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IS谈宗教符号的使用纬度

从IS谈宗教符号的使用纬度。

宗教作为符号和象征，如何由人们演绎、解释并用于指导生活和社会？号称以真主的名义对个人解经作用进行神化的ISIS为何说是背离了中正和正统的伊斯兰教？它的崛起又与伊斯兰教的历史与现状存在何种关系？
王建平，载《外滩画报》，2016年第一期。
2015年，有关伊斯兰教和伊斯兰世界的新闻可以说是媒体报道和舆论中覆盖率最大、曝光最频繁的热点问题。自去年以来，ISIS，或媒体经常用的“伊斯兰国”，或穆斯林称之为的“达阿希”（Daesh）成为了争议中心，它引发的事件高度吸引眼球，同时也触发了人们普遍的情感和愤怒的情绪。从今年年初的法国《查理周刊》暴恐事件到11月13日法国再次发生连环爆炸和枪击事件（150多人死于多起袭击），及后续的ISIS杀死包括中国人质樊京辉和挪威人质事件、美国洛杉矶附近小镇的枪击事件（14名无辜人员死于自动步枪的扫射中），都显示，与“伊斯兰国”相联系的恐怖事件在不断增多。虽然今年已进入尾声，但类似的新闻依旧在持续延长着这份媒体曝光事件的名单。人们都在担忧，到了明年，有关ISIS的事件报道也不太可能从读者们的视线中霎然消退。
大凡这样的事情一出现，各国官方发言人为了“政治正确”，总是补充道：“它与宗教和民族没有任何关系。”911事件发生以来，美国历届总统总是信誓旦旦地说，美国的反恐战争不是针对伊斯兰教的。各国政要也总是一再强调：“一小撮人打着宗教的旗号来进行对无辜群众的杀戮，不能由此而抹黑某个特定的宗教或某个特定的信仰群体。”每起恐怖事件发生后，全世界的穆斯林和教职人员也立即纷纷表态：“恐怖事件的肇事者不是穆斯林，与伊斯兰教无关。伊斯兰教是和平的宗教。《古兰经》告诫说，枉杀一人就是杀害人类。伊斯兰教谴责杀害无辜。”然后，伊斯兰世界的代言人又滔滔不绝地分析恐怖主义的根源，认为西方的霸权主义政策及对伊斯兰世界特别是中东地区的干涉是发生恐怖主义活动的主要诱因，现在的反恐战争是治标不治本。而在全球的民间舆论中，每次暴恐事件造成的恶果使得许许多多网民义愤填膺，他们由此责怪伊斯兰教，甚至大肆抹黑伊斯兰教和抹黑穆斯林民族。
上述情况是我们这个全球化社会在对待ISIS或伊斯兰世界中一部分群体内存在的极端主义行为方面所表现的态度裂变现象，随着事态和时间的延续，如此的社会和思想文化上的裂变预计将变得愈来愈甚，舆论的态度从未像现在那样有如此大的差距和紧张对立。
但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正视这样的现象：即文化和价值观的差异确实存在于今天的世界，存在于不同的社会和不同的阶层、不同的信仰群体和不同的价值观取向的民族等。比如：在中东游牧民族或部落中，实行血亲复仇的习俗被认为是正常的、可以接受的，而在西方社会中，这样的习俗是违背法制的，是野蛮的。还有，在穆斯林社会里，为庆祝伊斯兰教中的最大节日——宰牲节，成千上万头羊或牛被同时屠宰所表现的是喜气洋洋和欢庆吉祥的气氛，而对西方社会中的动物保护主义组织和群体来说，这是不可原谅的残忍行径。再比方说，《古兰经》教导妇女外出要遮住头发和覆盖身体和四肢，因为《古兰经》将女性的头发视作羞体，而西方社会却把对妇女这样的硬性规定和限制认为是歧视女性和不给予女性应有的平等权利。所以，文化和思想观念、价值观的取向的确在许多问题上有着十分巨大的分歧，这就是冲突和矛盾，我们无法否认。而且这样的分歧将会继续下去，尽管学者们试图用理性去弥合这样的裂痕。
如果这种戏剧性的表演到了使人厌烦的一天，那么，在正视差异和冲突的前提下，倒不如谈些实在的义理更有益些。这里我们不妨谈谈宗教符号的演绎及功能。这与解读ISIS现象大有联系。
在今天的世界中，信仰宗教的人口仍然占绝大多数。即便是美国这样高度发达和看似世俗化的社会，相信神和认为宗教经典的神圣性仍然占人口的90％以上。即便是现下，《圣经》和《古兰经》等宗教典籍还是拥有最大的读者群体，它们仍是世界上发行和销售最大数量的书。美国在上世纪末的普查显示，美国民众的绝大多数仍然认为他们对《圣经》或其他宗教经典或教义的信奉是严肃和认真的。现代宗教学认为，宗教典籍的思想和教导是当时社会环境的反映和应对之道，留有当时当地的痕迹。可以说，它像符号和象征那样，由人们演绎和解释用于去指导生活和社会。

