真周刊》
北京马宏道主编兼发行,北京清真书报社编辑部编辑,北京宣外海北寺街同昌印刷所印刷,每聚礼日(星期五)出版。这里是第一卷第十一号,中华民国十年(1921)三月十八日出版。栏目包括“论说”、“教育”、“杂俎”、“小说”、“文苑”、“教则译要”、“闲评”和“特别记载”。这一期登载有丁国琛(子瑜)、尹光宇、李虞宸(廷相)等知名人士的文章。是研究中国穆斯林报刊史和教义学说的重要资料之一。
《清真教饮食篇》
南京穆斯林马树周出资编印、南京清真董事会刊印,发行于中华民国十一年(1922)。该小册子摘录了刘智的《天方典礼择要》中的《饮食上篇》和《饮食下篇》,同时附入了《清真释疑》(金天柱、字北高著)中有关饮食的问答择要部分。该书反映了中国穆斯林强调伊斯兰教关于饮食的规定和防止汉文化及饮食习惯对穆斯林的同化的传统心理和实践。
《清真教天堂地狱说》
中华民国十一年(1922)由南京清真董事会刊印和发行、摘录了马德新(字复初)著的《大化总归》中的有关“天堂”和“地狱”部分的阐述,目的是让中国穆斯林了解伊斯兰教有关后世的基本教义知识,是南方穆斯林的宣教册子材料之一。
《清真沐浴礼拜教科书》
由定兴人、涿鹿县教长张文熙倡导发起,涿鹿县教民闪北辰、马世名和李广居编辑、北京学者王梦扬绘图、北京韦海学发行、北京诚记印刷局于中华民国十一年(1922)印刷出版、十三年(1924)校改再版。本书图文并茂,教习穆斯林群众如何实践做大小净和做礼拜的教科书。这样的版本目前在民间很难找到。
《清真劝教歌》
河南沁阳、卢氏县望纯理(乐天)撰写、买心斋(虚吾)校阅、晋城清真寺教长马自成、刘朝轩、马相臣、李锡三、马干卿参订的伊斯兰教通俗读物,出版于中华民国十二年(1923),河南清真同人印刷、晋城翰墨林石印。主要劝导穆斯林遵守伊斯兰教传统、勿要背弃主道、领会伊斯兰教基本原理的宣教著作,内容也包括了回族穆斯林要求自身维护信仰、坚持伊斯兰教传统和强调正信的心愿和行动。
《扯哈雷法速》(清真根原)
北京牛街清真书报社刊印于中华民国十二年(1923),内容同《四篇要道》,是关于伊斯兰教信仰和礼仪的译著。译者不详。“扯哈雷法速”是波斯语和阿拉伯语的结合,意思是“四条岔道”。主要阐述伊斯兰教的“五功”和“七信”(多了信复生)。全文经堂语气较强,是研究清末民初传统经堂教育的重要教材。
《汉释穆信麻题》(上下两卷)
又名《穆信麻题》,中国伊斯兰教关于教制仪规要旨的译著,中华民国十二年(1923)由北京牛街诚记印刷局出版、刘辅堂编的石印本,完全是汉译。主要论述伊斯兰教信仰和礼仪规章制度的经堂教育课本。
《回文读本》(一至八册)
湖南常德回文学校国民科用,回教辅助会印行于中华民国十二年至十四年(1923-1925),常德大庆街回教礼拜堂发行。这是湖南常德地区伊斯兰学校小学班采用的教科书本。另有4册是专为高级班学生用的课本。除了第一册是讲解阿拉伯文字母和词汇以外,其他各册都是中阿文对照编排。主要内容是关于伊斯兰教的基本信仰、礼仪和实践知识,是回族儿童和青年的伊斯兰教启蒙教育书籍。
《圣谕详解》
迁安李虞宸(李廷相)根据阿拉伯文原著Khutuba al-Rasul(至圣讲道集)翻译,天津光明书社于中华民国十二年(1923)印行出版。全书分上下两册,第一册包括第1章至第20章;第二册包括第21章至第40章。它是关于先知穆罕默德四十段训戒的注解著作,原著为阿拉伯文,篇名《虎托布》(即讲经),由伊斯兰学者“伊平我德安”由载德的圣训本中摘译而成。伊平我德安是摩苏尔的法官。他的著作后来译成波斯文,由另一名伊斯兰学者木海印迪尼以波斯文注解。它的翻译和发行是中国伊斯兰教圣训学研究的重大发展,标志着中国伊斯兰教经学水平和经堂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
《天经译解》
直隶迁安李虞宸(李廷相)阿訇译著,北京牛街清真书报社刊印于中华民国十三年(1924)。系汉译《古兰经》选读本,实质是《古兰经》首章和第二章的前五节。译者写了自序,并写以阿拉伯语原文、然后以文言体进行汉译、再后是译者的详细解释。全书29页,约1万字。它是国内较早的对《古兰经》加以注解疏引的汉译本之一。
《穆信吗台》
又名《经汉文模信吗台》,中华民国十三年(1924)由天津西马路清真南寺、前真经公司刘景田经理出版,冯国祥编的中阿文对照版的论述伊斯兰教教义学和礼仪规则的译著,共78页。有其它翻印版本。本书经堂语气浓厚,是中国传统经堂教育的重要课本之一。
《天方战克录》[注意:民宗委对该书的出版意见:拟删掉什叶派部分——编者]
直隶迁安李廷相(虞宸)阿訇译著,中华民国十三年(1924)出版。后来有1929年天津光明书社的版本和1933年北京牛街清真书报社的再版本。如译者自序言,他是从波斯文原著《战克那默》翻译而成。全书64页,分十六卷,总计约6万字。它主要讲述穆罕默德的女婿、第四哈里发阿里在创立伊斯兰教过程中所建立的丰功伟业,属伊斯兰教历史人物传记文献之一,在中国穆斯林中颇有影响。
《回汉分别宣言略》
河南卢氏县人望纯理(字乐天)著述,由晋城翰墨林于中华民国十三年(1924)石印。主要内容是批判穆斯林中存在的许多不符合伊斯兰教传统的陋习,阻止回民被汉文化同化的现象。它也是宣传伊斯兰教基本教义和习俗的通俗读物,吸收了一定的儒家文化思想。
《克兰圣经弁言》
印度学者穆罕默德·阿里英文原著,晋县尹恕仁汉译,锡兰(今斯里兰卡)学者友努斯来博·阿罕默德·摩希甸作序,中华民国十四年(1925)付梓出版。全书185页。主要讨论了《古兰经》的要旨大义和《古兰经》的收集和排列问题。译者用半文半白语体译成,文字比较简练。
《赫忒音义》
粤东杨竹坪(正安)撰述、河南卫辉府北门里清真寺明德学堂刊印,中华民国十四年(1925)出版。全书40个版面,共计80页。杨竹坪阿訇曾经在上海的穿心街清真寺当过阿訇,为上海的伊斯兰教门事业贡献颇多。该书是作者用阿拉伯语、汉字音译和汉文翻译三种语体编撰了通俗的《古兰经》经文选,主要满足于广大穆斯林的宗教礼仪和理解伊斯兰教基本教义的需要,是南方穆斯林遵行伊斯兰教传统的基本读物。
《醒回篇摘要》
北京牛街清真书报社于中华民国乙丑年(1925)根据“留东清真教育会”在日本东京编辑出版的《醒回篇》摘选出版。原文包括十篇论文和序言一篇,共计6万余字。《醒回篇摘要》仅收录了黄镇磐著的《宗教与教育之关系》和《论回民》两篇。它是较早地倡行宗教改革及论述中国穆斯林特性的政论文章。
《小学教典课本》
中华民国十四年(1925)由京师公立第二十小学校编辑和出版,具体由杨崑(字璇圃)编辑,马松亭、安静轩、王友三、杨静轩、马善亭、韦耀先阿訇等参订,北京光明印书局《穆声》报社印刷。是有关讲述伊斯兰教教理和教条的普及性教材。它专供清真寺兴办的经汉小学三、四年级以上的学生使用。全文21个版面,共42页。
《天方奇观》
又名《卜合提雅勒传》,直隶(河北)迁安县李廷相(李虞宸)译著,中华民国十四年(1925)由南京草桥明德书社刊印和发行。全书十卷(章),总计27300字,通篇讲述阿拉伯人卜合提雅勒的一生。译者以阿拉伯的奇闻轶事用以启发读者的兴趣,籍以劝进教化,同时阐述伊斯兰教的善恶报应思想。由于译者介绍了阿拉伯民间故事和传说,因此该书体现了中国和阿拉伯的文学交流的早期成果。
《中阿要语合壁》
又名《中阿字典》,马善亭(马德宝)编译,北京牛街丁家胡同门牌四号马宅发行,北京法轮印刷局印刷,中华民国十四年(1925)出版。是中国伊斯兰教史上出现的第一部大型的中阿字典。全书150余页,包括知非子的叙和马善亭的自叙,编辑略例,51个分类的词汇,附录包括几个文件和阿拉伯文写的后记等。字典收集了阿拉伯语词汇和短句接近6000个,是民国时期中国穆斯林学习伊斯兰教典籍和阿拉伯语的重要工具书之一。
《穆民教女歌》
严范孙原著、范槐堂增补和修订、孙芝山捐印、京师警察厅吴总监写序,刊印于中华民国十四年(1925),是模仿“女儿三字经”的形式教育穆斯林妇女的通俗读物。全书6个版面,共12页。在宣传伊斯兰教教义思想的同时,也以儒家传统思想约束穆斯林妇女以适应中国传统社会的生活环境。
《明德月刊》
由天津回教联合会出版的伊斯兰教刊物,这里是第四期,出版日期是中华民国十四年(1925)二月。栏目包括社论、国外新闻、译作、特载、论评、来稿、文苑、专著、小说、会务报告、附刊等。此期登载马宏道写的社论一篇、王静斋阿訇文章四篇及其他穆斯林学者文章多篇。是研究天津地区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社团情况的很有价值的史料。
《明德报》
由天津西头小伙巷清真大寺后松寿轩曹恕伯个人编辑出版。第一期系曹恕伯自费出版,读者按半价订购;第二期系集资付印,因此赠阅。此刊是第二期,出版日期是中华民国十四年(1925)三月。据编者叙述,《明德报》是因为《明德月刊》发行三期后停版,天津回教联合会中的个别人就接管了出版事宜,发行《明德报》。没想到该报的出现使得《明德月刊》而复活,出版了第四期。该报首页有天津回族知名人士时子周先生写的《曹恕伯先生小传》,接后有马君图等先生写的《序》。《明德报》分有“讲道”、“教论”、“道德”、“教育”、“国粹”、“卫生”和“报告”部分。基本上是曹恕伯一人的文章或诗文。对于研究天津的伊斯兰教有一定的价值。
《清真蒙引歌》
中国伊斯兰教中回民穆斯林流传的伊斯兰教三字经,也称“天方三字经”,供男女老少诵读的学习伊斯兰教的基本教材。北京清真书报社于中华民国十五年(1926)重新刊印。它在宣传伊斯兰教教义的同时吸收了一定的儒家思想和中国文化传统。
《新译髑髅叹》
直隶(河北)迁安县李虞宸(李廷相)阿訇译著,中华民国十五年(1926)由南京草桥明德书社马宅刊印发行。全书以四字一句的诗歌形式描述圣人尔萨与一复生的死人髑髅的对白,阐述了伊斯兰教对于生死观的态度。
《正教须知》
广东珠江金澍田编译、其子金守金校刊。出版年代约在中华民国十六年(1927)。是阿汉对照的中国伊斯兰教训蒙功课教科书。内容包括一些《古兰经》经文、礼拜祷告词、宗教格言、颂圣诗词、教义问答等,具有解决穆斯林做礼拜和履行宗教职责这一重要问题的实用教材。
《华亚字典撰要》
北京马德宝(马善亭)阿訇编译,龙泉孤儿院石印科印刷。年代约在20世纪20至30年代。是一本简明的阿汉词典。分二十一个门类,收词大约近千。是帮助中国穆斯林学习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经典的工具书。马善亭是北方的著名阿訇,他编译的阿汉字典是中国最早刻印的阿汉语言工具书之一。
《大同元理》
滇南穆斯林李衠编译,啸翁序和跋,中华民国十六年(1927)由北京牛街清真书报社刊印。全书14个版面,共28页,约5500余字,系有关伊斯兰教的宗教比较学著作。作者李衠以编译的形式阐述了他对各宗教的评价,旨在弘扬伊斯兰教的教义。作者在序和正文的十七章中以卫道士的身份针砭了其它宗教,最后指出伊斯兰教是人类发展的最正确的道路。在论述中,作者显然受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一定影响。
《十等复生》
云南玉溪马玉龙(马瑞图)阿訇著述,中华民国十六年(1927)由北京牛街清真书报社刊印。全书10个版面,约20页,总计4000字。它以7字一句的诗歌形式阐述了伊斯兰教的两世观,是流传西南地区穆斯林社团中的通俗教育读物。在介绍伊斯兰教信仰和末日、前定、复生等教义思想的同时,也宣传了与伊斯兰教相符合的儒家思想的一些价值观念,反映了中国伊斯兰教中受儒家传统文化影响的轨迹。
《续天方三字经》
受刘智的《天方三字经》影响而改写的伊斯兰教通俗启蒙读物。北京牛街清真书报社于中华民国十七年(1928)刊印。末尾附录湖北省著名经师马明龙(马铨)注解《醒世格言》为叙以及锦城王吴氏敬送的题记。全书23个版面,45页,总计约2000字。通篇讲解宇宙的起源、伊斯兰教的创立、伊斯兰教信仰、功课和伦理道德等,以中国传统三字经形式宣传伊斯兰教义和礼仪。
附录
《耶教辩正》
又名《耶苏天主辨》,阿拉白氏甫蒿原著,无名氏译于新加坡默思礼拜堂。出版年月不详,大约在20世纪早期,因作者说他在光绪十五年(1889)路经香港时得悉广东耶稣教中设立笔会邀请读者写关于耶稣的文章,作为回报,笔会奖励稿费和《圣经》。作者由此萌发写作批判天主教的“讹误”。全书九个版面,18页,总计约3500字。作者是阿拉伯人,而译者应该是居住于新加坡的华人穆斯林,或者是回民穆斯林。作者站在维护伊斯兰教的立场上指出了天主教徒违逆了耶稣的基督教思想。作者同时还宣传了伊斯兰教的教义和信仰。该书对于研究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关系有一定的价值。
《回耶雄辩录》

