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了解的杨兆钧先生

我所了解的杨兆钧先生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美国南康州大学访问学者王建平

杨兆钧先生是我的大学老师，也是对我开启伊斯兰教研究大门的指路人。北京的马名峻先生在过去几年里对我的学习北京回族社区伊斯兰教情况和研究有诸多的热情支持，他又是杨先生的亲家。前两年里，他几次催促我写点有关对老师的回忆。我有段时期十二指肠球溃疡犯得很厉害，医生怀疑是胃癌，让我到医院几次复查，又做各种医疗检测，最后认为不是胃癌，总算一桩心事落定，但延误给老师写点滴回忆文字的时机。后来自己也到了退休年龄，每学期的教学和到教室上课的任务就算终止了，回家休养，心里却是很不甘的。因为教师没有了教学任务和指导学生论文的工作就几乎停止了生命。后来又决定陪小女儿上学，也就到美国新英格兰地区当陪读家属，忙于家务和照料。在闲下来的时候看看书，加之今年新英格兰地区的雪下得特别多、也特别大，于是在空旷旷的家里时常面壁沉思，同时心里面总有一个声音在嘀咕着：该为老师写上几个字了。闲居在外，的确应该为自己所怀念的教育过我的老师写上些点滴回忆。

我是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有机会上大学的。我上大学时已经26岁了，是在云南历经农村再教育5年和云南南部的一家工厂打工5年后通过自学考试考入大学了。我们班年龄最大的学生和最小的学生相差15岁，几乎两代人。所以，对于我们这些大龄学生来说，非常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上大学机会。我每天把学习的时间排得满满的：早晨漱洗完毕后晨练，然后背英语单词，到食堂打早饭，吃了后上课。通常是四节课。然后中午吃午饭，午睡片刻，然后下午上课两三节。剩下的时间是到图书馆上自修。吃晚饭后在校园散步一会，然后到教室上夜自修。晚10点半教室熄灯后就回宿舍搞卫生，等宿舍熄灯后就只能就寝了。我们的作息制度是非常有规律的。那时正是精力充沛，总是想办法挤时间。由于当时距粉碎四人帮不久，学校氛围的主旋律仍然与革命的意识形态密切相连。自我们入校那天起，学校就规定学生不能谈恋爱，如有发现轻则记过，重则开除。所以学生们都很规矩，心思都在学习上。我们虽然是大龄学生，但由于家在上海，总想毕业后能否回上海，更不会有谈恋爱的非分之念。这种心态一直保持到我们毕业。所以，大学同窗四年未在同学中找“如意中人”，虽然有时见到美女学生略有心动，但毕竟觉得很不现实，所以一直畏首畏尾的。现在想到在校园生活中因没有恋爱的经历而感到遗憾，但当时也确保了我们追求知识的拼搏冲刺的动力终而填补了我们荒废的文革十年。我的做学问的基础是在大学那几年里打下的。

粉碎四人帮后，百废俱兴。云南大学的老教授们纷纷拿出他们的老家底给我们开他们拿手的专业课。那时我们正有幸听到了名师们的课程演讲。给我影响最深的是留学过美国的施之渝教授的《世界中世纪史专题》、留学过美国的张家麟教授的《世界近代史》和《阿富汗史》、留学印度的武希辕教授的《印度史》、留学土耳其的杨兆钧教授的《伊斯兰教与回族史》、李延教授的《宋史专题研究》、尤中教授的《西南民族史》、朱惠荣老师的《历史地理》等。当时云南大学延续了西南联大的遗风，人才济济，我们这些经历文化大革命和知青上山下乡锻炼的人真像久旱淋雨的春苗吮吸着迟来的甘露那样陶醉于学习和教授们给我们灌输的知识。现在回忆那段时间脑海里浮现的是温馨的思绪和甜蜜的回味。

