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硕士学位指导老师虽然挂的是任继愈先生大名，但实际指导我学习和做硕士论文的是金宜久老师。当我从云南大学毕业跨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习的时候，金老师还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进修。我记的我与实际导师老师见第一面的时候，大概是在研一的下半学期。当时的印象是，金老师风度翩翩，一幅博学的样子。他为人和蔼，但在学习上对学生是严格要求的。
尽管任继愈先生授权金老师来指导我的学习，但金老师为了让研究生学到更多和更系统的知识，让伊斯兰教研究室的每位老师都来给我们研究生轮流讲授其专业领域的课，而不是把指导权攫为自己专有。所以，我从伊斯兰教的史料、早期历史、教派、教法、苏非神秘主义、宗教教育、教义学、中国伊斯兰教等各个方面从全室的老师那里都听了一堂专题讲座，为我的硕士论文打下了基础。现在回想起来，这种采众之博的办法的确是非常有益和有效的。
到我为硕士论文选题的时候，我报了有关伊朗什叶派乌里玛（宗教学者）这一阶层的作用问题，他欣然同意，但要求我一定多收集资料，近可能多地阅读中西方的学术论文。在老师的指导下，我化了相当多的时间到北京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的图书馆、中国伊协图书馆、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查找和复印资料。当然，我花最多时间的还是在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图书馆里。我还利用放寒暑假的机会回上海探亲时，还到了上海图书馆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图书馆查找有关资料。金老师对我查资料的工作是积极支持的。不仅如此，他还要我到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去征求马忠杰研究员的意见，并通过马忠杰先生的关系与伊朗驻华大使馆的三等秘书赛法特先生取得了联系，由他安排了我对来华访问的伊朗宗教界学者的采访和座谈。所有这些，对我的论文完成起了很大的帮助。
上世纪８０年代初，当时国内学术界的主流意见认为，伊朗伊斯兰教革命是一场倒退，是对历史的反动，是阻挡现代化的逆流。而且还认为新成立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是长久不了的，很快会垮台的。我通过所收集的各方面的资料经过分析得出了伊朗伊斯兰教革命是有广泛的群众基础，领导这场革命的是乌里玛阶层。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因为长期受巴列维王朝的压迫而遭受厄运，因此与广大群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且品质朴实，才学高深。巴列维政权虽然推行现代化，但由于其独裁专制的性质而激化了社会矛盾，造成了贪污腐败盛行，贫富分化极度加剧，反而使得底层人民群众生活于水深火热中。乌里玛代表的伊朗什叶派宗教势力在人民群众中有很深的根基，而且组建了除了宗教以外还有相对独立的经济、文化、教育和社会福利的网络。他们领导伊朗群众推翻了巴列维王朝，建立了参照西方三权分立的伊斯兰共和制，推行了许多社会改革，这应该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建设性革命。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具有较强的生命力。我将自己的想法和观点与金老师交谈了。虽然他并不完全赞同我的所有观点，但他非常尊重我的分析和独特看法，鼓励我继续努力，力求客观、公正和独立地完成硕士论文。论文初稿完成后，他仔细看了，提出了一些修改的意见。当邀请的外来的专家答辩委员会包括有当时的中国伊协会长沈遐熙研究员和中联部的赵增泉研究员等著名学者经过审读并提问后写了很好的评语决定通过学位论文答辩。金老师为我的论文的顺利完成是感到非常高兴的。他继续鼓励我想法把4万多字的硕士论文整理出若干学术论文发表于学术刊物上。由于我的观点与当时学术界的主流观点差距太大而始终未能公开发表，对于这一点，金老师私下为我感到惋惜。他至始至终认为，我的论文是一篇基础扎实，论据充分，学术规范的论文，应该予以公开发表。
我毕业后留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所工作，与金老师接触的机会更多了，也更了解他的学术上宽宏大量的气度。我毕业留所后不久，国务院某部要求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伊斯兰教研究室派一位学者为他们讲解伊朗的情况。考虑到我的研究方向和领域，金老师决定派我去讲。我当时年轻气盛，也没有城府，所以将自己的研究心得和学术观点毫无保留地全盘托出。由于我的学术观点与当时流行的对伊朗伊斯兰教革命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前景估计和评价有相当大的差距，且在回答问题时比较直率，使得一些官员们有些不悦。他们看到一位刚毕业的研究生，乳臭未干，竟然反驳流行的观点，因而在学术讲座结束后既未给报酬，又未招待晚餐。甚至派车送人回家的礼仪也未履行。后来金老师听说此事后为我愤愤不平，觉得这样对待被邀请的客人真不厚道。更何况这些观点后来经过时间和事实证明是正确的，站得住脚的。通过此事，可以发现，金老师是讲原则、主持正义，并鼓励学术上可以有不同意见，并允许争鸣和讨论。
金老师当伊斯兰教研究室主任时，经常举行学术活动，组织讨论，让各种观点交锋。我记得那段时间是研究室学术氛围最强和最活跃的时期。他能够团结全室的力量编写了一系列的学术著作和学术辞典。他能够听取不同意见，能够调动全室人员的积极性。为了繁荣伊斯兰教学科的发展，他经常与其他单位的科研人员合作，尊重别人，开展广泛的学术交流。比如，他派室内的年轻骨干、从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阿拉伯语专业毕业的沙秋真到马坚家，帮助马坚教授翻译《古兰经》及整理《古兰经》译稿。他积极支持召开西北地区的伊斯兰教研究学术讨论会。他还积极支持出版一些有关伊斯兰教基础知识的书。对于历史遗留下来的一些问题，比如新疆伊禅派的问题，他旗帜鲜明，要求有关部门落实政策。在伊斯兰教研究上，他从来不划分回族学者或汉族学者，穆斯林或非穆斯林。只要是有利于学术发展，他一直是搞五湖四海，搞群言堂，而不搞一言堂和家长制。回头看现在的学风，把学术看作是权力的附庸，个人的私产，或拉帮结派，党同伐异、专属族群专有等现象，真是可叹。当时能像金老师那样虚怀若谷，把学术看作“天下之公器”的态度是多么珍贵难得啊。
由于形势的变化，我后来自费留学到瑞典攻读博士学位，虽然金老师认为培养人才不容易，希望我能够留在国内多做工作，但看到我决心已下后，也就同意我留学了。听到我在国外顺利完成学业并准备回国时，尽管他已从伊斯兰教研究室主任职位上退休，但他仍然给我写了热情欢迎我回研究所工作的信。我回国返回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后，继续获得金老师、吴云贵老师等其他老师的帮助，特别是在我困难的时候，金老师从他的科研经费中两次出钱让我参加国内的学术会议和到新疆调研。我为金老师支持他人搞学术的慷慨之情所感动。
在此金老师８０岁生日时，我衷心地祝愿老师身体健康和长寿，祝金老师的学术之树常青。金老师，我永远感谢您对我的教育和指导。
作者王建平，写于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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