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陕甘宁青伊斯兰文化老照片》后记

想写些有关西方传教士在中国西北等地穆斯林聚集区的经历及有关他们对中国伊斯兰教的研究的文章缘起于我在瑞典隆德大学（University of Lund, Sweden）的留学生活。我在瑞典的博士论文是有关13世纪至19世纪中叶这段历史时期的云南穆斯林社团表现的伊斯兰教（Concord and Conflict: the Hui Communities of Yunnan Society in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在学习期间，我得益于瑞典隆德大学先进的教育设施，通过因特网与学术界的伊斯兰教研讨组保持着联系，那时是1993—1995年。我积极地参加了网上的讨论。一次看到了纽约市公共图书馆东方研究部主任约翰·隆德奎斯特（John Lundquest）博士发的帖子，提到了纽约市公共图书馆所收藏的有关中国伊斯兰教典籍的点滴信息。我出于博士论文研究文献资料收集的需要立即向隆德奎斯特写电子信件，打听进一步的详情。没想到隆德奎斯特立即给我复信，介绍了纽约市公共图书馆所保存的英国传教士梅益盛先生生前收集的近70种中国伊斯兰教的典籍目录和美国传教士毕敬士先生所著的《中国伊斯兰教文献参考书目注释》（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Literature on Islam in China）情况。这是我第一次得悉毕敬士的名字。后来，隆德奎斯特又热心地给我寄来了他复印的毕敬士非正式出版的硕士论文《中国伊斯兰教文献参考书目注释》一书。那时我正忙于博士论文的最后写作和修改，来不及继续对毕敬士对中国伊斯兰教文献的收藏和研究资料进行关注。

1996年6月，我获得瑞典隆德大学的宗教学博士学位后，回到了以前工作的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继续从事伊斯兰教的研究。1998年，著名的研究中国伊斯兰教史的美国专家、圣橡树山学院（St. Holyoake College）教授李普曼（Jonathan Lipman）博士来北京访问。我们见面后，他与我谈起了他在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见到的毕敬士有关中国伊斯兰教收藏的具体情况。李普曼传达的信息使我更详细地知道了毕敬士收藏的价值性，内心萌动了想了解和阅读这些收藏的念头。2002年南京大学华涛教授发起召开了伊斯兰教与中国儒家思想文明对话的研讨会并邀请我参加。会上我见到了著名华人学者、新儒家思想研究的领军人物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社长杜维明教授。我向他谈了自己对伊斯兰教和儒教之间的比较研究心得。杜维明听后鼓励我申请哈佛大学的访问学者奖学金。2003年9月在宁夏社会科学院召开的一次有关回族和伊斯兰教的学术研讨会上，我遇见了日本敬和学园大学教授松本真澄（Masumi Matsumoto）博士。我们谈到了毕敬士的收藏，未想到这位日本学者已经捷足先登，早就对毕敬士的著述进行了研究，她还很热心地将她在过去几年里基于这些资料而发表的一两篇研究有关近代中国社会中的穆斯林民族主义思想的文章给我看。她建议我应该立即到哈佛大学对毕敬士的收藏进行项目研究。她的话更坚定了我立志于介绍西方传教士们有关中国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研究的这段在中国鲜为人知的史实的决心。

2005年1月我终于获得了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访问学者奖学金而踏上了去美国的路途。利用美国得天独厚的学术和信息资源，我除了完成自己的研究项目以外，蒙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的特殊照顾、优待和许可，还将毕敬士生前收藏的中国伊斯兰教资料中的一些重要内容包括近1000幅照片都基本复制拷贝了。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负责毕敬士收藏的林希文博士还特意将毕敬士于1936年赴中国西北穆斯林地区考察时写的简短日记（残缺）的复印件赠送给了我。

我回国后，时断时续地对这些资料和照片进行了对照、分析和粗浅的研究。在过去几年内写了一些文章。2007年我获得了上海市教委的资助而设立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研究的课题。随着课题的立项使我有了经费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为了核实照片的内容、地点、人物和事件，我于2008年7月底至8月下旬大体循着毕敬士的足迹对陕西、甘肃、青海和宁夏的穆斯林社区作了一次考察，亲自对照了这些照片的地点，尽量向当地80岁以上的回族老人打听照片所反映的内容情况。由于历次政治运动的折腾及因时间的流逝难以挽回记忆淡漠或消失所造成的损失，特别是能够了解70多年前情况的老人逐渐去世而失去了对这些难能可贵的历史照片进行补充说明的机会，毕敬士的中国伊斯兰教照片集留下的空白、疑点和未能解释之处肯定不少。好在照片本身是历史的见证，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再拖延时日而不让学者和读者接触这些珍贵的资料了。