王静斋(文清)阿訇根据印度穆斯林亚布敦拉君原著翻译,天津黑硕彦校正,东亚蚩夫于山东恩县宋庄清真寺作序,天津晨钟报馆印于中华民国三年(1914),天津文秀斋总发行。全书49页,记述印度一位叫普凡德先生与穆斯林毛拉之间的辩论,争论的焦点是《古兰经》和《圣经》何者是真正的经典。此译作是了解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就教义方面论战的重要资料。

中国社会中的伊斯兰教:和谐发展中的求同存异

中国社会中的伊斯兰教:和谐发展中的求同存异

相比佛教、道教和儒教的典籍整理和出版,中国伊斯兰教的典籍出版和整理的系统工程相对要迟缓一些。我们这里除了有一套《中国回族和伊斯兰教典籍汇辑》以外,好像在出版中国伊斯兰教的汉文著述,特别是从中国穆斯林学者角度撰写的宗教著作的汇编是很少见之于世。那套《中国回族和伊斯兰教典籍汇辑》还是上世纪80年代时期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整理出版的,包括的书种类不算多,但是填补了中国文化史上有关中国伊斯兰教界为学术研究和维系宗教传统而系统地出版文献著作的空白。如今,上海古籍出版社决定出版又一套汇编了从清朝到民国中期的由大多数清真寺自行出版的并由中国穆斯林学者著述的伊斯兰教典籍文献集,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事件。在此付梓之际,我们很想把出版这套中国伊斯兰教典籍选的目的和长久的思想心路旅程呈现给广大读者以分享这份欢愉。
1,中国伊斯兰教发展的漫长曲折历史
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已有1350多年的历史。虽然与中国本土宗教的历史相比,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占据的时间段不算很长,但目前已发展到拥有4万座清真寺,宗教寺庙数量在全国各宗教中雄据第一;加之有10个少数民族信仰伊斯兰教,总计人口达到2000多万,也占少数民族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强。与其人口规模和分布的地理区域范围相比,伊斯兰教的影响远远要超过上述的统计数字所显示的象征力量,这因为中国伊斯兰教已经成为中国华夏文明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我们周围生活的穆斯林群众也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近邻和兄弟朋友。放眼现代化的都市社会上海,行走在大街上就很容易看见外地穆斯林开设的清真餐馆和兰州牛肉拉面馆。当伊斯兰教的节庆来临时,上海7座清真寺周围的居民小区和街坊就会目睹成群结队的穆斯林群众礼拜和喜悦欢庆的壮观景象。如果从中国的东南沿海顺着到西北边疆地区的方向沿途考察,伊斯兰的文化氛围和生活特点随着西向将会愈加浓厚,你就会真切感觉到穆斯林生活方式和它所代表的伊斯兰文明是中国多元文化和多元社会中的一个闪闪发光的亮点。
面对日益走近我们生活的中国伊斯兰教,我们必须了解它和理解它,同时还必须热情地接纳它,让它与我们和谐相处,共生共荣,为建设伟大和灿烂的中华文明贡献所有的力量。那么怎样理解中国的伊斯兰教,如何学会与中国穆斯林共同相处?学习和了解中国穆斯林先贤们撰写的有关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化的著作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共建和谐社会、使伊斯兰教适应中国现代社会的建设以及让宗教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相适应的艰巨努力的重要组成部份。为此,我们编辑和出版了收集到的近50种、过去一直珍藏在纽约公共图书馆中,它的内容包括从清季到民国中期时期在穆斯林民间出版的中国伊斯兰教典籍文献。
如同这些简朴的木刻版本或石印版本的中国伊斯兰教典籍那样,中国伊斯兰教的1350多年的历程是曲折和不平坦的。伊斯兰教进入中国是在盛唐,当时穆斯林的商人和外交使节来到长安和南方及东南沿海的港口城市行商贸易或亲善修好,许多人就定居下来与中国妇女通婚,生儿育女并形成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穆斯林社区或社团——当时在史书上作为“蕃坊”记载的聚集点。当然还有一部分穆斯林士兵在“安史之乱”被平息后被唐朝政府作为朝廷对其战功的奖赏而安置于秦淮地区并获得永久定居。在“蕃坊”中生活的穆斯林虽然与中国妇女通婚,但在文化上相对保留了他们来自于西域故乡的独特性。他们仍然依照阿拉伯、波斯和中亚地区的伊斯兰生活方式在“蕃坊”中日常起居。他们建造的一些清真寺典型地反映了西亚和中亚的伊斯兰教建筑风格,像广州的怀圣寺和泉州的圣友寺等。当然,也有些清真寺是结合了中国寺庙建筑风格而修建的。尽管已在中国生活多年,这些外来穆斯林仍被当地人称为“胡人”或“胡商”,或“蕃人”、“蕃商”,很少与他们周围的中国市民社会发生密切的交往和联系。因此在唐末的黄巢农民起义中,广州的外国商人包括大多数穆斯林商人遭到了农民起义队伍的洗劫。在扬州田神功率领的地方军队也对那里的穆斯林商人进行了劫掠和杀戮。这种相对隔绝于世的“蕃坊”生活一直延续到宋朝。唐宋时期,伊斯兰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除了在经济和贸易以外,很少体现于中国主流文化和大众社会。这种文化上的隔绝和互不交通在杭州酿成了“蕃坊”中的新婚穆斯林夫妇举行伊斯兰文化形式的婚礼时与穆斯林客人一起被站在屋顶上好奇地偷窥的汉民邻居重压塌垮砸死的惨剧。
此后蒙古人入主中原并建立了元朝。蒙古游牧民族的军队首先是征服了中亚和西亚某些地区之后再征服了中国的,因此在蒙古人的军队中裹挟了大量色目人或回回士兵、工匠等。虽然回回穆斯林在蒙古人统治的元朝其地位和待遇相比大多数汉族人一般要优越得多,但他们的宗教信仰和独特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他们仍然受制于蒙古人并且与中国社会的绝大多数居民汉民族保持了较少的联系而游离于主体中华文化之外。除了与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妇女大量通婚以外,回回穆斯林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上的相对优越性,加之在财政收税、工商行政和军事征战方面的深入参与蒙古人贵族的统治而成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因而与汉民族有一定的隔阂,因此在朝廷中,色目官员与汉族士大夫阶级的关系时有紧张。随着元朝末期的社会矛盾的加剧,明末农民起义在推翻元朝蒙古贵族的统治斗争中也有迁怒于包括回回穆斯林的色目人群体的现象。这说明中国普通民众对当时承载伊斯兰教的“回回遍天下”的分布格局和文化生活方式是不甚了解的,更谈不上对穆斯林的宗教有本质上的理解和沟通。尽管一些穆斯林出现了“华化”的情况,并且如元代定州清真寺碑文记载的对中国伊斯兰教的介绍及以儒家思想文化的术语阐述伊斯兰教点滴知识,但中国士大夫阶层和社会主体文化界对伊斯兰教是很陌生的,并对伊斯兰教有着一些误解和错误的认识。
朱元璋建立的明朝恢复了汉文化为中心的封建道统和纲常礼制。他颁布的禁止色目人穿胡服、说胡语、用胡姓等文化专制主义政策以及禁止色目人同类通婚的社会歧视政策加速了回回穆斯林的“华化”潮流,其结果是回回穆斯林被强制性地接受汉文化和部分的汉生活方式,被强制性地融入中国主体文化之中。明朝帝国的文化同化政策的直接结果是绝大多数色目人和回回穆斯林的“母语”几乎丧失殆尽、生活习惯的汉化以及身份认同感的逐渐淡化。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仍然坚持伊斯兰教的信仰,许多与伊斯兰教信仰密切相关的穆斯林生活方式和传统习惯仍然被坚持下来了。这种伊斯兰教和华夏汉文化的双重影响和互动作用在明朝生成了一个新型的社会群体——说中国话的、呈现较多汉文化印记但坚守伊斯兰生活方式的中原回回穆斯林,或今天称之为回族穆斯林。接受汉文化和积极地参与中国主体文化的活动和发展使回回穆斯林宗教学者及知识分子们能够普遍地以汉语的媒介形式来阐述伊斯兰教教义和伊斯兰信仰,这为中国汉族知识分子和民众对伊斯兰教的正确了解和认识提供了可能性,也为中国伊斯兰教在理论和思想观念上系统地吸纳儒家文化和伦理道德观铺平了道路。回回穆斯林群体或回族穆斯林的形成为中华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中国伊斯兰教的形成做了组织上的准备工作。这时期的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的创始者陕西学派的先师胡登洲将部分汉文化吸收进以清真寺为基地的中国式伊斯兰教育制度,即传统中国经堂教育,开创了与中国旧式私塾教育制度相平行的中国伊斯兰教教育新模式。胡登洲兴办的经堂教育为此后的以儒诠经或以中国传统宗教的专门术语解释伊斯兰教教义提供了适宜和可行的良好条件。
自明末以后,回回穆斯林学者詹应鹏、张忻、张中、王岱舆和伍遵契等开始著书立说,撰写了一些阐述和宣传伊斯兰教教义和礼仪制度的著作。这些回回穆斯林学者写作的用意是很清楚的:首先是让外人、特别是中国社会的统治者士大夫阶层和儒家知识分子了解伊斯兰教,其次是让外教人像佛教徒和道士等明了伊斯兰教的教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让教内不懂阿拉伯文但掌握了较高的汉文知识的回回士绅和知识分子了解和掌握自己母教的教理,以便回归为一个真正的穆斯林。张中和王岱舆在用汉文著述伊斯兰教著作的同时,大量地使用了中国儒家学说特别是宋明理学中的哲学术语和思想观念阐述和诠释伊斯兰教的真主独一思想及一神论信仰,同时为伊斯兰教规定的特殊生活方式和礼仪规章制度等作了有力的辩解。后来的学者像马注、刘智、马德新和金天柱等更进一步地沿着“以儒诠经”或“以儒释经”的方向系统地介绍和阐述了伊斯兰教的教义和礼仪规制等内容。清朝后期的回回穆斯林学者还以汉文部分地翻译了《古兰经》的有关章节及伊斯兰教的某些经典文献的基本内容。
不幸的是,清朝中期和末期期间,由于中国社会内部经济和政治矛盾的加深及社会矛盾不断恶化,中国西北和云南发生了一系列的教争和大规模的回汉械斗及流血冲突。此时,清王朝政府的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也在深化,加之统治阶级在处理回汉冲突的案例方面失衡和蓄意的歧视政策,致使个别地方性的回汉冲突发展为整个西北和西南地区性的大规模的回回民众与清政府的尖锐矛盾,于是爆发了激烈的武装流血冲突,并导致了清政府对中国穆斯林民族实施了种族灭绝性的大屠杀。19世纪回民穆斯林大规模的反抗清政府的起义以及一些地区发生的回汉之间的相互仇杀也暴露了伊斯兰教与儒教等传统中国宗教之间缺乏互相对话和交流的机制和渠道,也暴露了回回穆斯林社团与汉族社团之间未建立起公平、公正地调解纠纷和化解矛盾的横向沟通机制和组织体制。中国封建社会的那种过分依赖大一统的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和庞大的国家机器来包办处理一切社会矛盾和垂直划一式的行政干预显示了封建专权制度的极大弊病。同时,19世纪发生的西北和云南地区的回民起义和反抗斗争也显示了中国穆斯林先贤在汉译和汉文著述伊斯兰教的教义书籍是帮助中国社会理解伊斯兰教的极其重要的文化和精神财富。19世纪的穆斯林民族反抗和斗争恰巧证明了“以儒释经”的中国伊斯兰教汉文著述没有普及到整个中国知识界和社会的各个阶层的缺陷,同时也没有在回回穆斯林群众自身中获得普及和深入理解,由此,对伊斯兰教的误解和对伊斯兰教信仰的正确掌握不够的社会缺失现象和社会体制的弊病都推波助澜地加剧了这场大规模的流血冲突。
中国穆斯林反抗清政府的民族压迫和宗教歧视性的统治被血腥镇压后,一部分穆斯林知识分子痛定思痛,在汲取以往的历史教训后,他们发奋图强,大力兴办伊斯兰教育和倡兴伊斯兰文化。像马联元这样的学者竭尽精力兴办经堂教育,并且在胡登洲先生兴学的基础上更加注重汉文知识的学习和经堂教育中对中国文化的吸纳。马安礼、马元章、马启西、杨敬修、虎嵩山、纳润章和其他一大批回回穆斯林学者和宗教家们以更大的热忱投入了用汉文或经堂语来注释伊斯兰教经典,并用儒教和中国其他宗教的术语、观念来诠释和阐述伊斯兰教的教理和教义基本知识,这就把清末和民国前期期间的中国伊斯兰文化运动和伊斯兰教振兴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
我们在这里展现的就是近50种以清真寺为核心在民间社会刻印和传播的中国伊斯兰教典籍。它们的存在和保存象征着清季至民国时期中国伊斯兰教界曾经掀起的一场前所未有的文化复兴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是中国穆斯林知识分子在回回民族经历了灭绝性的大屠杀之后为保教保民、重新振兴伊斯兰文化的坚强决心和坚忍的毅力。我们从对这些著作的学习和分析中可以了解中国回回穆斯林民族的特点、个性和思想,以及学会如何在中国社会中与他们和平相处的方法和道理。此外,这些来自穆斯林学者的著作还有助于我们如何看待伊斯兰教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以及它与其他中国宗教和外来宗教的互动关系。因此,出版这些中国伊斯兰教典籍的文化建设努力仿佛是向中国社会的广大民众提供了一部宗教文化选修课的基本教材。我们期望穆斯林群众与非穆斯林群众都能从对它们的阅读中获得教益和理智的开启。
2,中国伊斯兰教和中国穆斯林民族的特点
