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西方学界对中国伊斯兰教的研究主要围绕着有关中国穆斯林的民族认同感、尤其是回族的民族认同感问题上进行。[1]研究中国穆斯林民族的美国著名学者杜磊将“企业主义”（entrepreneurism），特别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发展市场经济后回族社会中的经商活动作为回族民族意识和认同感的一个有效观察。[2]但在中国和西方的学术界中都忽略了中国伊斯兰教中的宗教教育对中国穆斯林的民族主义和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强烈催化和促进作用方面的研究。倘若对一千三百多年的中国伊斯兰教历史作一个全面观察，我们可以不难发现，正是依附于清真寺的伊斯兰教育，或换言之，正是发韧于唐代但定形于明代的伊斯兰经堂教育活动是维系回回穆斯林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牢固纽带和中坚力量，也是中国穆斯林历经历史上数次因起义而惨遭镇压后能够保存力量并最终使伊斯兰教再度复兴的根本原因。
我国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由于党和国家在宗教和民族问题上执行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方针和政策，使得经过历次极左思潮、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运动对宗教的无情批判和打击后，以伊斯兰教育发展为特点的宗教复兴运动推动了中国穆斯林社会的文化发展。这种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相适应的伊斯兰教育文化为穆斯林的生活注入了新的活力，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团结和社会的安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由于新宪法强调保障公民信仰宗教的自由权利后，在党和政府的引导下，过去十多年来的伊斯兰教育恢复和发展出现了比较健康发展的势头。本文根据笔者收集的资料和田野调查，以及对中国穆斯林民间出版物包括报纸和杂志的悉心阅读和信息跟踪，以此途径对伊斯兰教育问题在中国穆斯林社会特别是回族社会中的状况进行研究，认为以清真寺为中心、以阿訇等教职人员为主干、以穆斯林青年学生为对象、从穆斯林社会内部自己集资并自行管理而充分调动穆斯林群众积极性的伊斯兰教育事业在当今中国伊斯兰教复兴运动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它对未来中国社会以及中国国家政府和中国穆斯林社会的内在关系、伊斯兰教积极适应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发展势必产生长远的影响。
中国经堂教育历史回顾
中国回回社会历史上的宗教教育以经堂教育为形式，它又被称为“寺院教育”或“回文教育”，是中国伊斯兰教历史上的一种私塾式的直接宗教教育。[3]这种教育在清真寺内进行。由阿訇招收若干名学员，采用口传心授的方式，教授伊斯兰教的各种经典和宗教功课。到了明代中叶，陕西著名学者胡登洲（1522-1597）首次将伊斯兰世界的宗教教育与中国社会中儒家教育传统方式结合起来而开创了中国式的伊斯兰教育制度走向回回民族社会，并在此基础上形成陕西学派而通过他的众多弟子向全国大规模地推行开来。中国北方的穆斯林学者后来以常志美（生活于清代前期）大阿訇为首形成了经堂教育的山东学派、南方的学者特别是云南穆斯林学者以马德新（1794-1874）和马联元（1841-1895）大阿訇为首形成的云南学派，这南北两大学派与陕西学派一起三足鼎立而带来中国伊斯兰教育事业的繁荣时期。19世纪末，云南学派的马联元阿訇首次在经堂教育中引进了“阿汉并授”的经堂教育教授法，即在经堂教育中不但以阿拉伯语的教材为主，而且还用了一些汉语注释的伊斯兰教义课本。20世纪初，北京牛街清真寺教长王宽（1848-1918）阿訇在完成对麦加的朝觐功课以及访问了一些伊斯兰国家特别是土耳其奥斯曼帝国以后，深感中国传统伊斯兰教育的落后现状而决意引进新式教育。随着近代社会的交通工具现代化，越来越多的中国穆斯林到麦加朝觐并在伊斯兰世界中的著名学府比如埃及的艾资哈尔大学学习深造后，他们向国内的经堂教育引进了埃及等地的现代教育课本，增添了国学、数学等新型课程，从而改革了经堂教育，在各地清真寺内建立了新式学校，并将它在整个穆斯林社会尤其是回族社会普及推广。
1949年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在中国存在着大致这样几类的伊斯兰教育：1，回回社会中历经数百年之久的传统经堂教育体系。这种传统伊斯兰教育是自胡登洲创立后定型的经堂教育基本以十三本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经书为主，拒绝新的课本和教学法，反对以汉语而坚持使用传统的经堂语传授宗教知识。2，苏非教团的经堂教育。它是以传统经堂教育为基础但结合苏非神秘主义课本，强调宗教导师的单传口授以及注重神秘主义修行和礼仪的修道院式教育。这种教育在新疆的“伊禅派”[4]和西北的门宦制度中很盛行。3，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迅速发展的依附于清真寺的新式教育。它是中国伊赫瓦尼运动[5]兴起后对传统的经堂教育作了某种程度的改造，引进了现代教本并趋向于向社会开放式的学校教育。4，维吾尔族和说突厥语民族中的伊斯兰教育。它也分传统教育、苏非教育（比如前面所述的“伊禅派”教育）和现代教育三种形式，但与回回民族经堂教育的差别是，它在教材、体制和传授方式上更接近中亚和波斯地区的伊斯兰教育传统，并更多地使用了突厥民族的语言和教本。
新中国建立初期，宗教教育一度被允许存在，在有些地区还有所得到发展。我国政府通过中国伊斯兰教协会还成立了伊斯兰教经学院和地区性的回民中学等。但这种景象未能持续很长，在党内的极左思潮占上风之后，它马上遭到厄运。1958年的“宗教改革”中，伊斯兰教育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和阻碍，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完全停止和摧毁。这种情况一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的1979年才开始得以纠正。80年代初期，宗教政策得到落实，宗教活动得到全面的恢复，原来的几种宗教教育类型才重新开张，同时还增加了国家扶持的正规伊斯兰教经学院校，其特色是在教材上作了改革，增加了政治时事和马列主义哲学等课程。进入80年代后半期时，新型的伊斯兰教育潮流不仅在回族社会中，就是在维吾尔族为代表的突厥语民族中都得到了十分强劲的发展。当然在整个过程中出现反复并呈“之”字形发展。本文要探讨的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后中国穆斯林社会中所蓬勃掀起的伊斯兰教育浪潮以及它与穆斯林社会的互动作用。
