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历时不到一年的“非典”大瘟疫像灾难一样危害着中国，但同时它还给人们上了一堂生动的课：不是宗教引起了病毒，相反，是失却了信仰的后果引起了这场传染病。宗教在保护生态环境和营建人类生活的美好家园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事实上，像伊斯兰教这样的宗教在防止病毒传播方面已经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伊斯兰教为穆斯林社团和民族提供了一种科学而又健康的生活方式。更重要的是，伊斯兰教和科学一样能在维护和谐社会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关键词：“非典”、伊斯兰教、科学、和谐社会。
作者简介：王建平（1953- ），上海市人，宗教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教授，硕博导师；主要从事伊斯兰教研究。
*此篇论文是笔者在美国费城梅塔尼克斯研究院 (The
Metanexus Institute) 召开的2006年科学与宗教对话的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为此笔者感谢美方的邀请。原文是英文稿，在翻译成中文时，笔者作了一些修改。但作者试图向国内正规刊物投稿时，却遭遇到不便明说的尴尬处境。后来作者不得不投香港一家学术刊物，承蒙登载。今天在禽流感袭击国人时，翻检出来以飨读者。看看7年前写的文章是否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如果不对的地方。请指正.
English
Title: From Sars Event Observe the Synchronous Role of Islam with Science in
Maintaining a Harmonious Society.
English Abstract: The Sars
plague in less than one year endangered China as a catastrophe, however, it drew
a livingly lesson for people: it is not religion causing the bacteria rather it
is the consequence of losing faith caused this disease. Religion has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protecting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in building the
beautiful garden for human life. Eventually, religion such as Islam has
fulfilled a very good function in preventing the disease from further spreading.
Islam has provided a scientific and healthy way of life style for Muslim
community and its people. The most important is that resembling with science
Islam can exercise its positive role in the maintenance of a harmonious
society.
Key Words: Sars, Islam,
Science, the Harmonious Society.
2002年11月至2003年7月期间，中国为一场前所未有的惊慌所撅住。进入2003年3月底后，全国的大众媒体每天报道的重要新闻是“非典”（非典型性肺炎的简称）的蔓延和预防。随着死亡病人数目的增加，使得整个社会一时陷入恐惧。在“非典”最猖獗的时候，几乎所有的电影院和剧院被迫关闭，学术研讨会也被取消，政治学习只好延期，文化娱乐活动被严格限制，甚至在“非典”肆虐的地区被完全禁止。一些地区的学校校园暂时与外界隔离，旅客们在火车站、机场、港口、码头和高速公路的收费站接受检查，查看是否有发热的症状。那段时期，好像整个国家一时出现了“凝滞”的现象，“非典”给中国人民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阴影。西方的主要媒体甚至预测中国即将崩溃。[①]