中国伊斯兰教并非是空洞或抽象的精神说教和信仰信条,而是有着广大坚实的承载实体,这个实体就是包括信仰伊斯兰教的回回穆斯林民族。作为少数民族,特别是被包围于一个汉文化或儒释道三教合流的宗教思想占绝对统治地位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回回穆斯林通常是依附于中国社会中的统治阶级而获得生存和发展的社会群体。从唐宋一直到民国时期的这一长段历史中,应该说大体上是如此的。这是由于中国伊斯兰教的承载体——回族穆斯林的先民在其早期发展历史上通常以客居身份的性质所决定。不管是阿拉伯商人或波斯胡人移居中国,还是后来跟随蒙古人作为征服者占据中国的西域士兵和工匠等,他们都必须获得他们所依托的统治者的允许而落居汉族和其他土著居民生活和耕种的地方而居留生存。作为少数人的群体,且是客居的,当与他们周围的多数人群体一起生活相处时,他们必须在一定程度上低调生活。尽管他们中的许多人在经济和政治地位上优越于大多数汉族老百姓即主体民族,但他们仍须事事谨慎,努力保持与中国统治阶级的友好关系,以有利于回回民族的最大生存空间的发展并争取获得最大的机遇。在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发展的历史上,回回穆斯林从唐朝到中华民国一直与武职和军事性的职业联系密切。这种较大的参与军事行业的特性使得回回穆斯林能够参与统治阶层的工作并与中国社会的皇权政治保持比较融洽或忠心协助的关系。另外,伊斯兰教是一个非常入世的宗教,许多回回知识分子参加科举考试而进入中国士大夫阶层为官,特别是在元朝,由于回回穆斯林的特殊地位而广泛地参与蒙古贵族对中国的统治而取得很高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并显赫一时。回回民族积极参加政治和社会活动造就了这个独特的宗教信仰组织能够与整个统治阶级保持着较好的关系,并在社会变革和危机时期中能够居危而安。当然,只是到了晚清时期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的情势下,局部地区的穆斯林群众与清政府和地方政府发生了对抗。即便在这样激烈的流血冲突中,我们仍然看到了一部分回回穆斯林士绅与统治阶级保持着良好的交往关系,甚至参加了朝廷政府对穆斯林起义斗争的镇压及后来的安抚工作。由此观之,作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中国伊斯兰文化基本上依附于中国主流文化而长足发展,它不可能独立于华夏文化框架之外获得生存的。不是这样的话,我们无法解释在一个与伊斯兰社会非常不同的东方儒家文化国度里,中国穆斯林生活得到了长期的稳步发展以及中国伊斯兰教能够在昌盛的中华文化大家庭中获得比较显著的一席之地。
担负中国伊斯兰文化发展使命的中国穆斯林因为处于跨文化的交叉位置,因此相比其他宗教团体和信仰民族而言,他们有着相对更为广阔的视野和胸襟,在处理各种事件和位于各种变化的环境中具有更为灵活的手段和务实方法。因为置身于伊斯兰文化和中华文化交叉区域中、伊斯兰教信仰和中国传统宗教信仰的交互影响下,中国穆斯林能够调动和利用更多的社会资源和人文资源去进行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最大优化效果的努力。从中国穆斯林在商业、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等方面的经济活动成就来看,他们比其他民族和社会团体、社会阶层有着更广泛和深层的网状联系和多维交际手段。比汉民族和其他民族的相对单向思维和单向行为的习惯要容易吸取两种或多种文化或文明的优秀成果而游刃有余地拓宽生存空间。虽然是少数民族,但在社会竞争和经济竞争中,穆斯林总能集中优势胜过多数民族而在较短时期内取得上手。中国穆斯林民族是中国少数民族中大概是唯一能与多数民族——汉民族和平竞争、较量和一度并驾齐驱的民族。可见,虽然是一种附属于华夏主流文化的亚文化,中国伊斯兰文化却是融合了其他文化优秀成分的混合型文化,具有包容性和兼纳吸收的特性及灵活应变的能力和适应时世的机智。凭借这样的跨文化的智慧和能力,中国回回穆斯林能够经历巨大的沧桑变动而一直在发展和不断兴旺,百折不挠而向上前进。
中国穆斯林在伊斯兰教一神论思想的指导下,有勇敢的开拓精神、冒险精神和献身精神。他们有勇往直前和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能够为正义和公平而积极地争取自己的权利。他们在险恶的环境中能够保持坚忍的本色和吃苦耐劳精神,能够以严格的纪律约束自己,这与宗教信仰淡薄的人或没有宗教信仰的人相比有着本质的区别。由于伊斯兰教的教育和作用,中国穆斯林民族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最刚强和最勇武的民族之一。从航海事业中能够七次率大型船队下西洋通好、进行远洋贸易和考察的郑和到历史上以英勇善战的回回军和骁勇的回回武将比如左宝贵等在反击侵略和守卫疆土、维护一方平安和秩序的战斗中作出了极大的牺牲的事例可以充分证明这样的特性。可见,中国伊斯兰教具有较强的组织性和军事性的特点,在社会斗争中展现出伸张正义和主张社会平等和公正的强烈倾向,在社会生活中富有战斗性,能够为受压迫者鸣不平而赴汤蹈火,勇于献身。他们的勇气和牺牲精神为他们获得社会的尊严地位和经济自足的地位,使社会其他阶层和团体不能轻视和欺凌他们,有时候不得不给予他们特殊的照顾和亲善待遇的额外权利。
中国伊斯兰教信仰陶冶的中国穆斯林具有极强的凝聚力和团结性。由于穆斯林惯有的特殊生活方式和习惯,使得穆斯林见面后觉得格外亲切。中国穆斯林自古有句谚语:回回千里行路不带粮。这就是说,一方的回回穆斯林出远门到了其他地方,遇见外乡的穆斯林总能得到非常友好的款待。这样好客的习俗和对待同教人亲如兄弟和手足的感情,辅之以信仰的维系和联结,将散布于天下各地的穆斯林团结起来,拧成一条心,为自己本教门的事业奋斗,为自己本教门教亲的权利和利益抗争和维护,真正集合在以清真寺为中心的教坊或社团这样的宗教组织中。同时通过伊斯兰教节日的庆祝活动、经堂教育中老师和学生的流动、穆斯林之间的婚姻、教职人员的聘请、经济上的经商和贸易活动、到麦加的朝觐旅途游历,人生阶段的重要礼仪比如殡葬礼仪等扩大社会组织网络维系,所有这些社会的、宗教的、经济的、教育的、生活的和生理血缘纽带的关系,都把大分散居住和小规模聚集的回回穆斯林连接为一个相对团结和有着坚强凝聚力的宗教和民族群体,或称之为“宗教-民族社会”。他们一方有难就会八方支持,其社会活动圈、生活交往范围和人员调动能量比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要大得多。加之他们极富纪律性和组织号召能力,中国穆斯林民族的机动性非常强,因而其宗教活动和社会活动常常是跨地区和跨疆域的,能够应付险恶和悬殊不利的环境和条件。这个特点或穆斯林“乌玛”(阿拉伯语,即穆斯林民族)精神与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的汉民族群众那种固着于土生土长的一方乡土的特性有着极大的区别。当然,中国穆斯林的团结凝聚力有其巨大的优点,但是,如果运用不当,甚至将这样的凝聚力用于个别人或某一小团体的私利或不义、贪欲之心,那么它就会违背伊斯兰教的初衷,甚至伤害其他社会群体的利益。由此,中国伊斯兰教不是分散的或地域性的宗教,而是相对统一的、全民性的富于纪律性的宗教,这样的宗教与民族社团紧密结合,这在传统中国社会是非常独特的或罕见的。
如果说中国穆斯林和伊斯兰社团在社会政治和经济活动中呈现外向性和扩张性特点的话,但在宗教信仰活动方面,中国穆斯林和伊斯兰社团却呈现了极大的内向性和封闭性特点。如前所述,中国穆斯林有其特殊的生活方式和习惯,有其特殊的宗教礼仪和礼俗。伊斯兰教是一整套生活方式而不纯粹仅仅是精神性的信仰和思想观念。一个穆斯林除了信仰以外还必须亲身实践,即把伊斯兰教的教义和信纲体现到他的生活中去。因此,穆斯林的生活习俗包括饮食习惯和宗教仪式,这些与其他宗教团体有显著的差别而成为穆斯林民族文化的不可分割部分。这些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的差别在与汉民族的社会生活相处中曾经发生了误解和摩擦,历史上有过一些很不愉快的事件,加之清朝统治者对回回穆斯林的起义进行过野蛮的镇压和屠杀,这些历史上带来的创伤造就了中国回回穆斯林在宗教信仰方面的内向性格和相对的封闭性。比如由于不同的生活习惯,特别是中国穆斯林的不食猪肉等独特的生活禁忌,他们就自觉地限制了与非穆斯林的交往和沟通。如果长此以往或日积月累地继续下去,这样的交往和沟通变的越来越少的话,就会非常容易地形成中国社会中的非穆斯林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生活方式的严重误解和很大的隔阂,甚至有时会发展为敌意或敌视现象。如果穆斯林群众对这些外界形成的误解和成见不作解释和对话讨论的话,同时把这样的社会误解看作是蓄意的敌视和歧视,因而在思想感情上形成疙瘩、偏见而更强调宗教信仰的严密性和内向性的话,那么这样的双向性的偏见和误解只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式的社会矛盾和民族隔阂,对社会稳定和和谐发展相当不利。因此,这种宗教信仰的内向性局面急需中国穆斯林学者出来介绍自己的宗教信仰,讲明自己的教理和教规内容,让非穆斯林更加理解伊斯兰教和伊斯兰生活方式,同时也急需汉族学者出来介绍伊斯兰教的教义和穆斯林生活方式及伊斯兰文化知识。所以,我们现在出版中国伊斯兰教典籍在架设理解和沟通的文化桥梁上具有重大的意义。由此观之,中国伊斯兰教是一个民族性的宗教,是与一整套严格的生活方式紧密联系起来的宗教,也是一个不注重向外传教而比较内向和相对自我封闭的传统宗教。
中国回回穆斯林在信仰方面总体上比较坚贞,即守着圣贤留下的传统,即便星转斗移,外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即便朝代更替,时光流逝得太急促,他们也毫不动摇地驻守着信仰的阵地。这种对信仰的坚守是体现于对伊斯兰教规定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起居相关的礼俗制度的执著维护和坚韧保留。回回穆斯林就是靠着这样的顽强精神和信念能够在强大的汉文化的包围和熏陶下没有被同化,他们基本的生活习惯像禁止食用猪肉,丧葬中不用棺木而使用白布包裹尸体、用土掩埋落葬、注重宗教仪式的婚姻嫁娶等独特的风俗被认为像宗教信仰那样至关重要来保护和传承。许多回回穆斯林社团所用的语言仍然保留了几百年前民间方言的特点,饮食起居、房间摆设和家具式样等仍然按照旧时的习俗方式。甚至新娘结婚的头饰和装束仍旧反映了明清一代的农村民俗遗风。这种对古老传统的执着坚守和保留体现了中国穆斯林对信仰的忠贞坚守态度和严格认真精神。在信仰方面的维护和忠贞态度方面,很少有其他宗教团体可与中国回回穆斯林的保守性和严格态度相媲美的。在世界宗教史上,很少有像中国回回穆斯林那样在强大的儒家文化氛围中坚守伊斯兰教信仰而基本不变的范例,而犹太教、景教、摩尼教、琐罗亚斯德教(祆教)、印度教等却在这个宽宏大量、海纳百川和不注重超验宗教传统的东方国度中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得几乎无影无踪。简言之,中国伊斯兰教是一个非常传统和比较严肃保守的宗教,有着很强烈的文化传统特点和历史连续性。但是,可惜的是,如此超常维护传统和独特民俗的宗教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之内最容易遭到社会的误解和不善对待,也常常容易为自身群体中个别不良分子的行为而铸就强烈的社会偏见而受到社会歧视,最终酿为悲剧性的事件。
3,中国宗教与伊斯兰教的文化类同性和相似点
不少学者都将传统的东方社会归入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因而奠立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中国传统宗教与伊斯兰教都以强调社会集体共性的重要性而不很赞同或突出个人主义来运作社会发展。这与希腊罗马的城邦国家和公民社会的发展模式有着很大的差别。虽然有些学者对上述的观点难以苟同,但毫无疑问的是,华夏文明的儒家社会和伊斯兰社会的确强调集体的纽带和社会整体性的协调一致。因此,在中国传统宗教和伊斯兰教中能够耦合的地方是个人利益必须服从集体利益的专政思想意识,即个性发展必须让位于集体和社会的总体发展。在整体面前,个性必须淡出和消弭,因为集体社会的利益把握和代表了个人的利益,而过分地强调个人利益则会与集体的利益相冲突。这种集体高于个人的传统又恰恰与封建专制统治政体的牢固性是非常合拍的。这也是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在经历了灿烂的中世纪文明后进入了近现代工业大革命和高科技发展时代中就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较难担当起领导世界的责任了。也许过度强烈的集体意识感和过度的权力集中机制窒息了个人独创的天性和能力,这使得西方列强和殖民主义乘势而入,一度将伊斯兰世界和清帝国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社会。