当代伊斯兰教育得以发展的社会背景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宗教问题上的正确政策和在推动现代化浪潮中发展教育和科技的战略是穆斯林社会中伊斯兰教育兴起的重要条件。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和邓小平同志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著名论断把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引入了一个新纪元。在教育和科技兴国的战略决策下，发展教育在过去20多年中一直是政府的重点工作。当国门打开后，出国留学蔚然成风。在汉族学生和青年纷纷以考入重点中学和大学、并以留学欧美、澳洲、日本为荣时，这种教育热的时尚必然会反馈到中国穆斯林社会中。
回族社会里，特别是处于边远地区经济和教育极不发达的农村地区，面对这股教育热的是向往、困惑和感叹。首先，发展教育文化在汉族居住区当然是振兴强大的汉民族和汉语为主干的汉文化。问题是我国的回族群众居住分散且又与汉民族居住地区混杂。当回族和其他穆斯林民族子弟注意到汉族教育迅猛发展的潮流时，他们被汉文化淹没而失去本民族特性的担心是很自然发生了。不少回族学生上了大学后，由于远离亲人和家乡父老的督促而在饮食习惯上与汉族习俗合流或随俗了，宗教操守也不再坚持了。所以，一些回族穆斯林对汉文化教育发展问题上有怨气：“如果上大学让我的儿女失去信仰的话，那么，我宁愿让他们去扛铁锹而不供他们读书。”[6]因此，在宗教传统势力强且信仰氛围浓厚的穆斯林社团中，教众为了维护自己子女的信仰和教门，同时在发展教育的热潮中与汉民族和汉文化竞争，遂产生了要求办属于自己的伊斯兰文化学校的需要。同时，自己兴办的伊斯兰教学校的教学还可以解决穆斯林学生掌握基本的伊斯兰教知识后再去阿拉伯国家或伊斯兰教国家的伊斯兰大学或宗教学院进一步深造的问题，这与汉族学生想到欧美留学的热潮相平行。
促使兴办和发展自己社团内的伊斯兰宗教学校的愿望还来自另一个现实原因：在农村和边远地区，由于教育文化的落后状态，每年有许多应届小学、初中和高中毕业生由于中学和大学录取名额有限而失学；或者因经济贫穷而上不起大学，这样他们就成了社会上的无业青年。加之农村和小城镇的经济不发达，也没有足够的就业机会来容纳这些无业青年。这种情况在回族社会比较明显。由于历史的原因，回族社会对汉文化教育一直有隔阂，因此文化水平和素质相对比较低，失学率很高。即便在改革开放到了成熟阶段的90年代后期，这种失学率高的情况依然存在。一位回族知识分子评论说，在回族聚居区经常可以发现“在街口、村口见到三五成群的老人、青年人蹲在一块儿，聊天、晒太阳，一蹲就是一上午”的景象。……“年轻人多半是披着衣裳、趿着鞋、叼着烟卷，同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打台球。整日游手好闲，不务正业者居多。打架、斗殴、酒后骂街时有发生。”[7]由于这么多的无业青年无所事事，又由于社会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而使人们的物欲意识膨胀，道德沦丧，产生信仰危机而导致社会犯罪率高。在面对强大的世俗化挑战和回族穆斯林失去信仰的危险局面中，出现了这样的反常现象：一些回族居住区“随着生活的富裕，婚丧嫁娶中讲排场、显阔气的现象有增无减，迎亲轿车浩浩荡荡，新娘着装袒胸露臂，甚至穿戴异教徒婚纱，乘坐最流行的高级豪华车，似乎唯此，方显女方身价，男方富有；待客筵席后的残羹剩菜狼藉，挥霍浪费惊人；亡人墓前石碑越来越高大，失去表征意义，成为斗富之标志。”[8]一位云南回族青年提到他的家乡情况时这样写道：“看看今天我们的穆斯林村庄，由于吸毒者到处偷盗、抢劫，闹得鸡犬不宁、人人提心吊胆，甚至礼拜人的鞋子、自行车、清真寺的毯子等物品也屡屡被盗。拦路抢劫、打家劫舍的案件也不绝于耳。而少部分人利欲熏心，不顾合法非法，不顾道德廉耻，居然接赃销赃，为偷窃者销赃提供便利，从而偷窃行为越发猖狂，屡禁不止。”[9]可见穆斯林社会中存在着信仰道德和伊斯兰教传统习俗被严重侵蚀的状况，或如同汉族社会，发生了信仰危机的现象。
维护信仰和解决无业青年的出路正是80年代初期中国穆斯林社会民间兴办伊斯兰学校的主要出发点和动机。“教存则族存，教亡则族亡！”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急迫感和宗教使命的召唤，一批忠诚于伊斯兰教信仰的穆斯林和活动家们开始为伊斯兰教育的事业奔走呐喊。他们认识到伊斯兰教育的重要性，因为它与中国穆斯林的生死存亡相关。所以，他们认为发展伊斯兰教育是穆斯林的天命职责。一位教职人员在评论这段心路历程时说，“伊斯兰的事业不仅需要固守我们的‘伊斯兰城堡’，而且需要伊斯兰自己的越来越多的勇士们主动出击，去开疆拓土，去把绿色的旗帜插遍世界的每一个地方，插遍人类思想与生活的每一个领域。”[10]他的话反映了宗教人士对本民族面临社会上拜金主义和物欲横流现象的忧患意识以及如何振兴民族精神和思想道德的强烈使命感和责任感，也是伊斯兰教育能够在穆斯林社会中发展的强大动因。
伊斯兰教育的目的和功能
按照穆斯林学者自己的说法，伊斯兰教经堂教育的目的主要有两个：其一是在穆斯林青少年和成年人中普及宗教常识，维护伊斯兰教信仰和实践；其二是培养未来的伊玛目，承担宏扬教义、教法，主持宗教活动和婚丧礼仪，处理穆斯林内部的民事纠纷的职责。[11]一言以蔽之，经堂教育的目的是在中国汉文化占绝对主体的社会中继续让伊斯兰教在穆斯林社团生活中站住脚，扎下根，继承前人的伊斯兰传统，并培养阿訇接班人以带领穆斯林在日常生活中按照《古兰经》和《圣训》等要求那样的伊斯兰教方式生活，并在中国社会中保持穆斯林民族的宗教特性和文化特性。回族如此，中国的讲突厥语、波斯语等其他穆斯林民族大概也超不出这样的范围和要求。在谈到回族社会中的经堂教育的特点时，一位从事了几十年经堂教育的老阿訇是这样加以评论的：“经堂教育顺应我国回族大分散、小集中的分布特点，形成了一寺便是一个学校。经堂教育的最大特点是适应性强，以不变应万变，办学规模能大能小，办学周期可长可短。一个寺可以因群众的多少和[经济]力量的大小不同，招收海里凡（学生），大坊可招10多名，或数十名；小坊也可招3~4名，根据情况，量力而行。又可以集男女老少于一寺而教学，办各种学习班，提高坊民的伊斯兰素质。直到现在，经堂教育仍然担负着培养阿訇接班人的重任。只要清真寺存在，经堂就可以办下去。”[12]
至于伊斯兰教育在中国穆斯林社会中的功能问题，虽然国内的穆斯林学者很少讨论这个话题，但我们在这里细细分析一下，也不外乎是传承伊斯兰教的经（《古兰经》）、训（圣训）和教法知识，发扬伊斯兰传统精神，维护伊斯兰教生活方式，坚持和督导宗教礼仪和修持习惯，强化穆斯林的民族意识和宗教感情，维系穆斯林社团的团结和纽带作用并提高穆斯林民族的文化水平、知识水平和道德修养等。在回族、东乡族和保安族社会中，发展伊斯兰教育还有增强本民族的凝聚力，抵御民族同化的潜在现象，加强民族在市场经济机制和社会政治活动中的竞争能力，同时发展与伊斯兰世界中其他穆斯林国家和民族的交往和联系。在维吾尔族等突厥语民族中，伊斯兰教育的发展和提高除了上述的功能作用以外，最近又出现了一小撮人以发展伊斯兰教育为幌子进行“东突厥斯坦”的分裂主义活动。这种宗教与政治、宗教教育与民族分离主义结合的趋势可以从新疆地区一些分裂分子搞的地下经学班和私人经学校所培养的经学生（塔里甫）成了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组织的骨干得到证明。[13]但是必须注意，那些正常的和合法的伊斯兰教育活动在新疆维吾尔民族居住地区仍然得到国家的保护和支持。这一点，我们会在下文进一步阐述。