可以说，我最喜欢听的课是张家麟教授的《阿富汗史》和留学土耳其的杨兆钧教授的《伊斯兰教与回族史》。前者是因为老先生的流利的英语和深厚的汉语功底，加之我的朋友汪康懋翻译英文本的《林肯传》时，在云南图书馆里见过学富五车的张家麟教授。对后者的敬仰是因为我在滇南下乡和当工人时与回族群众接触过，同时也风闻了震撼一时的“沙甸事件”。由于这一层原因，我特别有兴趣于“伊斯兰教史”，甚至选课的同学们推举我当这门课的课代表。

杨兆钧先生的外貌使人初见时就会产生油然尊敬之心。虽然他个头不高，但他皮肤白皙，五官俨然是一幅外国人的样子：宽阔的前额，眼睛深陷，鼻梁很高。他给我们讲第一课的时候，黑板上不时地书写着漂亮的英文字体和阿拉伯文字体，有时候写上一两个波斯文单词。他的汉字板书也写得很有阳刚之气，真是学术渊博。因是老北京人，说得一口标准的京腔普通话。先生在土耳其留学多年，懂多国语言，加之有译著和著述，为人谦和，获得了学生们的尊敬。选他的课人很多，教室里是座无虚席。从他讲授的课程中，我第一次了解到中国有千万穆斯林人口，有十个少数民族信仰伊斯兰教，伊斯兰教进入中国有千年之长的历史，回族的祖先是来自中亚的突厥人、西亚的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他们有士兵、商人、工匠和官员等，他们与中国各族的妇女通婚后其后裔逐渐形成了回族……这门课信息量很大，在我们的知识结构中填补了许多空白。

杨先生虽然信仰伊斯兰教，但他在教室里上课时很严格地遵行着学术中立的立场。我因为对这门课很有兴趣，所以在课间休息时喜欢向他提问题。一次我问杨先生：阿里是穆罕默德的堂弟和女婿，理应他当首任哈里发，可在权力斗争中却失败了，他的什叶派教徒一直受压，未成为伊斯兰世界中的主流派和正统派，如何看待这个问题？他回答说，伊斯兰教教义中没有世袭制，早期伊斯兰教实行磋商和推举制，这比世袭制进步，所以这是逊尼派后来能够成为主流派的原因。另一次的问题是他在课堂上高度地评价了土耳其共和国之父凯末尔的贡献，包括他实行的世俗化的改革。当我问凯末尔的世俗化改革是否完全针对伊斯兰教的疑问时，杨先生认为奥斯曼帝国后期把伊斯兰教引入了僵化和顽固不化的境地，所以凯末尔当时的世俗化改革是顺应了时代的要求，否则，新生的土耳其共和国将不会立足于西亚和世界。现在回想这些问题，说明杨先生讲课是非常严谨和客观，以事实取证，而不以自己的信仰感情施教于当时都是信仰无神论的学生。

杨先生虽然是回族学者，但他对汉族学生和学者却一视同仁，特别对立志于伊斯兰教研究的汉族学人特别厚爱有加。他见我对这门课特感兴趣，就将他写的有关土耳其历史的内部小册子送我一册。云南大学政治系的李荣昆学生毕业后被分配到云南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被指定专门研究伊斯兰教，杨先生亲自带他去昆明市顺城街清真寺参观并讲解伊斯兰教。我因为是刚进入学习伊斯兰教领域，所以初出茅庐，不知天高地厚，有时甚至一知半解，但杨先生总是耐心地为我解惑。一次我从食堂打饭出来，在校园里边走边吃。那时学校条件比较艰苦，食堂没有饭桌和椅子。同学们排队打好饭菜后就都是边端着自己的饭盒边走边吃回宿舍。那次我买了一份回锅肉，像往常那样一边吃着，一边回学生宿舍。在走的路上，正巧遇见从云南大学西南亚研究所下班的杨先生回家吃午饭。我见到杨先生后，立即向他致意，同时又顺便问他一个学习中存在疑惑的问题。我当时端着饭盒，里面有些猪肉，如果这事发生在很传统保守的西北回民聚集区，这肯定要被误解遭骂甚至被非礼。当时我没意识到这一点。但我记得很清楚，杨先生停下来，和我面对面，他不厌其烦地回答我提出的问题。他的眼睛有意地回避我的饭盒，但从没有显示讨厌或厌烦的眼神。我现在想来，我真的太不尊重老师和少数民族同志的生活习俗了。但从另一方面可以看出，杨先生是以学业和授课为重，能够非常宽容、包涵和大度地对待还不晓事理的汉族学生。如果大家都有杨先生那样的胸怀，我觉得民族关系就会相处很好，饮食习惯的不同不会成为回族和汉族之间交流的障碍。就凭这件小事，我就深深地怀念我的老师杨先生，赞赏他博大精深和宽以待人的生活态度。