强调领袖的模范示范作用,以榜样的力量来维系社会秩序,特别是中央大一统的政权在统治国家和管理人民中的作用中,中坚领袖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无论是中国宗教抑或是伊斯兰教都突出领袖的模范作用,认为英明的领袖是领导国家和民族的理想典范。在伊斯兰社会中崇尚先知穆罕默德和正统哈里发的伟大品格和历史作用;同样,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天子或皇帝如果是正直和有才干的话,那么这样的明君就为天下作出了最好的榜样,由此就会国泰民安,社会繁荣富强、文化昌兴。依靠领袖的表率作用和个人魅力去指导民众和治理国家是东方宗教中的政治学理论的基石,也是东方生活方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领袖通过国家机器又通常治理和领导着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东方社会的权力又常常在统治阶级或皇室家族内部得到继承和延续。为了使继承和延续能够顺利进行,统治阶级发展了一整套维护正统权力的理论,这样,维系纲常伦理正统的思想意识形态就被吸纳为传统中国宗教和伊斯兰教信仰体系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因此,伊斯兰社会和传统中国社会一样,在其漫长的历史上出现了王朝统治不断延续的现象,集中体现了中央集权体制的超稳定状态。这种超稳定状态在现代多元化社会发展中显得太笨拙了,失去了历史上曾有的活力和生机。
强调家庭、氏族和宗族的纽带同时也强调信仰和信念的召集力量。作为东方社会的基础,家庭、氏族和宗族等社会基层单位在维系整个东方社会结构上承担着非常重要的功能。整个国家和社会的统治基础是从家庭为核心的宗族、氏族或部落组织展开的。这种注重血缘、亲缘和亲族、朋友联系的社会建制再加上信仰和信念为特色的宗法制度紧密结合一起构成了典型的东方传统社会,这种东方传统社会组织是衬托伊斯兰教和儒教这样上层建筑重要部分的根基和基本结构。两个社会在家族、血缘和亲友关系的框架里都注重人际交流和人情,都以编织自己最大的社会关系网来获得社会资源,争取事业和工作的成功。当然,这样的以血缘和家庭、亲友感情联结的社会纽带在现代社会中不免带有狭窄和偏颇的弱点而容易产生裙带关系和任人唯亲的弊病,有时导致腐败现象不能有效遏制的情况。
强调等级制度和尊卑有序、男女有别、长幼次第有异的社会制度和等第秩序及差异。在以往的伊斯兰社会和中国传统社会中,一个重要的特点是维护等级制及强调维护社会秩序和等第的差别。这种贫富差别和社会单位的差别、性别差别、出身门户的差别和阶级地位的差别在强调正统和道统理论的东方宗教中都得到严格的承认、法定和遵守,并且在宗教信仰上归结为宿命论或前定。在这种宗教信仰体系中的天命观或前定信条规定了人的安分守己和安于现状的性格和价值观以及在生活中的固定地位,而把任何破坏这样等级制度的举动视为“僭越”而受到严厉处罚。严格的社会等级制不利于人才的升迁和流动,阻碍了人类积极性的调动和发展,同时也难以遏止因等级制度而带来的腐败现象和官僚迂腐风气,难于发展良性的健康社会肌理和组织。这也是两大社会在近一百年里屡受挫折和元气大伤的原因。
强调正统和保守,维护传统而反对标新立异。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化为代表的华夏文明由于其超稳定的社会机制而都强调正统和传统的时间延续性,维护既成事实和圣贤传承下来的社会秩序和礼仪规制。它们都对改革和变化持非常慎重的态度,不轻易废除前人确立、后人采纳并延用了很长时期的规章制度和体制。改变既得利益的改革和变动容易遭到社会精英的抵制和反对。由于东方国家大多拥有众多的人口和有限的资源,任何触及社会现存秩序的改革都被统治阶级视作为容易破坏社会的稳定和团结,因而,东方社会很难为变动和改革带来的不利因素及社会动荡付出它们自认为昂贵的代价。这就是为什么“标新立异”的举措和行动通常会遭到伊斯兰社会和儒家社会这些代表东方社会组织的批评和打击。这两个社会都毫不例外地强调渐进式的社会改良,而不认同剧烈式的社会革命。但由于历史发展阶段中出现的死气沉沉和日益僵化带来的停滞不前而积累了重重矛盾又容易酝酿和爆发出激烈方式的社会革命和社会动乱,因而造成断裂性的社会灾难、混乱和间断性的文化、文明的衰落。
强调礼仪和教育,注重思想意识形态的灌输在整合社会中的作用。还使得伊斯兰文明和东方文明产生共鸣的是,双方都重视礼仪规矩和重视孩子们的教育。礼仪和仪式是维护社会等第和增强社会凝聚力的手段,教育是培养社会适用人才和延续社会传统的保障。通过礼仪和教育向社会成员灌输社会责任和义务,强调道德伦理的教化作用,通过道德的教化来维持社会的纲常伦理和社会稳定。像这样的礼教的实质是维护宗教制度和纲常伦理,如同回回穆斯林经常说的那样:“教兴族兴,教亡族亡”。礼教的实行是与宗族和民族的生存联系一起的。当然礼教和思想意识形态的强制灌输对社会的稳定和秩序的维护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另一方面,它们又会容易扼杀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阻碍鲜活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强调节俭,反对奢侈浪费的生活作风。伊斯兰教反对生活上讲奢华和排场,反对过分。在儒教文化传统中,生活方面的骄奢淫逸更是为社会伦理所不齿。两大宗教传统都提倡俭朴和节约的生活,消费适中,为人清廉,为社会公益谋事。伊斯兰社会和儒家文化占主体的中国社会在生活方式上都以俭朴的圣贤为楷模,把社会和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在用度上也强调量入为出的原则。这种节约和质朴的生活态度是东方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重要参照尺度,也是伊斯兰社会和儒家文明社会的经济发展政策和方略。虽然节俭的生活作风能够加速社会资本的积累和调动,但它的消极后果却是难以刺激资本市场和消费市场,因而难以推动现代规模的市场开拓和发展。
在为人处事方面,伊斯兰教和中国宗教各自熏陶和耳濡目染的东方社会非常强调宽厚仁道的人情规则,而不太注重机械地照搬规章制度来管理社会。儒家政治以仁政为目标,伊斯兰社会的政治也以和平和宽容为宗旨。在调解社会矛盾或化解社会紧张关系方面,两大传统都以圆融的政治策略进行宽宏大量式的治理和处理。由于社会的构成是以家庭、氏族、部族和部落等血缘和亲属关系为基础的,因此在政治和社会关系的处理方面经常遵照人情和友谊的规则,讲求信用和互利。对于一时的过失和错误,也容易原谅和宽恕。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关系也常常是这种亲情友谊交往的延伸和扩展。与严法厉政有很大区别的是,东方社会在政治关系方面有很大的灵活性和回旋的余地,很容易通过谈判和协商的方式化解一触即发的矛盾和冲突。儒家的中庸之道在伊斯兰教中也得到了相应的体现。因而,传统的伊斯兰社会与儒家社会一样,难于树立法制并建立公民社会,这因为社会生活和管理制度常常以潜规则来运行。这样的潜规则又常常破坏了正常的法制建设和社会正义风气的树立和巩固。
4,回回穆斯林学者的有关伊斯兰教著述在中国当代社会中的作用
中国回回穆斯林在历史上通过其伊斯兰信仰与中国宗教文化交融而结晶生成的中国伊斯兰教典籍文献是中国文化思想宝库中的一笔有价值的财富。如何体现和应用这笔思想文化财富,对于我们今天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有着很重要的意义,也对于我们能够在今后顺利地构建和谐社会及新世纪和平崛起的最佳发展至关重大。
首先是提高中国穆斯林的信仰层次和精神文化素质。虽然中国伊斯兰教已经经历了1350多年的漫长历史并且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相对成熟的独特文化,但由于中国穆斯林在地理上的相对分散居住,在伊斯兰信仰和教义的认识上仍然是参差不齐的。甚至在许多地方的穆斯林社团仍将一些基本和粗浅的伊斯兰生活习惯当作伊斯兰教信仰核心来实践。甚至不少穆斯林理解伊斯兰教就是不食猪肉。因此,这种非常朴素的宗教感情容易产生较为偏激的态度而与周围的非穆斯林群众发生抵牾和摩擦而造成不稳定的现象。所以,提高穆斯林自身的伊斯兰教信仰水平和宗教素质就成为当今中国穆斯林社会的重要工作。加强中国穆斯林对它们先贤著述的中国伊斯兰教典籍学习就是提高他们信仰层次的有效办法,因为这些中国伊斯兰教典籍是中国穆斯林学者运用《古兰经》和圣训、逊奈的原则结合中国穆斯林社会的实际对伊斯兰教的原理和教义进行了透彻的阐述和分析的结果。所以,学习这些通俗易懂的文献要比直接学习阿拉伯文的伊斯兰教原著要更容易获得收效和成绩,同时融合儒家文化优秀成分的整个中国伊斯兰文化和中国伊斯兰教典籍是让中国穆斯林民族远离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的有效物质基础和精神思想基础。
其次是促进跨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促进跨宗教的对话和理解。出版的中国伊斯兰教典籍选中有几部文献是从中国穆斯林学者的伊斯兰教理论的角度来评析包括基督教、佛教、儒教和道教等其他宗教的。因此,它们也是中国穆斯林学者方面的宗教比较学研究的成果。他们对各宗教之间的比较研究也可以作为我们学术界进行宗教比较学研究的补充和参考。比较宗教学是一门跨越宗教隔阂、开阔视野的文化研究学问,对于我们今天的宗教对话和宗教文化的交流具有很重要意义的作用。从穆斯林角度的对其他宗教的认识以及从非穆斯林角度的对伊斯兰教的认识,这种双向的比较也能通过学术交流而促进文化上的融合和合作。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各宗教的互相渗透和互相影响是一个很自然和很普遍的现象,也是一种不可避免的世界潮流。通过教义和礼仪方面的比较和分析,我们可以获得更广阔的视角来理解宗教文化的融合进程,并以积极的心态来维护社会团结、稳定和世界和平,坚定不移地反对战争、冲突、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
再次是帮助非穆斯林理解伊斯兰教。中国伊斯兰教典籍选的读者肯定不限于中国穆斯林群众和知识分子。我们认为,会有相当多的非穆斯林读者也会阅读这些历史上中国回回穆斯林经过两大文明和两大优秀传统教育而呕心沥血谱写出来的精神文化成果。非穆斯林读者对这些中国伊斯兰教典籍的阅读和了解将会帮助它们更好地理解伊斯兰教,知道伊斯兰教的基本原理和教义,也会更正确地明了伊斯兰教是一个和平的宗教和追求真理的宗教,是一整套生活方式,是穆斯林的行为准则和生活指南。因此,《中国伊斯兰教典籍选》与非穆斯林读者的见面将会有助于中国社会中主体民族汉民族消除对伊斯兰教的误解以及当今媒体对伊斯兰教形象的扭曲现象。由于受西方媒体的影响,我们当中有相当一部分群众对伊斯兰教存在着一些不正确的偏见和认识误区。我们相信,通过《中国伊斯兰教典籍选》的出版,这种状况将会得到很好的改变。
最后是有助于构建和谐社会和维护安定团结。当今时期,构建和谐社会是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主题曲。和谐社会对中国和平崛起的发展至关重要。现在美国和西方到处与伊斯兰世界为敌,伊拉克战争和巴以冲突严重恶化了西方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很难在短时期内修补这样的关系。反观中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倒是发展得相当友好和融洽。这再一次证明,属于东方文明的伊斯兰文化与中华文化有着许多共同性。这些共同性有助于两大文化的亲善关系和友好交往。中国和伊斯兰国家同属于第三世界的国家。在历史上,我们有过友好的往来与合作。今天在世界事务和国际关系上,我们有着更多的相同利益。我们都反对世界霸权主义政策,我们都反对超级大国的侵略和扩张。我们都希望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冲突和争端。更重要的是,我们都有坚强的心愿维护世界和平。中国穆斯林民族是架设中国与伊斯兰国家友好桥梁的建设者,因此,《中国伊斯兰教典籍选》和中国伊斯兰教的文化遗产也将是铺垫中国与伊斯兰世界发展友好关系的牢固基石。应该说,上海古籍出版社愿意下大力出版、发行和传播这一套《中国伊斯兰教典籍选》,这是一项构建和谐社会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功德无量的事业。我们祝愿这项事业的伟大成功。
5,展望中国伊斯兰教的未来
中国伊斯兰教典籍选是中国伊斯兰教学术文化中的精华,它融合了中国华夏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的优秀内核而结晶的新型文化类型,是中国穆斯林和伊斯兰社团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它是中国文化和谐发展和共同繁荣的见证,也是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相互并蓄兼收的写照。它的生成和传播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一大喜事,也是中国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群众能够远离极端主义和激进倾向的坚强保障。这个典籍选集的问世是我国社会国泰民盛和社会生活蒸蒸日上、文化日臻发达的标志。我们为此而感到欢欣鼓舞。让我们庆贺这一事件,并迎接中华文明繁荣时代的到来。我们满怀希望地看到,随着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之间的亲和力在不断地增进,世界和平的机遇也在不断地增加。这两大文明的促进和融合将为世界文明的进步提供了巨大的保障。作为东方传统的重要一部份,我们不会称王称霸或欺压弱小国家和民族,或一定要与西方争个高低或计较输赢。我们的目标是为世界和平和世界大同而奋斗。我们将以承担实现世界大同社会的重大责任而被世人和后人所铭记。东方社会以它悠久的智慧和美德继续贡献于世界文明。因此,中国伊斯兰文化在这个世界大同的潮流中将继续地得到发扬和光大。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化为基干的中华文明必定会重振历史上有过的辉煌而为世界文明再作新的领导作用的贡献。