但是，穆斯林社会中的伊斯兰教育发展在重新调动社会和经济资源、调整社会结构方面起的相当大作用问题却没有人进行专门介绍。这里需要简略地指出的是，随着一座座民间兴办的伊斯兰教经学校和经学院像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中国大地上，原来相当大程度的花费于出生、命名、割礼、成年、嫁娶、节庆、养老、丧葬等日常生命周期的传统礼仪形式的现金和流动资产开始逐渐转入以清真寺为中心或依附于清真寺的伊斯兰教育设施机构中，并形成归属于清真寺和穆斯林社团的固定基金，从而加重了穆斯林社团中宗教教育活动成分的比重，使得以清真寺寺院为基础、教职人员为骨干、伊斯兰学校为前沿阵地、穆斯林信众为强大后备力量的宗教体制大大增强。如此的发展结果是：穆斯林社团的社会和经济资源进行了重新分配和调整，社团结构得到了重新组合。重新分配和组合后所出现的以清真寺与经学校为中枢的新型的中国穆斯林社团将一改往常地处在中国社会边缘位置生活而保持低姿态的弱势社会群体上升为自立程度较高、稳固一方、有自立的思想精神和文化体系，它有自己独特的社会政治机构、教育组织，成了融宗教、文化、民族和经济于一体的具有凝聚力的社会群体。这样的社会实体呈现了蓬勃的生机，它的出现将会提高中国穆斯林在中国社会中的竞争力和生存能力，并在未来面临的社会冲击和危机面前增强实力并能权益性地顺势发展。因此，在伊斯兰教育得到充分发展的中国穆斯林民族必将在未来的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会有较大的作为去经历风浪考验，同时由于伊斯兰教育的发展而产生的强烈民族特性与文化特性势必会与汉文化为主体的中国社会形成共存、合作、竞争、差距甚而发生摩擦的格局。
伊斯兰教育复兴运动总体浏览
一家穆斯林自己办的报纸是这样评论改革开放后的伊斯兰教育发展情况的：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以清真寺为中心的组织伊斯兰教知识业余班学习形式在全国各地悄然兴起。然后是清真寺的经堂教育开始普遍恢复。[14]此外，在落实宗教政策的浪潮中，我国政府批准建立了10多所正规的得到国家支持的伊斯兰教经学院，比如全国范围的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地方性的经学院有北京经学院，新疆经学院、宁夏经学院、兰州经学院、昆明经学院、郑州经学院、沈阳经学院、青海经学院和河北经学院等[15]。这些经学院由国家拨款、各地伊斯兰教协会管理和实施教育，其宗旨是培养爱国爱教的品学优良的年轻阿訇。
由于国家开办的经学院招收名额很少，且许多学生毕业后又不愿意当阿訇和从事教职工作而热中于去政府机关和外贸公司工作，因此这种正规的经学院校远远满足不了穆斯林社会的实际需要。况且传统的经堂教育由于守旧和老式而对于一部分有着强烈求知欲望的穆斯林青年来说已失去往昔的吸引力，于是，穆斯林民间遂有自己办伊斯兰学校学习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经文知识的愿望。其实还在国家开始恢复正规的经学院以前，一些穆斯林积极分子已经开始创办自己的伊斯兰经学校了。当然，许多学校都以“中阿学校”的招牌。因为在当时，宗教学校往往招人闲眼而引起某些行政人员的干预和人为阻挠。
最早承办的中阿学校有甘肃临夏中阿学校、山西长治阿拉伯语学校、内蒙古河口女校、河南圪垱店阿校等。历时20年以来，上档次并成相当规模的学校有临夏中阿学校（包括男女校）、甘肃张家川阿语学校、河南周口阿敏阿语学校、云南开远阿语中专等。这些学校除开设伊斯兰教各学课的课程以外，还有语文、史地等课程，有不少学校还特设了英语、电脑和一些技能课。[16]当然，这些学校的主要学习内容是伊斯兰教知识。目前为止，全国各地的阿语学校，寒暑假伊斯兰学习班以及其他形式的伊斯兰教育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这种民间办阿拉伯语学校的热潮中，尤以回族人口占相当大的河南省最为突出。像白寨、圪垱店、郑州等地相继办起了各具特色的阿语学校。另外还有中国西北地区特别是临夏、张家川、广河等地以及西南地区的云南也轰轰烈烈地兴办伊斯兰教育。[17]这些地区由此形成了民间兴办的中国伊斯兰教育的重点地区，对周围的穆斯林居住区有辐射性影响。一位回族学者总结道：民办阿拉伯语学校或中阿学校，采用大学的教材和教学法，是中国经堂教育的一种自发改良。[18]
上述仅介绍的是民间办的新式伊斯兰学校这一方面。那么传统的经堂教育又是一番怎样的景象呢？正如一位穆斯林记者经过调查后指出，传统的经堂教育制度也出现了一派生机，并跳出了传统的经学教堂的局限：“在中国的大地上，在许许多多穆斯林居住区，在学校的寒暑假期间，清真寺门庭若市，坊上的小学生、中学生走进寺里，在寺管会的有序指挥下，接受着正规而严谨的经堂教育。这尚且十分有限的消息来自天津、河南、河北、山东、陕西以及云南。”[19]可见传统的经堂教育在与新式的伊斯兰教育学校竞争中，也将普及伊斯兰教文化知识的任务作为自己的重点工作，并将宣传教育的对象集中于中小学生和年轻人。
即便伊斯兰教育出现了我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兴旺时期，但是，按一位穆斯林知识分子的观点，伊斯兰教育的继续发展和上升仍有很大的余地。他认为，中国现有4万多座清真寺，“46000多教职人员（不包括民间的处事阿訇），有数以千计的在伊协（伊斯兰教协会）和经学院工作的人员，但其中具有高中以上文化和一定宗教专业知识的人估计不到三分之一，而绝大多数则是文化程度很低，甚至是通常意义上的文盲。他们的专业知识也只是在清真寺内学过几本经，对伊斯兰教教义学，历史等专业并未系统地学习过。”[20]所以他认为形势不允乐观，伊斯兰教育还需要一个大阶梯地发展和提高。
为了让读者对中国伊斯兰教育的发展现状有一个更清晰和深刻的了解，下面我们就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云南、河南、山西和大城市及城镇地区、妇女教育和清真小学等案例情况作一个更详细的阐述，以便认识这场中国伊斯兰教育复兴运动的性质、规模和前景。
甘肃省
全国回族社会中，甘肃省的民间伊斯兰教育办得规模最大、数量相对较其他地区为多。这因为甘肃省的穆斯林人口仅次于新疆和宁夏而占全国第三位，同时，甘肃过去是历史上伊斯兰教育比较兴盛的地方，比如临夏（旧名河州）在清朝同治年间以后就被西北地区的穆斯林誉为“小麦加”。[21]该地宗教气氛很浓厚，以清真寺林立、教派众多、拱北[22]建筑宏伟、宗教学者人才济济、经堂教育发达而知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临夏州有清真寺和拱北共计1800余处，开学阿訇、教主、掌教2500余人。到1958年有清真寺1944个，拱北119处，开学阿訇2713人，满拉[23]1120人，教主16人，拱北出家人115人。1958年宗教改革时，这些拱北和清真寺都遭到了厄运。经学院校被禁止和解散。阿訇和满拉被迫还俗或勒令还乡参加生产。有的教职人员被监禁和处死。在文革极左路线思潮最泛滥时，所有的拱北被拆毁和夷平，清真寺要么被拆除，或改作他用。一切宗教活动都不允许进行。文革结束后，随着政策的落实和改革开放，宗教活动又被恢复。在临夏地区，伊斯兰教育的恢复进程非常迅速。据统计，至1985年时，全州有清真寺1715个，阿訇2300人，满拉3000余人，拱北76处。[24]其中临夏市的89座清真寺均办经堂教育，阿訇、拱北出家人175人，满拉1600人。[25]进入90年代后期，伊斯兰教育事业更是得到迅猛发展。根据一位学者的粗略统计，清真寺经堂教育体系所拥有的满拉的数量得到迅速增加，大清真寺平均有100名左右满拉，中等清真寺有几十名，小者也有数名至10名。按临夏地区清真寺的数量算，估计有几千名到万名满拉。虽然他们的经文知识相对比较高，但他们的汉语知识则显得不够。因为他们很少受国家教育制度办的世俗化学校教育的训练。[26]