当人们经受生死的磨难考验时，中国穆斯林是如何看待这场严重的“非典”呢？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他们对“非典”有些什么解释？他们有什么考虑？这篇文章根据穆斯林教职人员、学者和知识分子在其出版的伊斯兰刊物上针对“非典”事件所进行的伊斯兰教理论方面的探讨以及笔者当时在北京走访几个清真寺的结果情况来揭示伊斯兰教与科学的关系，特别是通过展现中国穆斯林采取的预防“非典”的措施来说明伊斯兰教包含科学、科学贯穿伊斯兰教以及伊斯兰教与科学并行不悖的事实。尽管爆发的“非典”已经过去五年多了，但是中国穆斯林看待“非典”的态度对于我们研究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关系以及中国穆斯林在所生活的社会环境和条件中怎样致力于社会和谐等问题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探讨的。目前它对我们如何应对新一波的“禽流感”病毒具有明显的意义。
1，穆斯林如何评说“非典”的？
2002年末“非典”在中国南方出现，此后仅仅数个月，“非典”开始流行到大部分中国包括香港地区。到了2003年4月底，数千人被“非典”感染，全世界有30多个国家总计数百名病人因“非典”而死亡。在“非典”危机中，中国是最大的受害国。“非典”传播如此之快，病情又发展如此迅速，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力和承受能力，这是疾病史和传染病史上前所未有的。[②]
当人们听到有关“非典”的消息和遭遇到“非典”时，许多人会发问：为什么“非典”如此肆虐？穆斯林还想从这样的问题找到答案：为什么“非典”发生在中国？主要的原因是什么？中国穆斯林认为下列因素导致了“非典”，由此探究了这场可怕的瘟疫的根子：
（1)今日世界的道德沦丧。他们认为，丑陋的拜金主义生活、极端自私行为和理念导致了人们忘却了真主的存在以及背离了真主的教导。（2）
当今社会中，失却信仰的物质主义者们沉醉于欲望和奢侈的生活，那些物欲横流的人寻找、捕捉、杀戮，然后烹调和食用野生动物。根据伊斯兰教的教导，这样的行为真是丑陋的。在广东，一些人吃果子狸肉，这真应该谴责。然而，如此恶行竟然长期为舆论忽视，公众对此置若罔闻。（3）富豪大款们豢养像狗、猫、蛇和鱼等宠物。甚至某些人与宠物一起睡觉，亲吻宠物，与宠物接触密切。这种人和宠物之间的亲昵关系违反了正常的道德和伦理观念。因此，“非典”的出现是真主对人类的惩罚。[③]
与此同时，穆斯林们讨论了生态环境问题以及在生态环境破坏方面人对自然所犯的罪行。西安的一位穆斯林学者指出：过去很长时间内人滥用了自然力，现在证明，人在自食其果。根据2002年的统计数字，中国三分之二的大城市的空气受到污染，空气质量未能达标，这造成了对人们身体的危害。中国七大水系的水也不很干净，不同程度地被废水污染。[④]
穆斯林认为，真主在《古兰经》中警告人们，他对人类所做的坏事洞察分毫：“不然，他们以前所隐讳的，已经为他们而暴露出来。即使他们得复返人世，他们仍必再犯他们以前所被禁戒的事。他们确是说谎的人。”[⑤]这是“非典”爆发后一家伊斯兰刊物发表的言论。
由于人和自然的关系失去平衡而导致了生态环境的大灾难和让人煎熬受难，因而穆斯林责怪那些没有信仰的人，认为他们应当为破坏了人和自然的和谐关系而负责。一位穆斯林提到
“非典”时说了这样一段话：“人类不能侵犯剥夺包括微生物在内的生物的生存空间，如果扰乱了他们的均衡生存秩序，细菌病毒就会报复人类，这次非典最初几位患者，都是野生动物的捕猎和宰杀者，就是明例。”他引用了圣训：“惨杀生命必遭真主的惩罚。”[⑥]
根据科学实验的观察，“非典”的病毒来自于野生动物果子狸。在南方地区的大城市饭馆里，果子狸的肉是被认为是最鲜美的菜。甘肃的一位伊玛目争辩道：一般人把果子狸的肉看作是味道最好的肉，食用它对人体有壮阳滋补的功效。所以，非穆斯林就对果子狸肉进行烹调，作为佳馔。结果，他们就杀害和食用这样的野生动物。人们还非法和野蛮地屠杀其他动物，这样做的确毁坏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一些人甚至食用妇女分娩后的胎盘，认为婴儿的胎盘对壮阳有很大的好处。这样的丑行必然遭到真主的严厉处罚。[⑦]
