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露集》前言和后记

前言

伊斯兰教产生于阿拉伯半岛的沙漠和绿洲交织的地理环境以及游牧民族、农耕和商业团体相混合的社会，因此从它的发生时起就带有文化复杂和兼容的特点。随着伊斯兰教在其历史阶段上的迅速发展，它吸收了埃及、巴比伦（两河流域）、希腊、罗马、波斯、印度和中华等其他文明的优秀成果从而在漫长的中世纪中形成了光辉灿烂的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公元7世纪中期伊斯兰教传入中国。随着众多的中亚、波斯和阿拉伯穆斯林来到中国贸易、经商、定居并与中华民族的成员通婚或发生社会联系以后，穆斯林社区不断得到扩展，穆斯林人口不断增长，加之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些其他民族皈依伊斯兰教以后，以清真寺为中心的教坊和穆斯林民族表现的中国伊斯兰文化就发展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由此，伊斯兰教与中国发生了无法解开的文化联结。如果说，在唐宋时期，穆斯林社团在中国史书中被称为“蕃坊”而作为“客体文化”存在过的话，那么到了元代以后，中国穆斯林群体和中国伊斯兰文化已经深入广泛地溶入中华文化而作为主体文化的一部分生存并扎根于华夏大地上。当然，在伊斯兰文化溶入华夏文化的过程中，以汉民族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化表现出巨大的宽容和包容性接纳了在精神信仰层面上有着非常不同特点的伊斯兰文化，同时，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后，与中华民族保持密切联系的穆斯林民族也表现出很大的柔和性，积极地与中华文化相适应。这种调适和磨合的历史过程生成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和谐性以及华夏文化的强大生命力而长存于世界文明潮流中。

作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中国伊斯兰文化基本上附属于以汉文化为主的中国主流文化而长足发展，它不可能独立于华夏文化框架之外获得生存的。不是这样的话，我们无法解释在一个与伊斯兰社会非常不同的东方儒家文化和社会结构环境里，中国穆斯林生活得到了长期的稳步发展以及中国伊斯兰教能够在昌盛的中华文化大家庭中获得比较显著的一席之地；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无法解释清真寺到处岿立于中华大地上、清真餐馆处处见之于星罗棋布的城镇中、穿戴着伊斯兰教特点服饰的穆斯林活跃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舞台上的铁一般的事实。因此，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把伊斯兰教包括于中国宗教中，把伊斯兰文化纳入中国文明的体系中，把中国穆斯林看作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成员。

担负中国伊斯兰文化发展使命的中国穆斯林因为处于跨文化的交叉位置，因此相比其他宗教团体和信仰民族而言，他们有着相对更为广阔的视野和胸襟，在处理各种事件和位于各种变化的环境中具有更为灵活的手段和务实方法。因为置身于伊斯兰文化和中华文化交叉区域中，在伊斯兰教信仰和中国传统宗教信仰的交互影响下，中国穆斯林在历史上一般能够调动和利用更多的社会资源和人文资源去进行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他们所认为的最大优化效果的努力。从中国穆斯林在商业、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等方面的经济活动成就来看，他们比其他民族和社会团体、社会阶层有着更广泛和深层的网状联系和多维交际手段。可见，虽然是一种附属于华夏主流文化的亚文化，中国伊斯兰文化却是融合了其他文化优秀成分的混合型文化，具有包容性和兼纳吸收的特性及灵活应变的能力和适应时世的机智。凭借这样的跨文化的智慧和能力，中国穆斯林所承载的伊斯兰文化能够经历巨大的沧桑变动而一直在发展和不断兴旺，百折不挠而向上前进。

这部论文集就是试图从跨文化和跨社会的角度来研究伊斯兰教与中国的关系、研究中国伊斯兰教和中国穆斯林民族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特点。收入的绝大部分论文都是作者本人在过去几年中发表于国内各学术刊物的稿件。除了个别地方以外，文章基本上保留了这些学术刊物发表的原稿面貌。有几篇论文是作者在瑞典隆德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期所做的英文博士论文Concord and Conflict: the Hui Communities of Yunnan Society in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和谐与冲突：对云南社会中的回回社团历史透视》）中的个别章节翻译整理而成。其余的论文是作者结束瑞典的留学生涯后回到国内的科研和教学单位中撰写的。所以，作为作者的我，一个非穆斯林却在西方的大学中接受了7年之久的研究伊斯兰教的学术训练，那应该是双重地进入了跨语言、跨文化和跨社会的交流领域了。当然，这样的研究不可避免地带有作者他经常生活的社会中的文化烙印和思想传统的痕迹，可能与所描述的客体真相有着一定的距离，但作者从青年时期就投入伊斯兰教领域的学习和研究，并长期与穆斯林进行着友好的交往和联系，因此，应该相信作者的观察和体会是相对客观的和认真的，并带着很大的诚意的。作者相信，学术研究是不受国界、社会背景、宗教背景、民族籍贯和文化传统的绝对限制的。我们虽然不可能达到与事实能够完全相一致或相对符合的圆满境地，但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忠实于学术的虔诚心灵、严谨的态度和不懈的努力达到相对一致和相对符合事实的追求自认为获得真理的境地。因此，这部论文集的目的是让读者通过作者阐述的研究事实来了解中国伊斯兰教。当然，作者出版书那一刻时间起实际上就已经将他自己置于学术界读者群前的考问了，因此，书的是非是由他们来最终判定。