如同其他宗教那样，伊斯兰教典籍中也有许多主张和平和善行的言辞。穆斯林把《古兰经》视为真主的语言，它是绝对不能变更和修正的。同样的态度也大致可以见之于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等。所以，把各大宗教划分为偏激或温和，暴力或理性等二元论式的区分是不严谨的。我们只能怪罪那些将宗教思想极端化的解释和应用，而不能怪罪于宗教本身。任何宗教就像符号那样，可以成为做什么事的工具或具体运用。科学用之于战争，也会犯下屠杀无辜人生命的罪恶，但我们不能因此而禁止科学。现代的冲突卷进了很复杂的因素，绝不能以公式化的标准去定性或者专断地给予明确的是非答案。何况，对于很多事情，人们大多靠自己的价值取向进行着判断。
任何事物都内含两面性，宗教和宗教典籍也是如此。我们应当客观地看待宗教，如理性地对待宗教，将宗教看作文化的一部分，同时把宗教作为道德修养的力量，那么宗教的积极作用和正面能量将会得到提高。
伊斯兰教的发展过程也不是直线性的或是单向性的。但无论如何，历史上的伊斯兰教曾经有过光辉的历程，只是到了后来，伊斯兰教进入了相对衰落的阶段。公元7世纪中叶，伊斯兰教兴起后，很快就统一阿拉伯半岛并扩张为一个横跨欧亚非的世界宗教。历史上的阿拉伯帝国曾经包容了其他文明的因素，比如希腊-罗马文明、埃及文明、波斯文明、印度文明、中亚突厥文明和中华文明，它们被穆斯林融会贯通，创建了辉煌的伊斯兰文明，并曾达到过世界文明的顶峰，对人类有过伟大的贡献和影响。然而到了10世纪以后，在教义学的争论中，伊斯兰教正统派中的经训派思想逐渐占上风，并决定终止“创制”原则，强调对经训的无条件的信仰，及对教职人士解释权的遵从或服从。
中世纪的阿拉伯文明在伊斯兰教教律学实践中，形成了遵照经训、学者众议、案例类比和个人意见等准则。这些教律学原则的运用从一定程度上可以预防极端化的发展，但也出现了僵化和滞后于时代的发展。每个宗教如果其教义被片面地解释和贯彻，都会有极端化的倾向。所以把伊斯兰教作为专例来提出其偏向是不公平的。有句话说：真理超越一步就成谬误就是这个道理。历史上基督教、犹太教、印度教、佛教都可能被其教徒引向邪路而产生许多异端和邪教支派。应该说ISIS的做法是违背伊斯兰教的，所以他们遭到广大穆斯林的反对和谴责。
与其他宗教有所区别的是，伊斯兰教总是将约1400年前的社会作为范本来仿效。它总是要追溯源头，而不喜欢在教义上创新。它将1400年前的事神圣化，凡事以那时为指南。加之它仍然是世界的强势宗教之一，但在实力上与历史上的阿拉伯帝国和伊斯兰文明相比差距很大，所以有不平衡的感觉。在过去两百年间，它不断地遭受西方的欺凌，即便是现在，它也处处受西方世界的打压，所以穆斯林有深厚的屈辱感，总要想复仇和反抗。结果就是，少数一些极端的穆斯林就用超常的手段，包括恐怖手段来打破这样的劣势处境。今年频繁的暴恐袭击是这种心境的强烈发泄和绝望挣扎。很可惜，它已经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现在学术界虽然批判“文明冲突论”，但在宗教的旗号下有世俗利益的冲突是不争的事实。目前法国的恐怖袭击者代表了一批对法国主流社会不满的人群，他们是外来移民的后裔，在社会地位方面处于边缘化，在极端思潮的驱使下，他们做出了极端的行为。从媒体披露的信息分析，他们并不一定都是虔诚宗教徒，而只是想借用宗教的力量和象征符号的号召力去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
ISIS以真主的名义对个人解经作用进行神化，这样的做法就存在极端的倾向，如果诉诸于暴力手段应用于政治就表现出恐怖效应，因此它肯定背离了中正和正统的伊斯兰教。《古兰经》有反对滥杀无辜者和平民的指示。甚至对于战俘，《古兰经》也指示要优待。在战争状态下，伊斯兰教教义规定要保护老弱病残妇女及婴儿等，即便是敌对一方也应如此。ISIS的所作所为是对人类良知的破坏，它的意识形态与理性和高尚毫无干系。ISIS曲解伊斯兰教教义，且把其理解的宗教引向极端化的道路，所以，绝大多数穆斯林认为ISIS不代表伊斯兰教，可见，他们已经把ISIS看作是异端或打着伊斯兰教的旗号却行反伊斯兰教之实的政治力量。