杨先生虽然出生北京牛街的回族世家，一生信守伊斯兰教的生活方式和习俗，但他却又像是儒雅和真诚的传统中国知识分子。他的妻子眼睛视力不好，晚年失明，但杨先生不弃不离，一直相濡以沫，白头偕老。他很敬重和照顾自己失明的老伴。一次我们几个学生应邀到他家谈学习。他老伴在边上，眼睛失明，生活起居都有先生悉心照顾。杨先生还有一套很好的修身养性的生活方式。他喜好吃生的白萝卜，案边总放着一碗洗干净切得很整齐的白萝卜条，有空时吃上几条。白箩卜清火，这对老年身体保养很有益处，可以防止高血压和心脏病等。他还时常早晨打拳、锻炼身体。平时喜欢行走，走路的步子很健。所有这些都使得他身体非常健康，精力充沛。听说他享年90多岁，很长寿，我想这与他的正确的生活方式有关，与他心情开朗豁达有关。

我后来到北京读研究生时，还抽空去北京牛街回坊看望杨先生的妹妹。他妹妹退休后，笃信教门，时常去牛街清真寺礼拜。谈起她的哥哥，总说他非常关心和照顾家人。虽然工作在西北和西南，但有机会时就捎些土产给北京的亲人。几年前，我因为与青海民族大学的马成俊和马伟两位教授合作出版有关撒拉族历史的书而拜访研究撒拉族历史的芈一之教授。上世纪60年代初期杨先生在青海民族学院教学，是学校的撒拉族研究室主任，而芈一之先生谈起他的老同事老前辈时，对杨先生的为人赞不绝口。说他领导有方，学问扎实，能够提携后进。他谈起当时三年自然灾害时，青海民院校园中有大片荒地，为解决教职工的副食紧缺的问题，学校给每位教职工分了一小片地，种植农产品。杨先生种了不少马铃薯，而且收成不错。一次芈一之出差到北京的档案馆和图书馆查撒拉族的资料，杨先生让他给老家的亲人捎带一口袋马铃薯。要知道这在三年自然灾害的饥荒时期，这一袋马铃薯会给粮食副食紧缺的家人解决多大问题啊。

我研究生毕业后，因某种缘故决定自费到瑞典攻读博士学位。1994年秋我回国到云南搞历史调研，考察云南回族社区的历史并为我在瑞典的博士论文作准备。在昆明时，我专程去拜访杨先生。这时，师母已经过世，杨先生一人独自生活。我见到他时，他的身体仍然非常硬朗，脸色气色很好，看不出已是80多岁高龄的状况。他像以往那样，说话不乏幽默和机智。说起那时的社会不正之风，他言语表情显得愤愤不平。他是高级教授，又是社会贤达。别人利用他的招牌来谋取调配小汽车的特权，但又不让像他这样的退休教授在社会活动中享用小轿车。他心态也很平和，认为多走走也无妨，有利于身体健康。还有一次土耳其安卡拉大学邀请他去参加一次学术活动，有领导自己想去，便以杨先生高龄、爱护老教授身体健康为由而搞了“调包计”。对此，杨先生也非常坦然，认为领导去可以定夺一些实质性的协议，促进双方学术交流也是件好事。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心胸大度的学者。他勉励我在国外好好学习，写出扎扎实实的博士论文。