论及人和自然的关系，阿訇们经常引用了《古兰经》中的话：“灾害因众人所犯的罪恶而显现于大陆和海洋，以至真主使他们尝试自己的行为的一点报酬，以便他们悔悟。”[⑧]真主责备那些邪恶的人：“他转脸之后，图谋不轨，蹂躏禾稼，伤害牲畜。真主是不喜作恶的。”[⑨]《古兰经》还教导人们，“在大地上行走的兽类和用两翼飞翔的鸟类，都跟你们一样，各有种族的——我在天经里没有遗漏任何事物；一切鸟兽，都要被集合在他们的主那里。”[⑩]
根据阿訇们的观点，伊斯兰教法是强调保护自然，因此禁止虐待动物，禁止无辜地杀害这些动物或饲养宠物。伊斯兰教还为人们分清了允许食用的和禁止食用的肉类。这些事实说明，为什么穆斯林国家和地区在“非典”肆虐的时期里没有遭到“非典”这样的灾难，因为崇拜真主的人受到了真主的至慈至悯的眷顾，获得了真主的佑护。这证明了“穆斯林是最优秀的民族”。伊斯兰教的生活方式和饮食戒律保障了信仰者的安全。为预防“非典”发生政府所采取的措施与穆斯林保持身体健康的那些卫生习惯是多么相似啊。因此，伊斯兰教的伟大在“非典”灾难事件中再一次地被证实了。穆斯林真诚地相信，人类在真主的襄助下肯定会战胜“非典”。他们的真宰，宇宙的创造者在保佑着他们。[11]
当穆斯林解释“非典”是真主惩罚忘恩负义的人类对自然犯下的罪行时，他们把穆斯林感染到“非典”病毒这样的现象看作是命运。上海的一位叫易卜拉欣的穆斯林在“非典”时期引用了《古兰经》的一段话：
在真主那里，的确有关于复活时的知识，他常降及时雨，他知道胎儿的（性别）；而任何人都不知道自己明日将做什么事，任何人都不知道自己将死在什么地方。真主确是全知的，确是彻知的。[12]
在讲经中为了告诫人民增强自己战胜“非典”灾难，一段经文常被阿訇们念诵：
在忧患之后，他又降安宁给你们，使你们中一部分人瞌睡；另一部分人则为自身而焦虑，他们象蒙昧时代的人一样，对真主妄加猜测，他们说：“我们有一点胜利的希望吗？”你说：“一切事情，的确都是真主所主持的。”……“（真主这样做），以便他试验你们的心事，锻炼你们心中的信仰。真主是全知心事的。”[13]
当穆斯林面对灾难，他们就想到真主，只有真主具有大能、万能、超验和无所不在的品质，他给人决定任何嘉奖和灾难，幸福和厄运。只有真主是救治者，他不为病魔削弱，也不睡眠，也不遭难。易卜拉欣在探讨伊斯兰教教义的文章中对教民们是这样说的。[14]
尽管作为信仰坚定的信士，穆斯林应该认识到，“非典”是真主对人类施行的惩治和磨难，它还是警告人类不要再犯错误的警钟。人类必须对自己的观念进行重新审视并自我反省了。[15]
一位穆斯林根据《古兰经》的指示，对中国的总体意识即宗教是落后迷信、反科学的东西作出了自己的反应，他说病死的牲畜肉或得瘟疫而死的动物尸体能滋生和繁殖各种病毒。血液包含了某种对人非常有害的体液和排泄物。至于猪肉，由于它非常脏而具有病毒和细菌，因此可能容易使人和家禽致病，并且容易导致新的变异病毒。[16]这样，在反“非典”的宗教讲道中，伊斯兰教的教职人员再次维护了穆斯林为什么在其生活方式中不吃猪肉和不食用血的原因了，由此重新增强了穆斯林禁食猪肉的特性。不食猪肉是穆斯林与中国社会中的以汉族占绝大多数的非穆斯林处理两者关系上的一个比较重要的麻烦和障碍。
2， 伊斯兰教是健康卫生的生活方式
在“非典”事件中，穆斯林教职人员和学者在讨论伊斯兰卫生学、营养学和维系健康之道方面的理论阐述的文章中经常引用《古兰经》和《圣训》（先知穆罕默德的言论）、《逊奈》（先知穆罕默德的行为）的教导和告诫。
在伊斯兰教产生前，阿拉伯人在饮食方面没有任何限制。比如，他们食用蛇肉，老鼠肉、猴子肉、蝎子肉、刺猬肉或者病死的动物肉。[17]然而，进入了伊斯兰教纪元后，穆斯林就遵照《古兰经》规定的戒律和禁令。比如《古兰经》说，“众人啊！你们可以吃大地上所有合法而且佳美的食物，你们不要随从恶魔的步伐，他确是你们的明敌。”[18]《古兰经》还明确地说，“他只禁止你们吃自死物、血液、猪肉，以及诵非真主之名而屠宰者。但为势所迫，非出自愿，且不过分者，那末，真主确是至赦的，确是至慈的”。[19]这方面的规避某些食品和肉类反映了为了人类的身体健康而采用的科学方法，因此，伊斯兰教为穆斯林规定了正确的生活方式，指示他们在真主的指引下正确地规范自己。
在“非典”危机中，穆斯林经常引用《古兰经》所规定的饮食戒律，以此来显示：穆斯林遵行的宗教确实是他们最高超的信仰和真理之路，它是指引人们走向幸福的康庄大道。如此的说教确实让穆斯林牢记，他们是真正的信仰者，他们的宗教是超越了中国社会中其他信仰传统的崇高精神制度和体系。