在甘肃众多的伊斯兰经学院校中，名声驰誉的是临夏中阿学校，它也是全国最大的伊斯兰学校。它的建校始于1980年2月，经过社会贤达的筹措和努力，最初被称作临夏中阿业余学习班的机构诞生在一户穆斯林家里租用的一间房屋。一切都是因陋就简。学习班办起后，慢慢开始扩大，渐成学校规模。其名声也在不断传播。全国12个省区的穆斯林青年不远千里来此求学。到了1986年，临夏志士仁人捐款12万元，在临夏西郊建起了临夏中阿学校。学校也得到有关部门批准而正式注册为民办中等专业学校，实行寄宿制的学生管理制度，并注重阿拉伯语和汉语等文化教育。到了1997年10月30日，学校的教学大楼竣工典礼举行。新落成的两座教学大楼耗资300多万元。现在的临夏中阿学校分男生分校和女生分校（亦称“临夏中阿女校”），两校占地面积8000多平方米，在校学生430人，其中女生265人，有教职员工50名，藏书3000多册。它成了一座教师自聘、经费自筹、学生自费、自谋出路的以“民办职业学校”为名的民办伊斯兰经学院。它提出的办学宗旨是：“发展民族教育，提高民族素质，让更多的穆斯林青年面向社会，给广大辍学、待业的有志青年重返校门的机会；培养为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的德才兼备专业人才，……发展民族经济，研究民族文化，弘扬民族的优良传统，促进中阿文化、经济交流。”当然，办学者在这里是煞费苦心地尽量避免使用“弘扬伊斯兰教”这样的措辞以免招来不必要的麻烦，毕竟宗教在某些人的心眼中是带刺的，会产生负面作用的。但是无庸置疑，该校的教学内容与伊斯兰教是密不可分的。
该校的招生对象是全国各地历届初、高中毕业生，年令22岁的穆斯林青年。学生要进行入学考试，考试科目有语文、史地、民族常识。对在校学生实施“二二学年阶段制”，即学制共四年，前两年学完可结业，并分专业（阿拉伯语、民族教育）继续学习两年。完成学业并通过考试者，方可毕业。第一阶段期间对学生的课程设置是阿拉伯语、语文、民族常识、品德法制、体育等。第二阶段分两个专业：1，阿拉伯语专业，它包括的课程有阿语精读、泛读，语法、会话、听力、报刊阅读、翻译写作、文学、民族常识等，同时还开设计算机、英语等课程。2，民族教育专业，课程有教育学、语文、阿语、《古兰经》，圣训学、教义学、教法学、修辞、计算机、体育等。[27]由此可见，第一阶段是打基础，提高阿拉伯语的知识和宗教文化知识，只是到了第二阶段的民族教育专业才着重伊斯兰教育知识的学习。到1999年，即办校19年来，临夏中阿学校已培养男女学生1200余名。他们毕业后有的在行政单位任职，有的在公司做翻译，还有近百名学生到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和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等高校深造。还有100余人到东南亚、中亚及中东等国留学，有的已取得博士、硕士学位。[28]其余学生的去向虽然没有介绍，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回原地从事与宣教工作或弘扬伊斯兰教有关的工作。
张家川穆斯林学校和广河县阿语学校[29]、兰州伊斯兰教经学院[30]、兰州阿拉伯语中等专业学校[31]在甘肃省的伊斯兰教育中也是享有盛名的。另外还有大量的民办伊斯兰学校，规模虽然不如前面介绍的学校，但也办得虎虎有生气。比如，兰州李家湾穆斯林学校[32]和永登县河桥镇四渠河滩清真寺学校[33]等。
宁夏回族自治区
宁夏是全国回族人口最多的地区。全区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是回族穆斯林。宁夏的回族在许多中国穆斯林的心目中象征着回族的中心家园和文化榜样。但是宁夏的伊斯兰教经堂教育和伊斯兰经学校的发展却出现了一些令人困惑的现象。比如同心县中阿学校在80年代曾出现过一片兴旺的景象，并发挥了中国经堂教育和现代伊斯兰教育相结合的率先作用。但到了90年代后半期，该学校大概在有关部门的干预下竟取消了所有的宗教课程而变成了一个纯粹是世俗文化学校了。听说原来提供给学生做礼拜的礼拜殿也改成唱卡拉OK的娱乐厅了。[34]这个事例可以看到一些地方在贯彻“对宗教活动进行依法管理”和“对全国各宗教活动点和教职人员进行重新审查和登记”的有关规定下的过度反应。当然，宁夏的伊斯兰教育事业并没有因此而衰落下去。一些地方和清真寺继续坚持办伊斯兰教育。比如，银川阿语学校的前身是银川保伏桥阿语学校，创办于1990年。目前学校有来自各地的正式学员135人，新盖的楼房两层，使用面积600多平方米，有礼拜室、教室、宿舍、沐浴间。[35]同样，西吉县西滩伊校在老校长王栋阿訇的带领下艰苦奋斗二十余载，已成功培养了五届毕业生，人数最多时达200多名。[36]
但办得最出色的是同心县韦州镇。韦州号称宁夏的“小麦加”，因其在历史上是经堂教育的重地。如今，这一小镇有正规的全日制的中阿女校3所，男校1所，清真寺办的半日制女校7~8所。从1995年起，韦州镇19个清真寺纷纷举办妇女学习班和半日制学校。大部分中老年龄的妇女受到了教门基础知识培训。3所全日制三年制专业学校每校每届都有近百人接受正规的专业化的教育。[37]韦州镇老坟中阿学校在该地是颇有名气的伊斯兰教学校。它设置的课程有《基础阿语》、《汉语》、《古兰经》、《圣训》、《古兰经注学》、《伊斯兰教法学》、《伊斯兰基础知识》、《认主学》等。[38]宗教教育和学习伊斯兰教基本知识的气氛很浓厚。此外，民办的伊斯兰教经学校还有贺兰县少良中阿学校等。少良中阿学校是贺兰地区第一所民办学校，创办于1996年。现有教学楼，有单独的女校，有老年班。办校的宗旨是培养穆斯林和培养宣教者。学制4年。课程设置有：《基础阿拉伯语》、《语文》、《古兰学》、《古兰经》明文、《古兰经注释》、《圣训学》、《圣训》、《教法》、《信仰》、《宣教原理》等。[39]
青海省
青海省有大约90多万的穆斯林人口。在伊斯兰教育方面众口皆碑的数西宁市城东区富强巷清真寺经学校。该校自1997年以来制定了明确的教育方针：“新旧结合，中阿并重，信德智体，全面发展”。[40]这个“新旧结合”的办学方针是由富强巷清真寺年轻的教长金镖阿訇提出的。金镖曾留学埃及艾资哈尔大学9年，获艾大法学学士学位。他于1997年6月回国，任富强巷清真寺教长至今。在他的领导下，富强巷清真寺经学校成立了若干个兴趣小组，有“富强之声”广播小组，负责采访编写好人好事、写诗歌、散文，每天播音两次；有《古兰经》朗诵小组，书法小组，还有一个环保小组，负责栽花植树，美化环境。[41]他的学校对当地的伊斯兰教振兴运动有极大的反响。此外，西宁东关大寺也办了经文学习班，许多穆斯林利用业余时间到经学班来学习《古兰经》和圣训知识。在化隆和循化县，许多清真寺在早晨和晚上办经文班学习伊斯兰教基础知识，参加学习的人非常踊跃。[4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历史上新疆的伊斯兰教育曾经非常发达。1950年时，全新疆地区在读经文学生有10万人以上。[43]当然，这些伊斯兰教经文学校的绝大多数在宗教改革运动中被勒令关闭或解散。为数很少的幸存者也在文革中统统遭到了封杀的厄运。但文化大革命还没结束时，一些维吾尔族聚居区的伊斯兰教活动开始在私下进行。比如，早在1973年至1974年间，南疆一些地区地下经文学校在暗中出现。在宗教政策还没落实前的 1979年，叶城县和莎车县就有不少经文学校纷纷开张，吸引了许多经学生学习。到了1980年，喀什市、拜城县、沙雅县和库尔勒等地也建立了许多经文学校和经文班，参加学习的经学生达数以千计。