王建平、白润生
注:此文是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08年出版的《中国伊斯兰教典籍选》六卷本的前言。主编是上海师范大学王建平教授,副主编是当时的上海市伊斯兰教协会会长白润生阿訇。

《中国陕甘宁青伊斯兰文化老照片》前言

《中国陕甘宁青伊斯兰文化老照片》前言

上海师范大学王建平教授编著

本书汇集了美国基督教新教圣公会传教士、中国内地传教会秘书长毕敬士(Claude Leon Pickens,1900-1985)先生在1933年和1936年两次赴中国西北一些省区的穆斯林聚集区传教、宣教同时考察中国穆斯林状况,了解他们生活、思想并试图掌握如何赢得穆斯林心灵以便让他们接受耶稣教导的旅途过程中摄下的真实照片。1933年的旅行是毕敬士陪同他的岳父字威默(Samuel Marinus Zwemer,1867-1952)博士所作的宣教纪实;而1936年的旅行则是毕敬士与其他数名西方传教士循着1933年的部分路线对甘肃和宁夏的穆斯林社区伊斯兰教面貌进行的一次再接再厉的探寻。他们跋山涉水,历经艰险,深入陕甘宁青地区的穆斯林社团作了仔细的调查和学习。这近300张照片是从毕敬士收藏的有关中国伊斯兰教的近1000张照片中挑选出来的,它们是字威默、毕敬士和其他传教士们心血的结晶,也是那个时代中国伊斯兰教的历史实况记录。
这些西方传教士拍摄的有关中国西北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生活的照片就像敞开心扉的画卷,它们象征着同属亚伯拉罕一神教的两大世界宗教在中国的交流和对话。双方都本着坦诚和相互尊重的心态对待对方,双方都以客气、平和及十分认真的方式和态度进入这场交流。正是这种亚伯拉罕一神教的亲密性给我们生活于70年后的21世纪的人们见证了中国西北地区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社团的真切历史和文化轨迹。这样的奇迹只能在中国出现,这是因为只有中国社会的博大精深和悠久文化传统氛围才能包容不同宗教的和平交往,还因为同属亚伯拉罕一神教的这两大世界宗教都身处于具有泛神论或多神信仰的中国宗法制宗教这样的主体文化包围之中,它们都是弱小的少数群体,难以融入主流社会且又不得不艰难地维系自己的独特身份而顽强地生存,因而它们都非常珍惜彼此之间能够相连接的唯一神论的特性而愿意和平相处。幸运的是,这个具有多神信仰共存又受制于一个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度的中国国度里没有像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两大世界宗教势力在连接欧亚大陆的中东地区争夺霸权的激烈政治斗争的经历,也没有为教义的正统性和至高性而发生争论甚至暴力流血的历史阴影,更没有来自上层教权专断干预普通教民日常生活的境遇,因此,中国穆斯林能够礼遇这些千里迢迢来自异国他乡的西方传教士们,给予他们作为慷慨的东道主能够提供的热情接待和友情。交往的结果就是这些可贵的照片和传教士写下的文字记录,如今,它们成了再现和还原历史的一部分,是我们研究20世纪30年代中国西北地区伊斯兰教发展和中国穆斯林状况的最好、最真实和最形象的素材。
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历史难以原样地重复和再现。这些照片至少可以帮助我们观察70多年前中国西北地区的穆斯林社团的宗教气氛、社会结构、政治活动、经济营运、教育文化、商业贸易、生活习俗、人物个性以及伊斯兰教与外界文化的关系和反应等原生、质朴、鲜活的形象。它们是非常珍贵的,因为它们是历史的和实地的真切记录。我们国家在当时因为政局的动乱、交通的闭塞和人们生活的贫穷以及社会总体的落后而无法顾及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和穆斯林宗教文化的课题研究,因此,通过西方传教士的照相机镜头以及这些传教士为了弘扬耶稣的教导而试图普及基督教精神,执著地宣教热情结果是给我们留下了这份历史的宝贵遗产。它们是我们研究那个时代中国西北穆斯林社会的教派、清真寺、穆斯林民族、阿訇、满拉、经堂教育、伊斯兰文化、伊斯兰经济、拱北道堂、伊斯兰教仪式、穆斯林风俗习惯、伊斯兰教与中国政治的关系、穆斯林活动家、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关系、西北风土人情等不可或缺的直观资料。由于有关中国西北地区的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社会的材料一向很匮缺或记载很少很少,因此,这些由毕敬士拍摄的照片就更显得珍贵了。目睹这一张张历史老照片,它们以无声的方式向我们展示了摄影者和被摄者的关系及人物和物象所蕴涵的情感、态度、愿望、思想和社会文化的结晶。我们也看到摄影者为了体验当地生活和掌握第一手材料而克服的千辛万苦,因此,每一张老照片都体现了作者的呕心沥血和信仰的坚执精神,他们为宗教间的交往和融合付出的热情和爱。惊奇的是,传教士原本的目的是向中国穆斯林传教,但结果是,他们的传教目的却通过与中国穆斯林与日增进的接触和交往移情为对中国穆斯林社会和中国伊斯兰教的研究了。毕敬士拍摄的历史照片及他作的历史笔记等其他原始资料成了他研究中国伊斯兰教这一饶有兴趣课题的佐证。今天,我们能够出版这些精选的历史照片也是对这些传教士以及70年前中国西北地区穆斯林社会的一种特殊的纪念。
需要补记的是,毕敬士和他的妻子伊丽莎白(Nellie Elizabeth Zwemer)为了纪念他们的亲密朋友、哈佛大学的中国与中亚史教授约瑟夫·弗莱彻(Joseph Fletcher)博士对中国伊斯兰教研究的杰出贡献,在1984年12月13日那天,他俩决定将毕敬士两次到中国西北的穆斯林聚集地区的宣教旅行中拍摄的900多张照片以及他们的传教士好友赠送给他们的近100张有关中国伊斯兰教的照片共约1000张照片捐赠给了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供收藏和研究。除了照片以外,毕敬士夫妇还向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捐赠了他们珍藏的有关中国伊斯兰教的书籍、字画、历书和笔记等。当毕敬士把他的收藏捐赠给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时,他在附写的信中谈到了其收藏的来由:“1926年当我在上海会见了伊萨克·梅益盛(Isaac Mason)先生时,我开始收集这样的文献(指中国伊斯兰教文献)。次年他离开中国回英国,临行前,他送给我许多旧书。我通过北京的中国清真书报社收集了一些后来出版的书。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我们不得不离开中国,我随身携带了一些中国伊斯兰教文献回美国。1945年我又把它们带回中国,但在1950年又再次带回美国。不说别的就说这一点:这些文献已经来回渡洋好几次了。”[①]由于毕敬士捐赠给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的照片及底片都是以前老式相机的产物,难以辨清图象背景,哈佛大学不得不花费重金,专门拨款雇佣专业人才并用高科技仪器设备对这些照片进行放大、图象处理和电子数字化加工,由此而有了我们现在如此清晰、保真度很高、画面很大的照片。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还专门派专家和学者对照片进行了初步的整理,参照毕敬士的简短笔记写了简洁的题记。对毕敬士所拍摄和收藏的这些有关中国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照片的价值性,哈佛燕京图书馆是如此评价的:“毕敬士的影集视觉性地记录了中国穆斯林的生活,包括他们的服饰和礼仪,他们所生活的地理环境,他们的宗教领袖,他们所礼拜的清真寺建筑结构,以及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穆斯林之间的活动。照片还展示另外的画面:街道生活,农村景象以及当地居民的日常工作和努力。毕敬士影片集不仅记录了日常生活,它们还是自然的和即时性的记录,并使目睹者欢愉。”[②]
2005年我在哈佛大学做客访时,通过美国学者和日本学者的引导和帮助仔细观看、阅读了这批照片,并征得毕敬士照片收藏保管者林希文(Raymond Lum)博士的同意复制了大部分照片。经与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有关人员的谈判和协商,我获得对这批资料的研究和出版的许可。在此,我感谢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馆长詹姆斯·郑(James Cheng)博士和林希文博士的支持和理解。回国后,我在教学和科研之余阅读了毕敬士留下的残缺日记及一部分笔记资料,同时还阅读了他就中国穆斯林和中国伊斯兰教问题在传教士举办的杂志上比如《穆斯林世界》(The Muslim World)、《穆友》(Friends of Moslems)、《中国大众》(China’s Millions)、《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亦称《中国记实》)发表的一些论文和文章。
为了核对这些毕敬士在70多年前拍摄的照片的内容,特别是有关照片中的人物名字、地名、事件真相,我于2008年7月30日至8月21日的学校暑假期间专门到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地区的穆斯林聚集区作了一次旅行,基本按照字威默和毕敬士等当年走的路线重新采访了一遍。时间相隔了70多年,其中的变化是巨大的。许多古老的历史清真寺都已经荡然无存了,代之以的是阿拉伯伊斯兰风格的清真寺。人们的服饰穿戴、交通联系等生活方式及当地的自然风貌都有了很大的改观。与70多年前的留在照片里的记忆相比,时代发生了飞跃的变化。当我展示这些老照片给当地穆斯林群众特别是80岁以上的老人观看时,感叹和情状是难以用言语表达和形容的。我知道,这些老照片勾起了他们对前辈和历史的回忆,他们对自己的前辈、故乡、历史、生活既熟悉又陌生,但他们对自己的过去赋予了自豪、骄傲、欣喜、庄重、沉思等复杂的感情,因为这是他们的历史和他们的命运的一部分。与70多年前的历史照片记录的事实相比尽管有着巨大的差异,但也有不变的或称之为永恒的东西:中国穆斯林对伊斯兰教执著的追求和钢铁意志般的坚持,这是对本民族文化传统和宗教精神的始终如一的守持和维护,这是时间、自然力和社会力量——任凭它们多漫长和多强大——都不能摧毁得了的民族之魂灵、意志和决心。毕敬士的这些照片恰巧是对中国穆斯林民族凝聚力和信仰信心的忠实见证。
最后编者谨此以自己微薄的能力编纂这本《照片集》向那些促进不同宗教对话和交流的志士同仁们表示虔诚的敬意,并为本书难免出现的错讹和缺点表示深深的歉意。(王建平)
注:此书于2010年1月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1]林希文(Raymond Lum)、卢比·瓦森(Rubie S. Watson):《中国相机:哈佛燕京图书馆和匹伯德考古和民族学博物馆里的中国照片》(“Camera Sinica: China Photographs in the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and Peabody 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燕京珍藏:展览目录》(Treasures of the Yenching: Exhibition Catalogue,帕翠克·哈南(Patrick Hanan)主编,麻省剑桥(Cambridge·Mass):哈佛燕京图书馆,哈佛大学,2003年,第300页。


[2]林希文、卢比·瓦森,前揭书,第301页。

《中国陕甘宁青伊斯兰文化老照片》目录

《中国陕甘宁青伊斯兰文化老照片》目录

上海师范大学王建平教授编著
目录
1、 前言
2、 字威默生平
3、 毕敬士生平
4、 1933年字威默与毕敬士到中国西北穆斯林聚集区考察简介
两星期横跨中国
5、 毕敬士旅行日记(1933年6—7月)
6、 中国的第四大宗教
7、 1936年毕敬士与几位西方传教士到中国西北穆斯林聚集区考察简介
穿行中国西北的路途
中国穆斯林的挑战
8、 毕敬士旅行日记(1936年4—7月)
9、 美国教会使团汉口教区报告