ISIS目前被许多国家列为恐怖组织。但ISIS总是以伊斯兰教的名义发号施令，甚至成立哈里发国家，以全世界穆斯林的精神领袖号召穆斯林进行全球性的“圣战”。从表面来看，他们礼拜、斋戒、广征博引《古兰经》和圣训，强调在社会生活中完全施行伊斯兰教法，因此要把ISIS与伊斯兰教割裂是个很困难的工作。笔者认为ISIS代表的是伊斯兰极端主义，如果要阻止ISIS的影响，要让ISIS成员脱离该组织，就必须遏制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潮，努力弘扬中正的伊斯兰教，以理性来指导穆斯林的宗教生活，只有这样，ISIS的市场才会大大缩小。当然，任何宗教其实最终落实于政治经济和生活等具体的利益，所以，在遏制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的同时，还要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教育等方面努力改善穆斯林的生活待遇，尽量使这个世界和社会更公平公正和更完善。
信仰是个人的事。如果把个人或民族的信仰绝对化，那么也会发生偏激、狂热和极端。所以，对信仰一定要持理性的态度。在坚守自己的信仰的同时也要尊重其他人的信仰，勿用非黑即白的二元论标准来看待世界。目前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是非常复杂的，很难用机械式和一刀切的手术办法来诊治。作为知识阶层，我们一定要客观，中性，而不要被民族、个人的信仰、个人的文化及认同感所局限。
信仰需要理性作依托，倘若人们虽然虔诚，但丧失理性，且蔑视法律的话，就可能会造成恶的结果。历史上也有过以宗教信仰的名义杀人或进行战争的恶行，宗教战争其实离开我们并未很久，比如在十七世纪的欧洲，它是一种场景。但西方经过文艺复兴运动和思想大启蒙，社会经历了政教分离的阶段，使宗教由神权政治过渡到宗教成为私人精神生活的空间，由此以理性为基础的信仰在社会生活中得到实行，因而表现出对别的信仰和信仰群体的包容和宽宏，出现了在法制主导下的文化多元化，虽然目前还不是趋于最理想的状态，但却是最好的选择。
今天中东地区险象丛生，处于伊斯兰信仰带的弧形地区中的不少国家在国际舆论中成为“失败国家”，那里战争连绵，冲突不断，流血事件和恐怖袭击经常发生，因此形成了大规模的难民潮。他们不去伊斯兰国家寻求避难，而是千方百计想去西欧和美国寻找生计和企望实现人生理想，这个现象本身说明了伊斯兰世界目前陷于难于摆脱的困境。当然，穆斯林处于如此困境与美国为首的西方霸权主义政策也密切相关，西方难以辞咎。但无论如何，穆斯林世界内部存在的原因是主要的。总而言之，穆斯林思想家和学者如何以理性智慧来解释和解读宗教经典的符号，实行宗教改革，振兴伊斯兰教并与时俱进是当前穆斯林世界面临的最大任务。同时，穆斯林如何与宗教极端主义势力切割，并旗帜鲜明地反对宗教极端主义是能够遏制并战胜恐怖主义的关键所在。我们寄希望于新一代的穆斯林知识分子。
（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


王建平：上海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曾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和上海外国语大学。主要研究方向为伊斯兰教，特别是中国伊斯兰教历史和文化。近十年主要进行伊斯兰文化老照片的研究。从事的课题有当代中亚伊斯兰教研究、伊斯兰极端主义研究、宗教对话和冲突、法国穆斯林社区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