这种私办经文学校随着宗教政策的宽松和落实就更加发展了，连大城市也有了民间自办的经文学校。据1986年的报道，喀什市、伊宁市、霍城县、吐鲁番市和首府乌鲁木齐的许多清真寺都设立了经学校或经学堂，由阿訇教学，学生的数目相当大。三年以后，据1989年的统计数字，全新疆地区私办经文学校（班）已达938所，在读学生超过1万人。进入90年代，由于出现了几次骚乱和恐怖爆炸事件，特别是民族分裂主义骚乱事件和分裂分子的猖狂活动，中共中央就新疆问题专门发布了中央7号文件。根据文件精神，1992年对新疆所有私办的经文学校规定全部取缔，对学生则遣返原地。但是，事实证明执行这个文件是有相当难度的，因为一些私办的经文学校在关闭之后，又在暗中卷土重来，在地下秘密进行。“随着私办经文学校的增多，流入社会的塔里甫[44]也在增多。据不完全统计，1995年仅喀什地区就有3千多人。现在仍呈现出有增无减的发展趋势。”[45]
另一方面，国家办的经学院和经文学校则在1992年以后由政府和伊斯兰教协会领导管理照常进行。1995年，新疆伊协开设的经文学校（班）已达109所，在读学员超过1000人。目前，新疆各地、州、市经文学校（班）每年有500余名学员毕业，加上各县短期经文培训班的毕业生每年约有2200名的学员充实宗教职业人员队伍。开办于1987年的新疆经学院每年有100名左右较高水平的毕业生。目前已基本克服了过去宗教教职人员供不应求的情况。
值得强调的是，新疆回族社会的伊斯兰教育相对独立于维吾尔族等突厥语民族的伊斯兰教育。虽然新疆回族社会中的伊斯兰教育因维吾尔族中一些分裂分子的分裂活动而遭到了同样的限制，但同维吾尔族的伊斯兰教育相比，其待遇毕竟稍好些。新疆的回族穆斯林学生可以进入中国内地的伊斯兰教经文学校学习宗教知识。所以，在临夏、兰州、西安、河南、云南等地的比较规模大的经学院校都可以看见为数相当不少的来自新疆地区的回族学生。另外，回族社会中的妇女伊斯兰教育也有所发展。[46]
云南省
云南现有穆斯林人口60多万，清真寺约800座。云南的伊斯兰教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元朝。蒙古军队征伐云南时有不少回回军士参加，他们后来屯垦戍边定居西南边陲。19世纪中叶云南爆发回民起义前，据官方统计数字，云南有回民人口逾一百万。起义失败后，回民人口被残杀到只剩10万不足。目前的回族人口是经过130年后的生息休养恢复所取得的。
历史上云南也是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发达地区之一，出现过不少著名的经学家和经师。中国第一部木刻版印的阿拉伯文《古兰经》是在云南成就的。另外，云南穆斯林学者率先以汉文翻译《古兰经》。云南学者的伊斯兰教著述其中有不少成为中国其他地区伊斯兰教经堂教育的课本和教学材料。[47]当然，这种发达的伊斯兰教育氛围无所例外地在历次政治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摧残和破坏。只是文革结束后，伊斯兰教育才开始重新得以进行。在云南数以百计的伊斯兰教经学院和经学校中，目前最欣欣向荣的是开远市阿拉伯语中等专业学校和通海县纳家营伊斯兰文化学院。这两座学校都是民办的。
开远市清真寺开办的阿语中专学校创建于1979年。20年多来，已新建了教学大楼、教师楼、创设了图书室、电脑教学室。它还调整和提高了管理水平，完善了教育体制。该校近年来还聘请了一些高水平、高素质的从国外学成归来的专业教师担任阿语教学工作。从本地聘请了曾留学并毕业于沙特阿拉伯利雅得伊玛目大学，后又继续到巴基斯坦国立真纳大学攻读阿拉伯语文学硕士学位的马利古为学校校长。聘请的教师大多毕业于伊斯兰世界的著名宗教大学。该校在宗教学科类方面开设的课程有：《古兰经》、《圣训》、教义、教律、品德、阿拉伯史、伊斯兰史等。[48]学校还在因特网上创办了《信仰的摇篮》网站。同时还主编了一份名叫《伊兰园》的报纸，广发全国。网上还对教义进行讨论，并对一些基本宗教知识开辟问答讲座。[49]
通海县纳古乡历来有“小麦加”美誉，产生过“两斗胡麻的阿林”（云南土话，形容宗教学者林立）。该县纳家营伊斯兰文化学院已有8年历史。有壮观的教学楼，有电教室、打印室、学生专用电脑10台等。现有教职员工20人，其中各学科专职的男女教师6~7人。学院有男女住校生百余名，校长纳家智可以直接用阿拉伯语与外国学者交谈。[50]学院已有四届毕业生总数达两百人，他们在各地任教就业，或作为阿訇应聘至全省各地，甚至远至四川传经兴教，弘扬伊斯兰文化。有的在国内外的伊斯兰教经学院校继续深造。在宗教学科上，学院的课程设置有《古兰经》诵读、注解、《古兰学》、《圣训》、《法学》、《法学原理》、《认主学》、《伊斯兰教史》、《伊斯兰概论》、《穆圣生平》等。[51]
最后值得介绍的是个旧市沙甸伊斯兰经学校。沙甸在云南乃至中国素有“小麦加”的美称。这因为它在历史上以办伊斯兰教育闻名。历史上沙甸有许多著名人物，包括宗教学者和朝觐过麦加的哈吉。1975年7月，这里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沙甸事件”。由于沙甸穆斯林强烈要求恢复正常的宗教礼拜活动而触怒了当时掌权的“四人帮”。“四人帮”强行镇压了沙甸的伊斯兰教运动，总计1600多名穆斯林殉难，5千多名伤残，大约有8个回族村受到炮击而成废墟。[52]虽然文革后此事件受到了平反，死亡者家属获得了一定的抚恤金和照顾，但“沙甸事件”在穆斯林心灵中仍然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平反以后沙甸新建的7个清真寺都兴办了伊斯兰教经学校。其中沙甸清真大寺办得沙甸经学校和民间兴办的沙甸“特格瓦”阿拉伯语职业中学大概最为知名。沙甸“特格瓦”阿拉伯语职业中学的创办为各地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有的毕业生留学沙特、巴基斯坦等国。最近集资修建了新校园，坐落在环境优美的风尾山下，占地3万平方米，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总投资200万。[53]
河南省
在众多的伊斯兰教经学校中，名气较大的有圪垱店阿拉伯语学校。该校位于省府郑州市100多华里远的圪垱店镇，创办于1993年，是新式的学习伊斯兰文化和宗教知识的民办学校。经费都是穆斯林群众自筹和捐赠。学生的规模是每年招收100多名。学制3年。培养对象是训练新型阿訇，具有现代知识和比较高的程度的阿拉伯语会话和阅读能力的青年穆斯林骨干。该校强调训练学生宗教操守优良，信仰坚定并掌握相当的伊斯兰教知识。该校使用的教材是现代教材，还引进了沙特、埃及和也门等国家最新的宗教学习教材，比如《古兰经》经注学、《圣训学》、教法学和教义学等。在阿拉伯语方面除了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编写的《阿拉伯语》第一至第四册外，还学语法、修辞和句型等。[54]另外，郑州穆光阿拉伯语学校也颇有名声。2000年那年，来自全国各地近300名学生到郑州穆光阿拉伯语学校学习。穆光阿校今年购进了大量新书，建立了图书馆，引进超级VCD投影仪。学校为学生统一购置了服装、床单，并改善了伙食。[55]
山西省