做学问难，做老老实实的学问更难。我的学术研究基本上是以伊斯兰教史研究为对象的，这是坐冷板凳在史海中翻阅文献的苦差事。虽然成果不算多，但这几年的积累还是有一些。将以往的文章整理一下，编成一个集子，让同事和学友们能够审阅一下本人在瑞典和西方世界以及中国国内悉心学习的成果，同时也让大家了解一下海内外专家学者对中国伊斯兰教的专研精神和精益求精的态度，这也是不错的主意。在求学数十年的生涯中，我深深地牢记瑞典导师和中国导师的教导：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不管是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不管是学者和大众，其实绝大多数的人们追求真理的心愿是类同的，大家的愿望是相近的：为了我们的社会更美好，为了我们的明天更美好，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更美好。有如此的心愿，世界上还有什么不可以心平气和地商讨呢？还有什么不可以摆在桌面上开诚布公地谈一谈呢？因此，将这本论文集出版的目的是为更多的学术讨论和争鸣敞开大门。

这本题为《露露集——简论伊斯兰教与中国的关系》论文集为什么要用“露露”两字？那要追溯到1993年。那年3月份在瑞典隆德大学自费留学的我报名参加了英国伯明翰大学、美国芝加哥大学和瑞典隆德大学联合组织的学习伊斯兰教的博士生代表团到埃及进行半个月的学术考察和旅游。当我们参观访问了埃及首都开罗市的许多著名清真寺和伊斯兰教贤哲伟人的陵墓的同时，我们还访问了埃及古老的科普特教的教堂和犹太教的会堂。我们不但与埃及的当时还在世的总穆夫提长老进行了座谈，甚至我们还很荣幸地受到了科普特教皇陛下和几位大主教的接见。我们还与开罗的犹太教教职人员进行了简单的谈话，了解了处于伊斯兰世界中心地带的犹太教徒社团的历史。参观之余后，热情而好客的埃及伊斯兰教组织的接待单位为我们安排了坐船在尼罗河上的游览。当我们坐在游船上在绿盈盈的尼罗河水上荡漾时，两边美丽的风景尽收眼底。沿尼罗河畔的开罗市区的高楼大厦群中有一幢楼顶上闪耀着霓虹灯组成的阿拉伯文：“lulu fi al-Nile”（尼罗河中的真珠）。当时触景生情，觉得包容了基督教和犹太教文化的埃及伊斯兰教文明不就像灿烂的珍珠那样辉煌吗？尽管我们访问埃及的时候离卢克索发生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袭击和杀害了一些西方游客的恐怖事件不久，但我们在参观埃及开罗的所见和所闻却是埃及广大穆斯林群众对其他宗教文化的包容精神和宽广胸怀及平和的气象。联想到自己在瑞典大学做的有关中国伊斯兰教历史的博士论文的史料体现的包容中国儒教、佛教和道教文化的中国伊斯兰教文化不也就像“珍珠”那样绚烂夺目吗？因此，我特别喜欢阿拉伯语珍珠一词的“lulu”发音，用汉字“露露”表达又可以反映了像清澈剔透的露水那样清凉和朴质。但愿这部集自己学习心得的描述伊斯兰教与中国文化关系的有关中国伊斯兰教的论文像珍珠那样闪亮，又像早晨的露水那样纯洁晶莹。这是我对中国社会环境中的各宗教能够和谐相处的最美好的心愿。所以，在这里我就用阿拉伯语的谐音“露露”来题名了。

在把稿子送交出版社付梓之际，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同事兼学长陈卫平教授。作为中国近现代哲学的著名专家、上海重点学科中国哲学学科负责人，他听说我打算出版自己的《露露集——简论伊斯兰教与中国的关系》论文集后，就非常支持我的这一想法，并从他负责的中国哲学重点学科课题（T0406）费中拨出钱来资助出版。没有他的热忱支持，这本文集的出版就无从谈起。他把中国伊斯兰教文化和思想纳入中国哲学的体系不愧为是一个远见卓识的行动。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学者和大家有像陈卫平先生那样的风范看待和支持中国伊斯兰教的学术研究事业。