10、 后记

此书由上海辞书出版社于2010年1月出版。

《中国陕甘宁青伊斯兰文化老照片》后记

《中国陕甘宁青伊斯兰文化老照片》后记

想写些有关西方传教士在中国西北等地穆斯林聚集区的经历及有关他们对中国伊斯兰教的研究的文章缘起于我在瑞典隆德大学(University of Lund, Sweden)的留学生活。我在瑞典的博士论文是有关13世纪至19世纪中叶这段历史时期的云南穆斯林社团表现的伊斯兰教(Concord and Conflict: the Hui Communities of Yunnan Society in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在学习期间,我得益于瑞典隆德大学先进的教育设施,通过因特网与学术界的伊斯兰教研讨组保持着联系,那时是1993—1995年。我积极地参加了网上的讨论。一次看到了纽约市公共图书馆东方研究部主任约翰·隆德奎斯特(John Lundquest)博士发的帖子,提到了纽约市公共图书馆所收藏的有关中国伊斯兰教典籍的点滴信息。我出于博士论文研究文献资料收集的需要立即向隆德奎斯特写电子信件,打听进一步的详情。没想到隆德奎斯特立即给我复信,介绍了纽约市公共图书馆所保存的英国传教士梅益盛先生生前收集的近70种中国伊斯兰教的典籍目录和美国传教士毕敬士先生所著的《中国伊斯兰教文献参考书目注释》(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Literature on Islam in China)情况。这是我第一次得悉毕敬士的名字。后来,隆德奎斯特又热心地给我寄来了他复印的毕敬士非正式出版的硕士论文《中国伊斯兰教文献参考书目注释》一书。那时我正忙于博士论文的最后写作和修改,来不及继续对毕敬士对中国伊斯兰教文献的收藏和研究资料进行关注。
1996年6月,我获得瑞典隆德大学的宗教学博士学位后,回到了以前工作的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继续从事伊斯兰教的研究。1998年,著名的研究中国伊斯兰教史的美国专家、圣橡树山学院(St. Holyoake College)教授李普曼(Jonathan Lipman)博士来北京访问。我们见面后,他与我谈起了他在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见到的毕敬士有关中国伊斯兰教收藏的具体情况。李普曼传达的信息使我更详细地知道了毕敬士收藏的价值性,内心萌动了想了解和阅读这些收藏的念头。2002年南京大学华涛教授发起召开了伊斯兰教与中国儒家思想文明对话的研讨会并邀请我参加。会上我见到了著名华人学者、新儒家思想研究的领军人物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社长杜维明教授。我向他谈了自己对伊斯兰教和儒教之间的比较研究心得。杜维明听后鼓励我申请哈佛大学的访问学者奖学金。2003年9月在宁夏社会科学院召开的一次有关回族和伊斯兰教的学术研讨会上,我遇见了日本敬和学园大学教授松本真澄(Masumi Matsumoto)博士。我们谈到了毕敬士的收藏,未想到这位日本学者已经捷足先登,早就对毕敬士的著述进行了研究,她还很热心地将她在过去几年里基于这些资料而发表的一两篇研究有关近代中国社会中的穆斯林民族主义思想的文章给我看。她建议我应该立即到哈佛大学对毕敬士的收藏进行项目研究。她的话更坚定了我立志于介绍西方传教士们有关中国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研究的这段在中国鲜为人知的史实的决心。
2005年1月我终于获得了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访问学者奖学金而踏上了去美国的路途。利用美国得天独厚的学术和信息资源,我除了完成自己的研究项目以外,蒙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的特殊照顾、优待和许可,还将毕敬士生前收藏的中国伊斯兰教资料中的一些重要内容包括近1000幅照片都基本复制拷贝了。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负责毕敬士收藏的林希文博士还特意将毕敬士于1936年赴中国西北穆斯林地区考察时写的简短日记(残缺)的复印件赠送给了我。
我回国后,时断时续地对这些资料和照片进行了对照、分析和粗浅的研究。在过去几年内写了一些文章。2007年我获得了上海市教委的资助而设立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研究的课题。随着课题的立项使我有了经费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为了核实照片的内容、地点、人物和事件,我于2008年7月底至8月下旬大体循着毕敬士的足迹对陕西、甘肃、青海和宁夏的穆斯林社区作了一次考察,亲自对照了这些照片的地点,尽量向当地80岁以上的回族老人打听照片所反映的内容情况。由于历次政治运动的折腾及因时间的流逝难以挽回记忆淡漠或消失所造成的损失,特别是能够了解70多年前情况的老人逐渐去世而失去了对这些难能可贵的历史照片进行补充说明的机会,毕敬士的中国伊斯兰教照片集留下的空白、疑点和未能解释之处肯定不少。好在照片本身是历史的见证,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再拖延时日而不让学者和读者接触这些珍贵的资料了。
本书汇集了毕敬士陪同其岳父字威默于1933年赴西北穆斯林地区的旅行和毕敬士与几位西方传教士于1936年赴西北穆斯林聚集区旅行期间总共拍摄的900张照片中精选的近300张相片。每张相片的文字解说是我根据毕敬士生前的简短笔记、日记资料以及我本人实地调查基础上写就的。本着忠实于历史原貌的态度,我尽量以毕敬士的笔记、日记和文章为主,除非有些地方是明显的错误,否则,我就按照英文的原意向读者如实介绍。
在这项整理照片、核对照片、解读照片、打印照片和编辑图册的耗费时日的工作中,我必须承认:是这些70多年前的西方传教士热心于跨文明、跨宗教、跨地域、跨民族交流和对话的虔诚精神和认真工作态度激励着我,使我觉得有责任有义务把这项工作完成好。所以,我首先要感谢这些先人特别是毕敬士和字威默所表现的伟大精神和坚强意志,使我们后辈能够站在他们的肩上审视和研究民国期间的中国西北伊斯兰教状况而得益匪浅。我还要特别感谢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的林希文在我研究毕敬士收藏的资料方面给我提供的必不可少的帮助和支持。感谢哈佛燕京图书馆郑馆长给予我照片版权许可。感谢甘肃省少数民族古籍文献整理办公室的虎隆研究员给予我在赴陕西、甘肃、青海和宁夏就毕敬士照片集进行调查中的无私帮助;感谢甘肃平凉市的退休职工、96岁的马瑞云先生和80多岁的黄登武阿訇,他们对毕敬士先生在平凉拍摄的3张照片提出了看法;感谢平凉市穆宪章拱北原主持穆生福阿訇,他对毕敬士先生拍摄的有关该拱北的几张照片一一发表了评论;感谢平凉市老东寺的教长马益平阿訇为我介绍当地的穆斯林老人提供线索;感谢青海民族大学的朱刚教授,他对毕敬士日记用英文标注的地名的确认方面帮助不小;感谢宁夏韦州的92岁的海俊哈吉和74岁的马永俊哈吉,他们热心地为我解说了毕敬士照片集中数张反映韦州伊斯兰教和穆斯林风貌的照片;感谢宁夏同心县清真大寺的几位80多岁的穆斯林乡老,他们对毕敬士拍摄的同心大寺的照片发表了观感;感谢青海民族大学的朱刚教授,他对毕敬士日记中英译的青海甘肃地名进行了仔细地辨认和核实;感谢北京市伊斯兰教协会古籍文化整理小组回宗正先生,他对毕敬士在北京拍摄的几张照片进行了解读和确认;感谢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的博士生金忠杰阿訇,他向我解说了有关宁夏韦州伊斯兰教情况。感谢日本敬和学园大学教授松本真澄为我提供信息的重要帮助。感谢远在大洋彼岸的毕敬士先生的儿子塞缪尔·毕敬士博士(Dr. Samuel Pickens)给我寄来了他父母亲的照片及他父亲于1933年陪伴其岳父字威默博士去中国西北考察伊斯兰教状况的日记复印件。感谢毕敬士的儿子塞缪尔·毕敬士(Samuel Pickens)博士为本书提供了他父母亲的照片和1933年毕敬士陪同字威默博士考察的日记;并就毕敬士日记中的个别疑难地方进行了解答。感谢上海辞书出版社的陆海龙先生和施嘉喆女士在编辑本书中体现的敬业精神。感谢澳大利亚堪培拉国立大学教授唐纳德·莱斯利(Donald D. Leslie)博士、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威廉·柴提克(William C. Chittick)教授和村田幸子(Sachiko Murata)教授在我申请哈佛大学奖学金时给予我的帮助。感谢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前副会长兼秘书长马贤研究员在听说我编著毕敬士先生的有关中国西北伊斯兰教照片集时在百忙中为本书写了序言。最后,我要感谢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的同事特别是陈卫平教授的热心支持和帮助;感谢我的研究生们特别是俞庆和王孟同学所给予的协助。也感谢我的妻子郑晓天在校对稿子时的奉献。本书是上海市教委高水平特色项目上海师范大学宗教学科建设项目及上海市教委项目《中国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历史联系》研究成果。如果工作中出现的错误和缺点当然应该由我全部承担。我也希望学者和读者在解读毕敬士《照片集》时如需要说明和补充的,烦请与我及早联系,以便今后进一步完善和更正。学术是一项无止境的庄严活动,本书在研究西方传教士视野中的中国伊斯兰教领域方面仅仅是一个开始,而绝不是一个功成业就的句号。
王建平
2008年12月15日