长治阿拉伯语学院在山西的伊斯兰教育事业中被穆斯林誉为“一颗闪亮的明珠”。长治城市30多万人口，回族人口占3万。共有清真寺12座，据说差不多每个清真寺都有自己的阿拉伯语学校或阿语学习班，清真寺之间的办学竞争可能是长治的一道独特风景线。由于兴办伊斯兰教育的风气很盛，其他地方的穆斯林是这样称赞长治的教门的：“如果临夏是中国的小麦加，长治就是中国的麦地那。”偌大的长治市没有公共图书馆，但有个穆斯林自己办的穆斯林图书馆。图书馆拥有图书5000余册，报刊杂志30余种，每天的图书流通量在20本以上，读者在50人左右。长治清真南寺的100多名海里凡（宗教学生）是这里的固定读者。清真寺里的教务处还规定了每个学生的课外读书量。此外，长治的穆斯林还举办了其他伊斯兰教活动。比如，1995年举办长治市穆斯林书法、摄影展。还成立长治市回族教育促进会，以“扶持特困学生，奖励优秀学子，强化求知意识。3年来已募集资金近2万元，资助大中小学生和海里凡40余人。”[56]长治阿拉伯语学院主持人是马守信。该院开办多年，培养了众多的阿语人才，其中已有120多名学员被国家派往中东十几个国家工作或学习。[57]
大城市和城镇地区
一般来说，在大城市特别是都市化的大城市以及汉文化势力很强的沿海大城市的回族教坊或穆斯林社区要严守伊斯兰传统和习俗是一件确实不容易的事情。特别是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大城市的穆斯林在信仰上受物质主义的冲击而容易被淡化。根据穆斯林报纸的消息，兰州市已有两家回民入了基督教。这样的现象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有人哀叹道：“现在，清真寺里年轻人越来越少，甚至有些人弃教而去。”而临夏地区的马自锦阿訇则肯定地说：“我们乡下的教门比你们城里的好。”“城市的干扰太多，卡拉OK呀，舞厅呀把年轻人都拉了进去。城市在经济发展上好，在教门上有危险。”大多数穆斯林还认为，城里人盖好华丽的清真寺礼拜大殿，而参加礼拜的多是乡下那些衣着朴素的年轻人。[58]因此，在大城市里举办伊斯兰教育学校确实是件难上加难的事情。但即便在这样的氛围中，伊斯兰教育事业也出现了蓬勃生机，只不过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
首先浏览北京市的伊斯兰教育情况。北京伊斯兰教经学院是培养年轻伊斯兰教经学人才的培训基地。现有学生百余名，分大专班和本科班。师资有北京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教授。学制为两年，课程设置：阿拉伯语（精读、泛读、阿文报刊、翻译、应用文等）、阿拉伯伊斯兰历史、伊斯兰文化概论、伊斯兰教基本知识、英语、计算机等。[59]当然，北京还有坐落在牛街清真寺附近的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完全由国家拨款，为中国伊斯兰教协会领导。每年招生25名，现有学生一百多名。通过考试入学，学制5年。主要的学习内容是伊斯兰教各学科，当然也包括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包括中共党史等课程和正面教材以训练爱国爱教的阿訇。此外，经学院每年还开设阿訇进修班，年招收30名阿訇学习，由各区县伊协保送，进修3个月。经学院于2001年第一次招收25名维吾尔族学生入学，成立维吾尔班，由维吾尔族老师讲课。[60]
上海沪西清真寺教长白润生阿訇（现调入小桃园清真寺）是上海伊斯兰教协会会长，也带有哈里发，并出版发行了《上海穆斯林》杂志。他在学生的协助下又建立了上海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因特网站。他主持的清真寺还办墙报，就一些伊斯兰教义问题展开讨论和评论。他负责的上海市伊协开办了经学班实行新式的经堂教育，每天有6节课，课程有阿拉伯语、宗教、语文、历史、政治、体育等。还组织学生去参观苏州清真寺等活动。[61]
天津市的回民教坊普遍办起了清真小学。有些大的清真寺还办了经学校和教授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课的民族学校。天津的清真小学并不局限于孩子的教育，穆斯林马立华在他59岁的时候还走进清真小学学习伊斯兰教知识。[62]
广州市怀圣寺伊玛目王官雪和他的妻子在清真寺办经学班。他俩都是济南人，在北方的经学院毕业。[63]广东省伊协还组织部分穆斯林青年开展“穆斯林宗教生活夏令营”活动。来自广州、深圳、肇庆、珠海、茂名等地的24名青年云集肇庆城西清真寺学习伊斯兰教基本知识，其中包括六大信仰、五大功课、十句伊斯兰专门用语以及礼拜知识。[64]中国发展最快的高科技新兴城市深圳市也不例外。深圳清真寺的阿訇马秉谦来自青海，开经学班。深圳穆斯林青年准备创办《特区穆斯林》的刊物。[65]
辽宁省锦州市清真寺连续几年举办“伊斯兰知识”学习班。学习班的学习内容由两部分组成：宗教知识和阿语知识。上课时间是晚上。学习班一般持续两个月。[66]学习内容为伊斯兰教的基础知识，比如阿拉伯字母，信仰总纲和伊玛尼（阿拉伯语，即信仰）知识。[67]其他如陕西省延安市清真寺[68]、内蒙古包头市东河区清真中寺[69]、湖北省仙桃市的清真寺[70]也都相继开设了各种形式的伊斯兰教育。这些附属于清真寺的伊斯兰教经学校成了城市穆斯林社区维护伊斯兰教传统和信仰的坚强阵地。
女子教育
占人口一半的穆斯林妇女在兴办伊斯兰教育的热潮中也不甘落后。全国各地，特别是那些比较大的穆斯林聚居区比如甘肃、宁夏、云南、河南、青海等都于80和90年代期间先后建立了女子经学校。在众多的女子学校里，办得最大也最有盛名的是甘肃省临夏中阿女校。在它发展的20来年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一部奋发图强办校历史的巨篇。该校从1980年由马志信阿訇首先开办女子家庭学习班起到1989年经教育部门批准而终获政府认可成为由社会力量集资办学的中等专业学校，一直到2001年时在校学生已达340人，她们来自全国各地21个省市。建校以来，先后有2530名女学生在临夏中阿女校接受教育，并培养了总共15届总计730名毕业生。该校毕业生中在全国各地各类学校任教的有134人。受该校办学思想影响，全国各地办起的女校达61所，数十万妇女受到了教育和再教育。该校还向国外伊斯兰高等学府输送留学生31人。临夏中阿女校目前占地面积为2600多平方米，1996年各界集资160多万元修建教学大楼。该校实行闭锁的类似“修道院”式的教育，但是，它又是一所现代化教育的学校。这因为女校在传统的经堂教育制度上作了很大的改革。传统的经堂教育在讲解伊斯兰教材时是用“阿语解释阿语”，而临夏中阿女校的讲解是用“汉语解释阿语”。除了学习宗教课本知识以外，中阿女校还强调了学生进行宣教工作的实际能力。为此，女校制定了一套演讲制度。每个班每周必须有两到三个课时自由命题的演讲、辩论和小品表演。然后评出三个胜出者参加全校的周末演讲。一、二年级时可以持稿演讲，到了三、四年级时必须脱稿演讲。学校规定，老师必须参加周末的演讲，一来使气氛更好，二来师生之间互相有个交流。这样在每节课上课前，女生们大都要求先讲上十分钟才开始授课。演讲不局限于课堂。女校还尽可能地在当地每周搞一次演讲会。除了在课堂和本地作宣教性的演讲外，她们还到外地演讲。女校的毕业生和老师应邀到千里迢迢的云南省永平县进行演讲，大受当地穆斯林群众的欢迎。[71]
结语
中国伊斯兰教育的生存和发展条件是中国众多的清真寺和以清真寺为中心的穆斯林社团形成了一个网状性的有相当规模的社会载体。当中国社会进入改革开放的时代并鼓励个人和社区以企业主义精神搞活经济并走向市场化而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时，辅之以这样的经济活跃和繁荣的时代是一个宗教和信仰方面相应比较宽松和多元化的时期。当穆斯林民族在发展经济的潮流中施展经商的本能而使一部分人发财致富后，他们根据社会法则和规律必然将一部分财富用于穆斯林社会公益事业和文化事业。穆斯林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必然会推动穆斯林社会的宗教文化事业的兴盛，而穆斯林社会宗教文化的提高又必然会加强穆斯林民族在中国社会中的竞争能力和凝聚力。中国穆斯林民族认识到他们的信仰——伊斯兰教是他们生存的精神支柱，而这种信仰又是通过伊斯兰教育得到维护和强化的。在这里，穆斯林民族的信仰和教育与他们的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具有正比的互动关系。这就是为什么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也为中国穆斯林民族的伊斯兰教育的复兴和发展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保障和杠杆。