1995年在我完成博士论文前，我的母校瑞典隆德大学东亚系的中文专业创建者克丽丝蒂娜·林黛尔教授正式退休。在她把她的办公室让出前，她让我给她整理办公室里的中文书籍和资料。我在整理中发现有一盒资料卡片，是已故的德国教授、林黛尔的好友留下的。这位德国教授生前研究高加索和内亚的历史。在他去世前把他整理和未发表的一些有关中亚的资料卡片和有关书籍留给了林黛尔教授。其中有一本装订很整齐的油印的《维吾尔-汉语词典》，封面上的编者是杨涤新的名字。我心里一惊，这不是我老师杨兆钧先生的字吗？我把此事告诉了林黛尔教授。后来，我完成论文答辩后回国。回国前夕羞于向林黛尔教授提出购买这本书的要求，但我一直惦念着此事。

回国后，我惦念着云南大学的老师和校友，但苦于回国后一切不顺，经济条件很差，加之北京和云南相隔甚远，一时无法去云南探望老师和同学。2003年得知杨先生去世的消息后，我托老同学向其家属表达哀悼。2009年我在康奈尔大学亚洲研究系当客座教授。在那里我遇见了瑞典学者、瑞典隆德大学毕业并在康奈尔大学人类文化系任教的马格努斯·费希尔教授。我从他那里得知林黛尔教授于2005年去世，讣告是费希尔教授写的。我查了谷歌网，找到了讣告原文。读后深为悲伤，同时也想起林黛尔教授收藏的资料和书籍的下落。费希尔教授告诉我，林黛尔教授将她的房产和所有书籍都留给了她的学术合作同事、一位出生老挝、后从泰国移民到瑞典的克木人学者。林黛尔教授与他合作出版了多卷本的克木人民俗故事集。后听说这位老挝克木人学者也已去世，目前林黛尔教授的房子由克木人学者的儿子克里斯和其妻子住着。2015年夏，我到瑞典隆德大学母校图书馆查找著名外交家、原瑞典驻联合国大使古纳·雅林博士有关老维吾尔文文献的收藏资料。同时在休息日时，我与在丹麦从事考古发掘但住在瑞典隆德市的克里斯先生联系，希望能够看看林黛尔教授留下的资料和书籍，如果能够找到杨先生的《维吾尔文-汉文词典》的话，不如商量买下来。后来我获得允许去林黛尔教授的故居地下室查找其留下的书和资料，但找了几乎半天未找到这本油印的书。由于时间关系，我不得不离开瑞典回国。但我把此事告诉我在隆德大学东方语言系的教授英格玛·奥托曼博士，请他帮忙。他也抽空去克里斯先生的家仔细查找过，未找到。他还去东方语言系图书馆地下室的未整理的捐赠书堆那里查找，也没有结果。看来此事只能作罢。幸好杨先生的亲家马名峻先生从西北大学那里复印了一份先生编写的《维汉词典》的拷贝。

唉，先生已经离世十四载，但先生留下的丰硕著作和深厚的学术思想仍然遗留人间，被他的同事和学生记忆着。先生是一位学者，其学人的高风亮节和博大胸怀使我们后学永远景仰。我作为先生的一届弟子，只能以对先生的零散记忆写下这些纪念的文字。在美国的新英格兰的纽黑文大学城的早春天气中写这些字时，脑海里仍然浮现出先生的音容笑貌。杨先生是我学习伊斯兰教文化的启蒙者，他开设的课程启发了我对这门学科的强烈兴趣。如今我自己在学习和研究了36年的伊斯兰教后终于退休，但自己获得的成长和成果中有杨先生给予的引领之恩。杨先生，您永远活在学生的心中。

2017年3月29日。

此文将载于北京穆斯林办的民间杂志《回春》，2017年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