于上海师范大学文苑楼
注:此书由上海辞书出版社于2010年1月出版

《露露集》前言和后记

《露露集》前言和后记

前言

伊斯兰教产生于阿拉伯半岛的沙漠和绿洲交织的地理环境以及游牧民族、农耕和商业团体相混合的社会,因此从它的发生时起就带有文化复杂和兼容的特点。随着伊斯兰教在其历史阶段上的迅速发展,它吸收了埃及、巴比伦(两河流域)、希腊、罗马、波斯、印度和中华等其他文明的优秀成果从而在漫长的中世纪中形成了光辉灿烂的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公元7世纪中期伊斯兰教传入中国。随着众多的中亚、波斯和阿拉伯穆斯林来到中国贸易、经商、定居并与中华民族的成员通婚或发生社会联系以后,穆斯林社区不断得到扩展,穆斯林人口不断增长,加之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些其他民族皈依伊斯兰教以后,以清真寺为中心的教坊和穆斯林民族表现的中国伊斯兰文化就发展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由此,伊斯兰教与中国发生了无法解开的文化联结。如果说,在唐宋时期,穆斯林社团在中国史书中被称为“蕃坊”而作为“客体文化”存在过的话,那么到了元代以后,中国穆斯林群体和中国伊斯兰文化已经深入广泛地溶入中华文化而作为主体文化的一部分生存并扎根于华夏大地上。当然,在伊斯兰文化溶入华夏文化的过程中,以汉民族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化表现出巨大的宽容和包容性接纳了在精神信仰层面上有着非常不同特点的伊斯兰文化,同时,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后,与中华民族保持密切联系的穆斯林民族也表现出很大的柔和性,积极地与中华文化相适应。这种调适和磨合的历史过程生成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和谐性以及华夏文化的强大生命力而长存于世界文明潮流中。
作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中国伊斯兰文化基本上附属于以汉文化为主的中国主流文化而长足发展,它不可能独立于华夏文化框架之外获得生存的。不是这样的话,我们无法解释在一个与伊斯兰社会非常不同的东方儒家文化和社会结构环境里,中国穆斯林生活得到了长期的稳步发展以及中国伊斯兰教能够在昌盛的中华文化大家庭中获得比较显著的一席之地;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无法解释清真寺到处岿立于中华大地上、清真餐馆处处见之于星罗棋布的城镇中、穿戴着伊斯兰教特点服饰的穆斯林活跃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舞台上的铁一般的事实。因此,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把伊斯兰教包括于中国宗教中,把伊斯兰文化纳入中国文明的体系中,把中国穆斯林看作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成员。
担负中国伊斯兰文化发展使命的中国穆斯林因为处于跨文化的交叉位置,因此相比其他宗教团体和信仰民族而言,他们有着相对更为广阔的视野和胸襟,在处理各种事件和位于各种变化的环境中具有更为灵活的手段和务实方法。因为置身于伊斯兰文化和中华文化交叉区域中,在伊斯兰教信仰和中国传统宗教信仰的交互影响下,中国穆斯林在历史上一般能够调动和利用更多的社会资源和人文资源去进行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他们所认为的最大优化效果的努力。从中国穆斯林在商业、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等方面的经济活动成就来看,他们比其他民族和社会团体、社会阶层有着更广泛和深层的网状联系和多维交际手段。可见,虽然是一种附属于华夏主流文化的亚文化,中国伊斯兰文化却是融合了其他文化优秀成分的混合型文化,具有包容性和兼纳吸收的特性及灵活应变的能力和适应时世的机智。凭借这样的跨文化的智慧和能力,中国穆斯林所承载的伊斯兰文化能够经历巨大的沧桑变动而一直在发展和不断兴旺,百折不挠而向上前进。
这部论文集就是试图从跨文化和跨社会的角度来研究伊斯兰教与中国的关系、研究中国伊斯兰教和中国穆斯林民族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特点。收入的绝大部分论文都是作者本人在过去几年中发表于国内各学术刊物的稿件。除了个别地方以外,文章基本上保留了这些学术刊物发表的原稿面貌。有几篇论文是作者在瑞典隆德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期所做的英文博士论文Concord and Conflict: the Hui Communities of Yunnan Society in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和谐与冲突:对云南社会中的回回社团历史透视》)中的个别章节翻译整理而成。其余的论文是作者结束瑞典的留学生涯后回到国内的科研和教学单位中撰写的。所以,作为作者的我,一个非穆斯林却在西方的大学中接受了7年之久的研究伊斯兰教的学术训练,那应该是双重地进入了跨语言、跨文化和跨社会的交流领域了。当然,这样的研究不可避免地带有作者他经常生活的社会中的文化烙印和思想传统的痕迹,可能与所描述的客体真相有着一定的距离,但作者从青年时期就投入伊斯兰教领域的学习和研究,并长期与穆斯林进行着友好的交往和联系,因此,应该相信作者的观察和体会是相对客观的和认真的,并带着很大的诚意的。作者相信,学术研究是不受国界、社会背景、宗教背景、民族籍贯和文化传统的绝对限制的。我们虽然不可能达到与事实能够完全相一致或相对符合的圆满境地,但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忠实于学术的虔诚心灵、严谨的态度和不懈的努力达到相对一致和相对符合事实的追求自认为获得真理的境地。因此,这部论文集的目的是让读者通过作者阐述的研究事实来了解中国伊斯兰教。当然,作者出版书那一刻时间起实际上就已经将他自己置于学术界读者群前的考问了,因此,书的是非是由他们来最终判定。
做学问难,做老老实实的学问更难。我的学术研究基本上是以伊斯兰教史研究为对象的,这是坐冷板凳在史海中翻阅文献的苦差事。虽然成果不算多,但这几年的积累还是有一些。将以往的文章整理一下,编成一个集子,让同事和学友们能够审阅一下本人在瑞典和西方世界以及中国国内悉心学习的成果,同时也让大家了解一下海内外专家学者对中国伊斯兰教的专研精神和精益求精的态度,这也是不错的主意。在求学数十年的生涯中,我深深地牢记瑞典导师和中国导师的教导: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不管是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不管是学者和大众,其实绝大多数的人们追求真理的心愿是类同的,大家的愿望是相近的:为了我们的社会更美好,为了我们的明天更美好,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更美好。有如此的心愿,世界上还有什么不可以心平气和地商讨呢?还有什么不可以摆在桌面上开诚布公地谈一谈呢?因此,将这本论文集出版的目的是为更多的学术讨论和争鸣敞开大门。
这本题为《露露集——简论伊斯兰教与中国的关系》论文集为什么要用“露露”两字?那要追溯到1993年。那年3月份在瑞典隆德大学自费留学的我报名参加了英国伯明翰大学、美国芝加哥大学和瑞典隆德大学联合组织的学习伊斯兰教的博士生代表团到埃及进行半个月的学术考察和旅游。当我们参观访问了埃及首都开罗市的许多著名清真寺和伊斯兰教贤哲伟人的陵墓的同时,我们还访问了埃及古老的科普特教的教堂和犹太教的会堂。我们不但与埃及的当时还在世的总穆夫提长老进行了座谈,甚至我们还很荣幸地受到了科普特教皇陛下和几位大主教的接见。我们还与开罗的犹太教教职人员进行了简单的谈话,了解了处于伊斯兰世界中心地带的犹太教徒社团的历史。参观之余后,热情而好客的埃及伊斯兰教组织的接待单位为我们安排了坐船在尼罗河上的游览。当我们坐在游船上在绿盈盈的尼罗河水上荡漾时,两边美丽的风景尽收眼底。沿尼罗河畔的开罗市区的高楼大厦群中有一幢楼顶上闪耀着霓虹灯组成的阿拉伯文:“lulu fi al-Nile”(尼罗河中的真珠)。当时触景生情,觉得包容了基督教和犹太教文化的埃及伊斯兰教文明不就像灿烂的珍珠那样辉煌吗?尽管我们访问埃及的时候离卢克索发生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袭击和杀害了一些西方游客的恐怖事件不久,但我们在参观埃及开罗的所见和所闻却是埃及广大穆斯林群众对其他宗教文化的包容精神和宽广胸怀及平和的气象。联想到自己在瑞典大学做的有关中国伊斯兰教历史的博士论文的史料体现的包容中国儒教、佛教和道教文化的中国伊斯兰教文化不也就像“珍珠”那样绚烂夺目吗?因此,我特别喜欢阿拉伯语珍珠一词的“lulu”发音,用汉字“露露”表达又可以反映了像清澈剔透的露水那样清凉和朴质。但愿这部集自己学习心得的描述伊斯兰教与中国文化关系的有关中国伊斯兰教的论文像珍珠那样闪亮,又像早晨的露水那样纯洁晶莹。这是我对中国社会环境中的各宗教能够和谐相处的最美好的心愿。所以,在这里我就用阿拉伯语的谐音“露露”来题名了。
在把稿子送交出版社付梓之际,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同事兼学长陈卫平教授。作为中国近现代哲学的著名专家、上海重点学科中国哲学学科负责人,他听说我打算出版自己的《露露集——简论伊斯兰教与中国的关系》论文集后,就非常支持我的这一想法,并从他负责的中国哲学重点学科课题(T0406)费中拨出钱来资助出版。没有他的热忱支持,这本文集的出版就无从谈起。他把中国伊斯兰教文化和思想纳入中国哲学的体系不愧为是一个远见卓识的行动。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学者和大家有像陈卫平先生那样的风范看待和支持中国伊斯兰教的学术研究事业。
后记
我虽然在国外出版了有关中国伊斯兰教的英文专著计三本,在中国台湾出版了《伊斯兰》译著一本,但在大陆出版自己的书的确是“姗姗来迟”了。11年以前,我就很想出版我的博士论文专著的中文版,但与某家出版社联系,对方要我赞助3万余元,当时我从国外回来不久,月薪才300元不到,这样的出版费用对于我来说就像天文般的数字,于是只好望洋兴叹而作罢。7年前,我将与另外两位学者和同事合作的课题项目《当代中亚伊斯兰教与外界的联系》书稿送某出版社出版,结果经过半年的审稿后又因某部门的“不宜出版”批示而放弃。后来又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的学者介绍准备换一家出版社出版,时隔这么多年,仍然杳无音信。看来,出版中国伊斯兰教的学术书籍对我这样的学者来说真是难上加难啊。又联想到自己的学术生涯和道路是如此的坎坷和艰难,真有些失落感。
但我又是幸运的,毕竟我获得了许多人志士同仁的真诚相助。这本论文集的得以出版除了要归功于上海师范大学中国哲学学科负责人陈卫平教授的悉心帮助和热心的支持以外,我还要感谢宁夏人民出版社的副社长哈若蕙女士及编辑室主任何克俭和编辑周立军两位先生。他们在出版这个论文集中给予了具体的建议和指导。我非常感谢宁夏回族自治区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杨发明先生。当我在上海伊斯兰教协会会长白润生阿訇的介绍下要求他为我的论文集书写阿拉伯文的书名时,他不顾日常工作中的繁忙和斋月中的辛苦立即为此书以他的优美的阿拉伯文艺术书法题写了名字并尽快地送交出版社。真诚之至令人感动。我还要感谢的是《回族研究》杂志的主编杨怀中先生和马平先生,他们在同意我刊载发表于《回族研究》上的文章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在出版这本论文集时,我还要郑重感谢《世界宗教研究》和《世界宗教文化》的常务副主编李富华先生和黄夏年先生。感谢《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的南渊明先生。感谢《云南民族学院学报》的姚继德先生和马兴东先生。感谢云南社会科学院的杂志编辑黄淳女士。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的付长珍女士。感谢《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的王正平先生和舒建军先生。感谢《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的主编丁明俊先生。感谢中央民族大学哲学系的老师牟钟鉴先生和何其敏女士。感谢中国台湾世界宗教博物馆出版社主编魏释了先生。感谢北京大学东语系的叶弈良先生。感谢《中国穆斯林》杂志主编马忠杰先生。感谢上海伊斯兰教协会会长白润生阿訇和副会长金宏伟阿訇对我的研究工作予以持续的关心和支持。感谢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哲学系的同事们以及我的研究生和大学本科学生们的支持。我还要感谢我家人的关怀和帮助。一本书的出版只不过是一个学者学术生涯旅程中的一站而已,更多的考量和更多的工作还在前面等待着,因此,读者、编者和作者都是任重而道远。当然,书中的疏忽和缺点难免很多,希望专家学友们通过阅读批评指正。
王建平写于上师大文苑楼
2007年6月10日
封面导言
虽然是一种从属于华夏主流文化的亚文化,中国伊斯兰文化却是融汇了其他中西文化优秀成分的独特文化,具有包容性、并蓄兼收的特性及灵活应变的能力和适应时世的机智。凭借如此跨文化的智慧和能力,中国穆斯林所承载的伊斯兰文化能够经历巨大的沧桑变动而一直不断发展和兴盛,且百折不挠地前进。
阿拉伯文书名是由当时的宁夏回族自治区伊斯兰教协会会长、后来当选为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会长的杨发明阿訇题写的。特致感谢。
英文书名
A String of Pearls
作者简介

王建平,1953年生,汉族, 1983年获云南大学历史学学士学位。1986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宗教学硕士学位。1996年在瑞典隆德大学获宗教学博士学位。长期从事伊斯兰教专业研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和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研究员。两次在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做访问学者。现任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宗教学教授、宗教学硕士生导师、地方专门史博士生导师。著有Discrimination, Corruption and Moral Decline: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Muslim Hui Uprising in Yunnan, China, 1856-1873(耶路撒冷:和平出版社,1995年)、Concord and Conflict: the Hui Communities of Yunnan Society in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斯德哥尔摩:国际书社,1996年)、Glossary of Chinese Islamic Terms(伦敦:寇尔松出版社, 2001年)等英文专著。与白润生阿訇合作主编的《中国伊斯兰教典籍选》(六卷本)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07年底出版。译著有《伊斯兰》(台湾:麦田出版社,2002)等。还发表中外文专业论文70余篇。

《露露集:简论伊斯兰教与中国的关系》

《露露集:简论伊斯兰教与中国的关系》
上海师范大学王建平教授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
前言
历史篇
《大食和赤尼的由来》,《中国穆斯林》,1998年,第6期。
《波斯文化和中国穆斯林社会》,《第二届伊朗学讨论会论文集》,北京:北大出版社,1998年。
《元代云南社会和穆斯林社团》,《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
《有关明代伊斯兰教文物——宣德炉的阿拉伯铭文研究》,《回族研究》2000年第2期。
《论十八世纪初云南格兰岱教案》,《世界宗教研究》,1998年,第3期。
《新疆喀什宗室成员碑文及考证——对马在田墓碑及碑文的分析》,《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年第2期,第33-38页。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宗教》2006年第4期全文转载,第85-89页。
礼仪组织篇
《竖中梁仪式:云南回族社会宗教文化综合化现象研究》,《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第4期。
《明清时期云南地区清真寺的历史考察》,《回族研究》,2001年第1期。
《明清时期云南回族社会网络系统的探讨》,《云南社科探索》,1998年,第2期。
苏非篇
《中国苏非与波斯塔利格的历史联系》,《回族研究》,1999年第4期。
《马来迟和马明心:东西方资料的比较研究》,《回族研究》,1999年第1期。
《灵明堂与巴布派的历史接触之初探》,《新世纪宗教研究》,台北:宗博出版社,第2卷第1期,2003年9月。
比较宗教篇
《清季云南回族学者对伊斯兰教和儒教的比较研究》,《云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
《试论马德新著作中的“天”及伊斯兰教和儒教关系》,《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第30-35页。
《清季云南回回学者对伊斯兰教和佛教、道教的比较研究》,《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宗教》转载。
振兴篇
《清末上海穆斯林社团成立董事会事件初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年第6期,第50-55页。
《清末上海清真寺董事会的内外关系、样板作用及借鉴意义》,《世界宗教研究》,2007年第1期,第88-97页。
《当代中国伊斯兰文化刊物的兴起和发展》,《世界宗教文化》,2004年第1期。
海外学者篇
《国外学界对中国伊斯兰教的研究介绍》,《上海穆斯林》,2001年第1期。
《深情的怀念:记雅林大使对中国穆斯林民族的研究》,《宗教与民族》(第二辑),牟钟鉴主编,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
《弗来彻和他对中国苏非教团的研究》,《回族研究》1997年第4期。
《来自英伦三岛的追求》,《宗教与民族》(第五辑),牟钟鉴主编,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

后记

《中国内地和边疆伊斯兰文化老照片---毕敬士等传教士的视角和解读》

《中国内地和边疆伊斯兰文化老照片---毕敬士等传教士的视角和解读》

上海师范大学王建平教授编著

目录
白润生阿訇序
前言
西方传教士与中国回族穆斯林:民国时期的关系和双方的互动
毕敬士等西方传教士观察和记录的中国伊斯兰教及穆斯林概况——《友穆》(Friends of Moslems)文章摘译
《中国和穆罕默德》(China and Mohammed
中国伊斯兰教历史——《穆斯林世界》(The Moslem World)文章摘译
分析老照片的论文
东乡族穆斯林
虎嵩山大阿訇
关于金陵刘介廉(刘智)墓的老照片
著名经师马铨
中国穆斯林先贤、大学者马注之墓及印章
撒拉族新娘
漫谈撒拉族婚姻中的嫁妆
纳润章大阿訇与他创办的云南蒙化县“兴建中学”
南京汉西门清真寺与马廷树
关于北京牛街清真寺《太斯弥》匾原件照片
哲赫林耶派平凉太爷穆宪章拱北
苏州太平坊清真寺和掌教马明德阿訇
宁夏韦州清真寺
武汉伊斯兰教和清真寺历史
西宁东关清真大寺的老照片
宣化岗拱北及笔记
美国发现青海循化所藏的中国最早的《古兰经》抄本照片