中国穆斯林社会中的伊斯兰教育复兴运动也来自于穆斯林社会内部的需求和外部的压力。内部的需求是由于穆斯林本身要求提高文化素质和解决无业、待业的问题，以及坚守信仰和维护宗教传统的根本问题。外部压力是由于中国社会出现的变革所带来的信仰危机和普遍的道德沦丧、物欲泛滥以及由此引发出的社会犯罪活动猖獗的问题。为了抵御被强大汉文化同化及物欲横流对穆斯林社团的侵袭，中国穆斯林不得不倚重自己的信仰价值体系和宗教教育机制来振兴民族特性和文化特性。加之一个在经济上相对开放和自由的社会为发展这种民族教育和宗教教育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这些就是本文所描述的中国穆斯林社会中的伊斯兰教育复兴潮流得以形成的客观条件，也是继明朝胡登洲倡兴的中国经堂教育制度、清末民初时期在伊斯兰世界思潮影响下脱颖而出的改良派的新式教育及至20世纪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中形成的中国伊斯兰教育发展运动的第三次浪潮的症结所在了。这个复兴潮流起始于内外力量的作用并以穆斯林社会为载体与中国汉文化社会有机地联系起来，但它必然以自己的特色和惯性为中国的穆斯林社会注入新的活力而影响中国社会。
现代伊斯兰教育的振兴也是中国穆斯林社会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部分，它与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相吻合，也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相适应。随着伊斯兰教育的发达，穆斯林的文化素质在提高，思想道德在加强，因而也促进了穆斯林社会精神文明的建设。伊斯兰教育水平在穆斯林社会中的提高会使中国穆斯林的宗教生活更加健康，穆斯林会更加遵守自己的宗教戒律和道德操守而生活，这对繁荣经济、稳定社会、增进与汉族群众的团结、创造一个安定的局面不啻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因素。
当然，各地方的伊斯兰教育发展是参差不齐的。有些地区由于在发展方向上缺乏正确的认识而一度走过弯路，出现了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不相吻合的偏差。比如，强制学龄儿童入学，强调老式的教学方式和陈旧的教材，在教育中过分地培养民族主义的情绪，将国外的一些偏激的宗教观点和思想介绍进来，因此妨碍了社会的稳定和和谐发展。更有某些地区由于领导不力而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宗教教育来宣传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思想，这些都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和注意，要避免把宗教教育引向不正确的方向，要加强管理工作。同时，我们还必须发挥宗教界人士的积极作用把宗教教育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相适应。
作者王建平。此文应某学刊总编邀请而写于2003年秋，但终因“太敏感”而未被发表。文章是否有意义，或对今天局势有无鉴戒，请读者思考或评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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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乃文：《关于经堂教育的思考》，《伊斯兰文化研究》，2000年第2期，总第22期，第20页。
王文杰：《广东省穆斯林青年开展宗教生活夏令营活动》，《开拓》，2000年第4期，第57页。
魏尚云：《魏家湾清真寺》，《穆斯林通讯》，2001年7月，总第25期，第16页。
夏威：《网上的开远阿语中专》，《穆斯林通讯》，2001年3月，总第21期，第16页；
《新疆日报》，乌鲁木齐，1990年至1998年。
扬鸣鹤：《延安清真寺聘请阿訇》，《穆斯林通讯》，2001年7月号，总第25期，第16页。
易卜拉欣：《特区的教门》，《穆斯林通讯》，2001年2月，总第20期，第1页。
伊卜拉欣：《云南印象》，《穆斯林通讯》，2001年5月号，第5页；
伊卜拉欣：《中阿女校：一个必须发展的摇篮》，《穆斯林通讯》，2001年4月，总第22期，第5页。
伊菡：《永恒的追求》，《穆斯林通讯》，2000年9月，总第15期，第6页。
优素福：《回族人的生命源泉》，兰州穆斯林福利事业交流中心：《穆斯林通讯》，2000年8月1日，总第14期，第3页。
《云南开远阿专2001年招生启事》，《穆斯林通讯》，2001年6月号，第9页。
《张家川县龙山镇穆斯林女子学校招生》，《穆斯林通讯》，2001年7月，总第25期，第10页。
张云松：《沙甸：重建阿语学校》，《穆斯林通讯》，2001年7月，总第25期，第16页。
张志华：《中国伊斯兰经堂教育的回顾与展望》，《工作通讯》，西安市伊斯兰文化研究会主办，1997年第5期，总第7期，第19页。
真仆：《永登河滩清真寺悄悄崛起》，《穆斯林通讯》，2000年4月号，总第10号，第8页。
《宗教·伊斯兰教》，《临夏回族自治州志·民族宗教志》，《临夏回族自治州志》编纂委员会编，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6月，2卷，第1303页。
[1] 关于这方面的阐述可以参见李普曼（Jonathan
Lipman）的《熟稔的陌生者：中国穆斯林历史》和杜磊（Gladney, Dru
C）的《中国穆斯林：人民共和国的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等著作。
[2] 杜磊：《中国穆斯林》，前揭书，第330-331页。
[3] 刘永安：《经堂教育改良初探》，《工作通讯》，1997年第5期，第70页。
[4]
伊禅，即波斯语“他们”的意思，称呼那些苏非教团的首领，即老人家。后来“伊禅派”逐渐被沿用为维吾尔社会中对苏非教团的统称。
[5]
伊赫瓦尼在阿拉伯语中是兄弟的意思。该运动是受沙特瓦哈比运动影响而模仿其兄弟会组织形式掀起的改革运动，要求遵经革俗，剔除不符合伊斯兰教传统的陋习和汉文化习惯。
[6] 优素福：《回族人的生命源泉》，《穆斯林通讯》，2000年8月1日，第3页。
[7] 努尔·罕格：《穆斯林的心声》，《回归》，1999年12月29日，第1期，第3页。
[8] 马骏龙：《穆斯林的人生观》，《工作通讯》，1997年，第4期，第75页。
[9] 马有周：《贩毒吸毒、既犯国法，又犯教法》，《伊斯兰文摘》，2000年7月7日，第2页。
[10] 阿里巴巴：《挑战与使命》，《满拉》，2000年4月1日，第1页。