后记

我虽然在国外出版了有关中国伊斯兰教的英文专著计三本，在中国台湾出版了《伊斯兰》译著一本，但在大陆出版自己的书的确是“姗姗来迟”了。11年以前，我就很想出版我的博士论文专著的中文版，但与某家出版社联系，对方要我赞助3万余元，当时我从国外回来不久，月薪才300元不到，这样的出版费用对于我来说就像天文般的数字，于是只好望洋兴叹而作罢。7年前，我将与另外两位学者和同事合作的课题项目《当代中亚伊斯兰教与外界的联系》书稿送某出版社出版，结果经过半年的审稿后又因某部门的“不宜出版”批示而放弃。后来又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的学者介绍准备换一家出版社出版，时隔这么多年，仍然杳无音信。看来，出版中国伊斯兰教的学术书籍对我这样的学者来说真是难上加难啊。又联想到自己的学术生涯和道路是如此的坎坷和艰难，真有些失落感。

但我又是幸运的，毕竟我获得了许多人志士同仁的真诚相助。这本论文集的得以出版除了要归功于上海师范大学中国哲学学科负责人陈卫平教授的悉心帮助和热心的支持以外，我还要感谢宁夏人民出版社的副社长哈若蕙女士及编辑室主任何克俭和编辑周立军两位先生。他们在出版这个论文集中给予了具体的建议和指导。我非常感谢宁夏回族自治区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杨发明先生。当我在上海伊斯兰教协会会长白润生阿訇的介绍下要求他为我的论文集书写阿拉伯文的书名时，他不顾日常工作中的繁忙和斋月中的辛苦立即为此书以他的优美的阿拉伯文艺术书法题写了名字并尽快地送交出版社。真诚之至令人感动。我还要感谢的是《回族研究》杂志的主编杨怀中先生和马平先生，他们在同意我刊载发表于《回族研究》上的文章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在出版这本论文集时，我还要郑重感谢《世界宗教研究》和《世界宗教文化》的常务副主编李富华先生和黄夏年先生。感谢《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的南渊明先生。感谢《云南民族学院学报》的姚继德先生和马兴东先生。感谢云南社会科学院的杂志编辑黄淳女士。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的付长珍女士。感谢《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的王正平先生和舒建军先生。感谢《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的主编丁明俊先生。感谢中央民族大学哲学系的老师牟钟鉴先生和何其敏女士。感谢中国台湾世界宗教博物馆出版社主编魏释了先生。感谢北京大学东语系的叶弈良先生。感谢《中国穆斯林》杂志主编马忠杰先生。感谢上海伊斯兰教协会会长白润生阿訇和副会长金宏伟阿訇对我的研究工作予以持续的关心和支持。感谢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哲学系的同事们以及我的研究生和大学本科学生们的支持。我还要感谢我家人的关怀和帮助。一本书的出版只不过是一个学者学术生涯旅程中的一站而已，更多的考量和更多的工作还在前面等待着，因此，读者、编者和作者都是任重而道远。当然，书中的疏忽和缺点难免很多，希望专家学友们通过阅读批评指正。

王建平写于上师大文苑楼

2007年6月10日

封面导言

虽然是一种从属于华夏主流文化的亚文化，中国伊斯兰文化却是融汇了其他中西文化优秀成分的独特文化，具有包容性、并蓄兼收的特性及灵活应变的能力和适应时世的机智。凭借如此跨文化的智慧和能力，中国穆斯林所承载的伊斯兰文化能够经历巨大的沧桑变动而一直不断发展和兴盛，且百折不挠地前进。

阿拉伯文书名是由当时的宁夏回族自治区伊斯兰教协会会长、后来当选为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会长的杨发明阿訇题写的。特致感谢。

英文书名

A String of Pearls

作者简介

王建平，1953年生，汉族， 1983年获云南大学历史学学士学位。1986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宗教学硕士学位。1996年在瑞典隆德大学获宗教学博士学位。长期从事伊斯兰教专业研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和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研究员。两次在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做访问学者。现任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宗教学教授、宗教学硕士生导师、地方专门史博士生导师。著有Discrimination, Corruption and Moral Decline: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Muslim Hui Uprising in Yunnan, China, 1856-1873（耶路撒冷：和平出版社，1995年）、Concord and Conflict: the Hui Communities of Yunnan Society in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斯德哥尔摩：国际书社，1996年）、Glossary of Chinese Islamic Terms（伦敦：寇尔松出版社, 2001年）等英文专著。与白润生阿訇合作主编的《中国伊斯兰教典籍选》（六卷本）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07年底出版。译著有《伊斯兰》（台湾：麦田出版社，2002）等。还发表中外文专业论文7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