《伊斯兰教》译后记

《伊斯兰教》译后记

这本纳速尔教授写的《伊斯兰教》译著是我于9年前翻译的。当时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工作。我读大学和研究生时的同学、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的陈静研究员找到我,要我翻译台湾麦田出版社打算出版的由王德威先生主编的宗教系列丛书《我们的宗教》中的《伊斯兰教》。我欣然接受了这一工作。
纳速尔教授原籍伊朗人,1933年4月7日出生于德黑兰的一个医生兼学者的知识分子的家庭,父亲和祖父都曾是宫廷的御医。他12岁时被父亲送往美国新泽西州的海茨顿镇的培德学校上学。他在美国接受的是西方文化和科学知识教育。纳速尔在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获得物理学学士学位。在此期间,他对哲学和人文科学表现出强烈的兴趣。1956年他获得地质学和地质物理学的硕士学位后便进入哈佛大学学习科学史,并到欧洲一些国家旅游和学习。他还到过北非的摩洛哥考察了苏非神秘主义,在著名苏非阿赫迈德·阿拉维长老门下学习。1958年纳速尔顺利通过博士论文《论伊斯兰思想中有关自然的观念》的答辩而获得哈佛大学的哲学博士。同年返回祖国伊朗执教于德黑兰大学文学院哲学系,讲授科学哲学史。30岁时当教授,是当时伊朗最年轻的大学教授。1968年至1972年,他是德黑兰大学文学院院长,后来又当德黑兰大学副校长。1972年,他任亚利安默赫尔大学校长。1973年,纳速尔教授被任命为伊朗皇家哲学研究院院长。他在伊朗任教期间经常到德黑兰、库姆和卡兹文的伊斯兰经学院聆听伊朗著名的伊斯兰教学者比如以伊斯兰教法学见长的穆罕默德·卡兹米·阿萨尔、阿亚图拉穆罕默德·侯赛因·塔巴塔巴伊、赛义德·艾布·哈桑·嘎兹维尼等的授课,系统地研读了伊斯兰教历史上著名学者毛拉·沙德尔、苏赫拉瓦迪及沙布兹瓦里的哲学著作。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纳速尔教授定居美国,曾任教英国的爱丁堡大学和美国费城的天普大学,最后在乔治华盛顿任教至今。他学识知识渊博,除了母语波斯语以外,他精通阿拉伯语、英语和法语等,一生献身于伊斯兰教学术研究。他的著述很丰厚,编著了《伊斯兰教哲学史》、出版了毛拉·沙德尔、伊本·西那和比鲁尼的文集,撰写了《伊斯兰教思想中有关自然的观念》、《三位穆斯林贤哲》、《伊斯兰科学与文明》、《人和自然:现代人的精神危机》、《伊斯兰生活和思想》、《知识和神圣的》、《宗教和自然秩序》、《伊斯兰艺术和灵性》、《现代世界中的传统伊斯兰教》、《伊斯兰教的理念和现实》、《需求神圣的科学》和《真道诗集》等很有影响的著作。他还主编了《伊斯兰教精神生活》、《波斯哲学文集》、《波斯伊斯兰知识传统》等权威著作。这些学术著作不但在伊斯兰世界中,就是在西方世界中名声斐然。在美国和西方世界里,他是研究伊斯兰教的领军人物,经常被邀请到西方的著名大学讲学。他总共出版了50多部专著,发表了500多篇论文。他还参与了系列电视纪录片《伊斯兰教和西方》的制作工作。他在繁忙的写作中还坚持高校教学工作。他培养的学生如今桃李满天下,不少成了当今著名学者。除此之外,他长期致力于伊斯兰教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教与犹太教文明之间的对话和理解的跨文化交流工作。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他参加了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社长杜维明教授发起的伊斯兰教与儒教的文明对话学术运动。受过伊斯兰教育和西方教育的纳速尔教授应该说是最有资格用西方语言向东西方的读者介绍和阐述伊斯兰教的原理和教义知识了。把他的有关伊斯兰教的著作翻译成中文面向中国读者是再也恰当不过了。他对伊斯兰教的理解肯定与我们经常接触的通过西方学者描述的伊斯兰教是有一定距离的。我认为是更真切和更客观地反映了作为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伊斯兰教文明。
本书在台湾出版时,恰好是美国的9·11事件发生不久。当时的舆论对伊斯兰教的报道是不很有利的,但通过纳速尔教授的这本深入浅出的书,以及他的浅显通畅的语言介绍的伊斯兰教帮助了许多海外华人读者了解了伊斯兰教的真实一面,有助于化解人们对伊斯兰教的误解。当时大陆很少有人知道这本书的情况,只是通过个别渠道了解这个书讯后向我索要过书,但我只从麦田出版社获得3册,后来台湾政治大学张中复教授慷慨解囊从台湾购买了5册并邮赠给我。但我对那些要求阅读此书的人们甚至一些同事和好友们仍然感到无能为力满足他们的全部要求。
今年5月份者老同学陈静研究员要求我在台湾繁体本的基础上再次修订内容和译稿以便在国内出版大陆版的简体本的《伊斯兰教》。我将9年前的译稿从箱底中拿出,仔细地润色了一遍,把符合大陆的措辞、人名、地名、事件明以及约定俗成的译法代替了台湾本的做法。在出版前,我又仔细地审读了一遍,对个别措辞和字句作了订正。当然改动不小,但基本保留了原译版本的全貌。在个别专业词汇上,有穆斯林学者好友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对此表示由衷的感激。我特别感谢台湾政治大学的阿拉伯语教授林长宽先生对我的译稿进行了细心的校对,在文字上作了很大的润色。台湾版的译文得益于他的深厚的专业知识和文字功底。在大陆版出版之际,我感谢我的同事们、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的教授和老师们对我工作的支持。感谢北京清真书局的穆斯林学者的配合和协助。最后感谢老同学陈静研究员的热心关照。但愿这本纳速尔教授的著作对于我们进行跨文化和跨宗教的思想和学术交流十分有益。应该说,此书的大陆版的出版会满足那些尊敬的读者们的真诚愿望的。

王建平于上师大校园文苑楼
2007年9月10日记
著者赛义德·侯赛因·纳速尔简介

赛义德·侯赛因·纳速尔于1933年出生在伊朗德黑兰市的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他12岁时被父亲送往美国新泽西州的海茨顿镇的培德学校上学。他在美国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获得物理学学士学位。在此期间,他对哲学和人文科学表现出强烈的兴趣。1956年获得地质学和地质物理学的硕士学位后便进入哈佛大学学习科学史,并到欧洲一些国家旅游和学习。他还到过北非的摩洛哥考察了苏非神秘主义。1958年纳速尔通过博士论文《论伊斯兰思想中有关自然的观念》的答辩而获得哈佛大学的哲学博士。同年返回祖国伊朗执教于德黑兰大学文学院哲学系,讲授科学哲学史。1968年至1972年,他是德黑兰大学文学院院长,后来又当德黑兰大学副校长。1972年,他任亚利安默赫尔大学校长。1973年,他被任命为伊朗皇家哲学研究院院长。他在伊朗教学期间经常到德黑兰和库姆的伊斯兰经学院聆听伊朗著名的伊斯兰教学者的讲课,系统地研读了伊斯兰教历史上著名的学者像毛拉·沙德尔、苏赫拉瓦迪及沙布兹瓦里的哲学著作。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纳速尔教授移居美国,曾先后任教于几所大学,最后在乔治华盛顿任教。他学识知识渊博,除了母语波斯语以外,还精通阿拉伯语、英语和法语等,一生献身于伊斯兰教学术研究。其著述非常丰厚,出版和发表了总计50多部专著和500多篇论文。其中有《伊斯兰教哲学史》,《伊斯兰教思想中有关自然的观念》、《伊斯兰科学与文明》、《宗教和自然秩序》、《伊斯兰艺术和灵性》、《现代世界中的传统伊斯兰教》、《伊斯兰教的理念和现实》,还主编了《伊斯兰教精神生活》等权威著作。他长期致力于伊斯兰教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教与犹太教文明之间的对话和理解的跨文化交流工作。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他还参加了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社长杜维明教授发起的伊斯兰教与儒教的文明对话学术运动。在西方和伊斯兰世界,他在伊斯兰教研究方面享有极高的声誉。

译者王建平简介

王建平,1953年生于上海。1970年到云南上山下乡当知青。1974年到云南的一家工厂当电工。1983年获云南大学历史学学士学位。1986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宗教学硕士学位。此后一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工作。1990年至1996年自费到瑞典留学,攻读伊斯兰教方向的研究生课程,并在隆德大学获得宗教学博士学位。瑞典学成后仍回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工作,从事伊斯兰教专业研究,先后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2003年至2004年任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研究员。2004年至今在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哲学系宗教专业教学,任宗教学教授、硕士生导师。著有Discrimination, Corruptionand Moral Decline: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Muslim Hui Uprising inYunnan, China, 1856-1873(《歧视、腐败和道德沦丧:清咸同年间的云南回民起义的历史背景》,耶路撒冷:和平出版社,1995年)、Concord and Conflict: the Hui Communities of YunnanSociety in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和谐与冲突:云南回族社会的历史透视》,斯德哥尔摩:国际书社,1996年)、Glossary of Chinese Islamic Terms(《中国伊斯兰教词汇表》,伦敦:寇尔松出版社, 2001年)等英文专著;与同事合著《当代中亚伊斯兰教及其与外界的联系》(北京,2000年),与白润生阿訇联合主编《中国伊斯兰教典籍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上海伊斯兰文化历史存照研究》也即将出版;译著包括《伊斯兰》(赛义德·侯赛因·纳速尔著,台湾:麦田出版社,2002年)等。此外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70多篇。曾参加近20个国家的学术交流活动。英文专著《中国伊斯兰教词汇表》获伊朗文化部2002年颁发的国际学术一等奖。

《影像记忆:20世纪30年代的撒拉族社会》一书出版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王建平与青海民族大学民族研究所所长、撒拉族学者马成俊教授、马伟教授合作编写的《影像记忆:20世纪30年代的撒拉族社会》一书近日由北京的民族出版社出版。
本书获得哈佛大学版权授权刊载了200多张反映80多年前的青海省循化撒拉族社会和文化风貌的历史景象,并配以26万字的历史资料和学术研究、考证材料,由民族出版社编审和编辑们精心排版,采用高级纸张,装订精良、印刷清晰。它是庆祝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成立60周年的学术成果。三位学者在过去5年里多次去循化县撒拉族社会和撒拉族聚集区去考察、调查、征求老人意见,做辨别、采访、记录及核实等田野工作,然后分别写有关考证结果的研究文字与收集有关文献资料,呕心沥血最终完成书稿,于今年8月份正式出版。可以说,本书是获得多方学界、政府部门和基层群众、各民族积极支持和关怀的产物,也是不同民族的编者间同心协力合作的成果。
本书通过撒拉族先辈的历史、骆驼泉的传说、循化的历史和地形、农业生产、水利、交通运输、伐木和狩猎、畜牧经济、商业活动、社会组织、宗教文化、建筑艺术、丧葬礼仪、婚姻习俗、民族服饰、传统教育、节庆仪式等各个方面展现了上世纪30年代循化地区撒拉族社会的面貌,见证了勤劳勇敢的撒拉族人民在黄河上游的谷地和黄土高原创建边区文明的光辉历史。
这200张照片除20张照片是美国传教士毕敬士牧师(Rev. Claude Pickens)拍摄的以外,其余都是美国宣道会(Christian & Missionary Alliance)传教士海映光牧师(Rev. Carter Holton)于80多年前在循化地区拍摄的。1923年海映光牧师和妻子海慕德(Lora Newberry)来中国西北传教,于1926年到达循化,在撒拉族群众中居住了将近10年,然后到甘肃河州(今临夏)传教。他曾多次到循化县街子村去考察,并在循化县积石镇外的草滩坝村居住。他走遍了河湟地区。他在与撒拉族人民生活一起的时候与许多穆斯林产生了深厚的友谊。同时他也与藏族、回族、东乡族、土族、保安族、汉族、蒙古族等民族保持友好的交往。在循化撒拉族群众中生活的10年里,他拍摄了数千张照片。这些照片在他去世后由他二女儿劳拉·赫琳(Lora Heaulin)女士于上世纪90年代初捐赠给哈佛大学图书馆保存。王建平教授在做哈佛大学访问学者时,通过上海师范大学的资助将5000多张黑白照片和200多张彩色照片的数值图像悉数买下,然后与马成俊教授、马伟教授一起合作研究。通过联系和磋商,哈佛大学同意将其中的200张照片的版权授权给编者之一王建平教授,不收任何版权费。我们对美国哈佛大学为本书的出版给予的支持表示感谢。同时,对青海民族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循化县政府及关心和支持这本书出版的各界群众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敬意。
全书32万字,定价55元。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民国时期回族印刷品精品集萃——纪念马魁麟阿訇和毕敬士牧师专辑》出版

由上海师范大学王建平教授、西北民族大学马明良教授和兰州大学丁士仁教授合作编著的《民国时期回族印刷品精品集萃——纪念马魁麟阿訇和毕敬士牧师专辑》一书最近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复制了65幅收藏在哈佛大学图书馆但在中国已经绝版的印刷品。它们是反映中国伊斯兰教特色,但由北京牛街清真书报社印刷的招贴画、海报、挂历、中堂、经字画、条幅等。其中彩页18张,其他都是道林纸印制而成。书中的每幅招贴画、经字画的阿拉伯文都翻译成中文。编著者还将这些招贴画的社会背景、北京牛街清真书报社的历史都作了详尽的介绍。该书的出版意义如下:
1,本书所收集的许多经字画、招贴画、海报、天方历表等资料因大陆的政治运动和文革中对文物的破坏和销毁,它们中的不少已成绝版。因此,它们的出版本身是非常有价值的,是保存、抢救和还原中国穆斯林少数民族文化的一项善举工作。
2,许多经字画、招贴画等系传统的中国伊斯兰教文化中的精粹,它们融阿拉伯、波斯等风格的伊斯兰教与中国古代优秀文化于一体,是特定环境的历史进程中两大伟大文明交融的结晶。许多经字画、招贴画融合了伊斯兰教与中国传统宗教中较好的成分,贯通中西,并蓄兼容,取长补短,成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浩瀚的中华文明星空中耀眼的明星。
3,中国伊斯兰文化艺术作品是中国穆斯林先贤们勤学苦练、坚守信仰、认真钻研、虚心接纳和执著追求的实践成果,是中国穆斯林学者和知识分子优秀努力的结果。如此的文化底蕴值得今天后辈们的借鉴、弘扬和光大。彰显中国伊斯兰文化艺术恰恰是捍卫中国伊斯兰文化的光荣传统,发扬与其他兄弟民族搞好团结及和平共处的优良精神,为构建和谐社会而贡献力量。
4,中国穆斯林虚怀若谷,积极正视亚伯拉罕一神教体系的内涵,友善地接待远道而来的西方基督教传教士们的访问。中国穆斯林是如此地自信,以至于各地的清真寺阿訇们平和地、理智地与基督教传教士在宗教教义上探讨真理,求同存异,积极对话,友好来往,充分地体现了穆斯林爱好和平的真诚愿望。他们以实际行动向世人表明,中国伊斯兰教信仰体系是严密和稳定的,中国伊斯兰文化传统的基础是深厚的,中国穆斯林的社群组织是坚固的,因此,中国伊斯兰教的发展是能够经得起风浪和考验的。
5,由美国传教士毕敬士所保存的这些中国伊斯兰教经字画、招贴画、天方历表和海报等内容的中国伊斯兰文化艺术作品反映了两大文明即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教文明在中国社会环境中的友好关系,而这在世界历史上是难得和可贵的。两大文明在中国境遇中的对话和联系是今天世界文明全球化和国际关系方面的榜样,是未来和平的模范,是促进和平并让子孙更幸福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