[11] 马明良：《对经堂教育的评价》，《工作通讯》，1997年，第4期，第53页。
[12] 王乃文：《关于经堂教育的思考》，《伊斯兰文化研究》，2000年，第2期，第20页。
[13] 这方面的内容可以参看近几年的《新疆日报》和香港的《南华早报》等媒体报纸，它们有这方面的报道和消息。
[14] 林松、马明良、包兵：《学习的历史》，《穆斯林通讯》，2000世纪回顾专刊，第3页。
[15] 有个别地方曾经办过经学校，后来因调整而改成经学班，比如上海经学校改成经学班即是一例。
[16] 林松、马明良、包兵：《学习的历史》，前引，第3页。
[17] 努尔·罕格：《穆斯林的心声》，《回归》，1999年12月29日，第1期，第3页。
[18] 张志华：《中国伊斯兰经堂教育的回顾与展望》，《工作通讯》，1997年第5期，第19页。
[19] 达吾：《清真小学时代》，《穆斯林通讯》，2000年10月1日，第1页。
[20] 穆马：《西道堂的教育模式及其对穆斯林的教育启示》，《伊斯兰教文化研究》，2001年第1期，第20-21页。
[21]《临夏市志》，第789页。
[22]
“拱北”，阿拉伯语，即坟墓，这里专门指苏非教团门宦中那些修行品级较高、被誉为圣徒的坟墓。它们是穆斯林群众纪念走访的对象。有些拱北规模很大，包括清真寺、经学院和学生和教师的宿舍等建筑。
[23]
满拉，阿拉伯语，即在经堂教育学习中达到高级阶段的宗教学生。中国西北地区称为满拉，而在其他地区，比如华北和云南地区这些宗教学生则被称为“哈里发”，阿拉伯语，即伊斯兰教事业继承者的意思。
[24]《宗教·伊斯兰教》，《临夏回族自治州志·民族宗教志》，第2卷，第1303页。
[25] 参见《临夏市志》，第667页和第789页。
[26] 张志华：《中国伊斯兰经堂教育的回顾与展望》，《工作通讯》，1997年第5期，第19页。
[27] 《甘肃省临夏中阿学校2001年招生简章》，《穆斯林通讯》，2001年5月号，第10页。
[28] 赛炳文：《为民族文化无私奉献》，《穆斯林通讯》，1999年第1月号，第7页。
[29] 关于广河阿拉伯语学校的四、五年级的阿拉伯语课程和阿拉伯语经堂教育课程，参见《穆斯林通讯》，2001年7月，第9页。
[30]《兰州伊斯兰教经学院招生简章》，《甘肃穆斯林》，2000年第2期，第44页。
[31]《兰州阿拉伯语中等专业学校招生简章》，《穆斯林通讯》，2001年6月号，第10页。
[32] 《兰州李家湾穆斯林学校招生启事》，《穆斯林通讯》，2001年7月号，第10页。
[33] 真仆：《永登河滩清真寺悄悄崛起》，《穆斯林通讯》，2000年4月号，第8页。
[34]
这个消息是在与一位来自同心县的名叫伊里雅斯的回族穆斯林学生的交谈中得知的。他由于在同心县得不到伊斯兰教育而离家奔走到东南沿海在一位著名阿訇门下求学。
[35] 马长鸿：《银川阿语学校落成》，《穆斯林通讯》，2000年12月1日，第8页。
[36] 马兴远：《西吉——阿校教育结硕果》，《穆斯林通讯》，2001年2月，第16页。
[37] 达吾：《男人的责任和妇女的自觉》，《穆斯林通讯》，2001年4月，第1页。
[38] 《同心县韦州镇老坟中阿学校招生》，《穆斯林通讯》，2001年7月，第10页。
[39] 《宁夏贺兰县少良中阿学校》，《穆斯林通讯》，2001年6月号，第10页。
[40] 达吾：《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满拉》，《穆斯林通讯》，2000年11月1日，第1页。
[41] 摆生义：《清真寺也要培养社会人才》，《穆斯林通讯》，2000年11月1日，第1页。
[42] 我在青海两次进行调查，有直接的印象和观察。
[43] 有关新疆地区的伊斯兰教育情况，可参见厉声的《私办经文学校与塔里甫问题研究》，2001年3月， 第7至第27页。
[44] 维吾尔语，即在经文学校学习伊斯兰教知识的宗教学生。
[45] 马品彦：《当前新疆宗教问题及对策研究》，2000年报，第2期，第31页。
[46] 马德林：《昌州经文学校》，《穆斯林通讯》，2000年5月号，第8页。
[47] 关于云南伊斯兰教的历史传统，参见笔者的博士论文《和谐与冲突：对云南回回社会的历史透视》（Concord and Conflict: the Hui Communities of Yunnan Society in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1996年。
[48] 马利古：《前进中的开远阿拉伯语中等专业学校》，《开拓》，2000年第4期，第56页。
[49] 参见伊卜拉欣：《云南印象》，《穆斯林通讯》，2001年5月号，第5页；夏威：《网上的开远阿语中专》，《穆斯林通讯》，2001年3月，第16页；《云南开远阿专2001年招生启事》，《穆斯林通讯》，2001年6月号，第9页。
[50] 纳国昌：《有朋自远方来——日本研究伊斯兰学者访问昆明纪行》，《伊斯兰文化研究》，2000年第2期，第19页。
[51] 《通海县纳家营伊斯兰文化学院2001年招生简章》，《穆斯林通讯》，2001年7月号，第9页。
[52] 马绍美：《沙甸事件简介》，《沙甸回族史料》，第46至57页。
[53] 张云松：《沙甸：重建阿语学校》，《穆斯林通讯》，2001年7月，第16页。
[54] 采访阎伟，圪垱店阿拉伯语学校第一届毕业生，2001年6月3日，北京西苑。
[55] 韩再祥：《郑州穆光阿拉伯语学校》，《穆斯林通讯》，2000年11月1日，第12页。
[56] 达吾、伊斯哈格：《像长治那样清真》，《穆斯林通讯》，2001年7月，第1页。
[57] 《山西长治阿拉伯语学院招生》，《穆斯林通讯》，2001年5月号，第10页。
[58] 马玉明：《阿訇是教门的柱子》，《穆斯林通讯》，2000年12月1日，第1页。
[59] 《北京市伊斯兰教经学院2001年招生简章》，《开拓》，2001年，第2期，第33页。
[60] 与中国伊协副会长马云福先生的谈话，2001年8月18日下午。
[61] 穆萨：《市伊协经学进修班在前进》，《上海穆斯林通讯》，1991年12月，第4期，第13-14页。
[62] 达吾：《清真小学时代》，《穆斯林通讯》，2000年10月1日，第1页。
[63] 马玉明、摆生义：《南方穆斯林》，《穆斯林通讯》，2000年8月1日，第8页。
[64] 王文杰：《广东省穆斯林青年开展宗教生活夏令营活动》，《开拓》，2000年第4期，第57页。
[65] 易卜拉欣：《特区的教门》，《穆斯林通讯》，2001年2月，第1页。
[66] 刘建德：《锦州清真寺学习班开班》，《穆斯林通讯》，2000年5月号，第8页。
[67] 刘建德：《锦州市清真寺举办知识学习班》，《穆斯林通讯》，2001年7月号，第16页。
[68] 扬鸣鹤：《延安清真寺聘请阿訇》，《穆斯林通讯》，2001年7月号，第16页。
[69] 孔德君：《包头清真中寺妇女经学班成立》，《穆斯林通讯》，2001年4月，第16页。
[70] 魏尚云：《魏家湾清真寺》，《穆斯林通讯》，2001年7月，第16页。
[71] 伊卜拉欣：《中阿女校：一个必须发展的摇篮》，《穆斯林通讯》，2001年4月，第5页。
[72] 马春霞：《穆斯林妇女希望的摇篮》，《甘肃穆斯林》，2000年第2期，第37页。
[73] 《张家川县龙山镇穆斯林女子学校招生》，《穆斯林通讯》，2001年7月，第10页。
[74] 《甘肃礼县盐官镇下庄中阿职业学校招生简章》，《穆斯林通讯》，2001年7月，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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