本书汇集了毕敬士陪同其岳父字威默于1933年赴西北穆斯林地区的旅行和毕敬士与几位西方传教士于1936年赴西北穆斯林聚集区旅行期间总共拍摄的900张照片中精选的近300张相片。每张相片的文字解说是我根据毕敬士生前的简短笔记、日记资料以及我本人实地调查基础上写就的。本着忠实于历史原貌的态度，我尽量以毕敬士的笔记、日记和文章为主，除非有些地方是明显的错误，否则，我就按照英文的原意向读者如实介绍。

在这项整理照片、核对照片、解读照片、打印照片和编辑图册的耗费时日的工作中，我必须承认：是这些70多年前的西方传教士热心于跨文明、跨宗教、跨地域、跨民族交流和对话的虔诚精神和认真工作态度激励着我，使我觉得有责任有义务把这项工作完成好。所以，我首先要感谢这些先人特别是毕敬士和字威默所表现的伟大精神和坚强意志，使我们后辈能够站在他们的肩上审视和研究民国期间的中国西北伊斯兰教状况而得益匪浅。我还要特别感谢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的林希文在我研究毕敬士收藏的资料方面给我提供的必不可少的帮助和支持。感谢哈佛燕京图书馆郑馆长给予我照片版权许可。感谢甘肃省少数民族古籍文献整理办公室的虎隆研究员给予我在赴陕西、甘肃、青海和宁夏就毕敬士照片集进行调查中的无私帮助；感谢甘肃平凉市的退休职工、96岁的马瑞云先生和80多岁的黄登武阿訇，他们对毕敬士先生在平凉拍摄的3张照片提出了看法；感谢平凉市穆宪章拱北原主持穆生福阿訇，他对毕敬士先生拍摄的有关该拱北的几张照片一一发表了评论；感谢平凉市老东寺的教长马益平阿訇为我介绍当地的穆斯林老人提供线索；感谢青海民族大学的朱刚教授，他对毕敬士日记用英文标注的地名的确认方面帮助不小；感谢宁夏韦州的92岁的海俊哈吉和74岁的马永俊哈吉，他们热心地为我解说了毕敬士照片集中数张反映韦州伊斯兰教和穆斯林风貌的照片；感谢宁夏同心县清真大寺的几位80多岁的穆斯林乡老，他们对毕敬士拍摄的同心大寺的照片发表了观感；感谢青海民族大学的朱刚教授，他对毕敬士日记中英译的青海甘肃地名进行了仔细地辨认和核实；感谢北京市伊斯兰教协会古籍文化整理小组回宗正先生，他对毕敬士在北京拍摄的几张照片进行了解读和确认；感谢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的博士生金忠杰阿訇，他向我解说了有关宁夏韦州伊斯兰教情况。感谢日本敬和学园大学教授松本真澄为我提供信息的重要帮助。感谢远在大洋彼岸的毕敬士先生的儿子塞缪尔·毕敬士博士（Dr. Samuel Pickens）给我寄来了他父母亲的照片及他父亲于1933年陪伴其岳父字威默博士去中国西北考察伊斯兰教状况的日记复印件。感谢毕敬士的儿子塞缪尔·毕敬士（Samuel Pickens）博士为本书提供了他父母亲的照片和1933年毕敬士陪同字威默博士考察的日记；并就毕敬士日记中的个别疑难地方进行了解答。感谢上海辞书出版社的陆海龙先生和施嘉喆女士在编辑本书中体现的敬业精神。感谢澳大利亚堪培拉国立大学教授唐纳德·莱斯利（Donald D. Leslie）博士、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威廉·柴提克（William C. Chittick）教授和村田幸子（Sachiko Murata）教授在我申请哈佛大学奖学金时给予我的帮助。感谢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前副会长兼秘书长马贤研究员在听说我编著毕敬士先生的有关中国西北伊斯兰教照片集时在百忙中为本书写了序言。最后，我要感谢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的同事特别是陈卫平教授的热心支持和帮助；感谢我的研究生们特别是俞庆和王孟同学所给予的协助。也感谢我的妻子郑晓天在校对稿子时的奉献。本书是上海市教委高水平特色项目上海师范大学宗教学科建设项目及上海市教委项目《中国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历史联系》研究成果。如果工作中出现的错误和缺点当然应该由我全部承担。我也希望学者和读者在解读毕敬士《照片集》时如需要说明和补充的，烦请与我及早联系，以便今后进一步完善和更正。学术是一项无止境的庄严活动，本书在研究西方传教士视野中的中国伊斯兰教领域方面仅仅是一个开始，而绝不是一个功成业就的句号。

王建平

2008年12月15日

于上海师范大学文苑楼

注：此书由上海辞书出版社于2010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