2002年末“非典”在中国爆发后，由于许多人死于这场瘟疫，一部分群众变得如此惊慌和恐惧以至于他们盲目地采购他们认为能预防“非典”病菌侵袭身体的任何东西。所以，醋的价格涨了十几倍，因为人们把它当作消毒剂进行喷洒房屋。这样做希望保持干净，同时希望将邪恶的精灵驱除出去。大葱、香菜、萝卜和红萝卜的价格比正常的日子要高许多倍。在那段日期中，人们是那样紧张和害怕。[20]
与“非典”中非穆斯林群众的提心吊胆的情形相反，伊斯兰教的教职人员对自己是伊斯兰教的追随者和信士则感到非常骄傲和自豪。他们认为，中国穆斯林具有保持其住所和生活环境整洁干净的优良习惯，比如，在每天的礼拜前他们要进行沐浴等。在“非典”时期伊玛目的讲经中，他们经常引用圣书《古兰经》来充实穆斯林的信心。《古兰经》说：“当时，他使你们睡眠，以便你们获得从他发出的安宁；他从云中降下雨水，以便洗涤你们，替你们消除恶魔的蛊惑，并使你们的心绪安静，使你们的步伐稳健。”[21]《古兰经》还教导说：“从第一天起就以敬畏为地基的清真寺，确是更值得你在里面做礼拜的。那里面有许多爱好清洁者；真主是喜爱清洁者的。”[22]一则穆斯林引用的圣训说，保持整洁和清洁是信仰的一部分。穆斯林保持家庭住户的干净，经常打扫自己的庭院，洗衣服，经常沐浴身子和修剪手指甲和脚趾甲。宗教礼仪式的沐浴包括刷牙、漱口、呛鼻、如厕后洗两窍或私处，修剪指甲等。由于穆斯林一般来说要比非穆斯林更讲干净和整洁，因此，他们能够积极地防止包括“非典”在内的各种传染病的传播。[23]
在“非典”期间，穆斯林经常诵读《古兰经》的这几段，把它们当作预防瘟疫传播的武器。它们包括：“今天，准许你们吃一切佳美的食物；曾受天经者的食物，对于你们是合法的；你们的食物，对于他们也是合法的。”[24]“阿丹的子孙啊！我确已为你们而创造遮盖阴部的衣服和修饰的衣服，敬畏的衣服尤为优美。这是属于真主的迹象，以便他们觉悟。”[25]“你应当洗涤你的衣服，你应当远离污秽”[26]。根据这些《古兰经》的段落教导，穆斯林鼓励自己参加抗击“非典”的斗争。“那些没有信仰的人临终时候，表情恐怖；而信仰者弥留时候，神态安详。我们今天看到这种情形只是一种在社会中的放大再现罢了。”[27]在这样的言论后面表明，在穆斯林的个性中有着坚强的信心，这样的信心充分反映在抗击“非典”的斗争中。
在面对“非典”时，上海伊斯兰教协会的副会长金宏伟阿訇在清真寺聚礼的讲道中引用了《古兰经》“以时光盟誓，一切人确是在亏折之中，惟信道而且行善，并以真理相劝，以坚忍相勉的人则不然。”[28]“我必以些微的恐怖和饥馑，以及资产、生命、收获等的损失，试验你们，你当向坚忍的人报喜”[29]等经文来激励教民们抗击“非典”的信心。
“非典”的传播及“非典”的病源显示了：一千多年前《古兰经》、《圣训》和伊斯兰教教律学的专家们认可的饮食戒律和生活方式是完全符合现代科学理论的。《古兰经》和《圣训》以伊斯兰教法和伊斯兰生活方式的形式规定了最完善的饮食习俗。因此，穆斯林在许多方面和很大程度上免于“非典”的传播，特别是通过他们个人和社团的卫生和福利制度的好习惯。在伊斯兰教法中选择被允许食用的肉类是鸡、鸭、鹅、大雁等家禽；至于动物方面，比如牛、羊、鹿、獐子、骆驼、兔子及水中的各类鱼。除了《古兰经》规定的肉类以外，有些动物和海产品，根据伊斯兰教法是不能食用的。比如鹰、雕、狼、豹、熊、猴、狐狸、狗、乌龟、蛇和蛤蟆等，这些为《古兰经》所禁止食用的凶猛动物有许多种实际上是国家法律保护的珍稀野生动物。所以，一千多年前，伊斯兰教法已经为我们在伊斯兰教饮食戒律中为我们规定了正确可行的方法。[30]
甘肃是中国西北部的一个省份，有着众多的穆斯林人口。该地区又是比较贫困的地区之一，卫生条件很差。在抗击“非典”斗争期间，全国人大代表、闵家桥清真寺的教长苏广林指出：穆斯林民族注重清洁卫生。伊斯兰教倡导的卫生习惯和合理饮食习俗是防止病毒蔓延的有效手段。这些教职人员要求穆斯林应当不惧怕这场瘟疫。从和平台清真寺来的阿訇包学林，从锦鸡岭清真寺来的伊玛目冶钧刚、从柏树巷中寺来的伊玛目韩建国、从硷沟沿清真寺来的伊玛目马正元等在他们讲道中引用《古兰经》的经文强调穆斯林必须在他们的信仰方面坚定和团结，而不要害怕这场灾难。他们要求穆斯林负起他们的责任，以科学手段防止“非典”的传播。他们争辩说，伊斯兰科学能够发挥关键的作用，这因为它们在饮食习俗、卫生和健康方面汲取了优秀的传统而具有深厚的资源。穆斯林必须准备长期作战，将“非典”拒之门外，甚至防止瘟疫卷土重来。[31]
如果穆斯林生病了，他们不会去朝拜偶像、行巫术和占卜。他们向真主作默默的祷告同时，还会到医院那里接受医生的治疗。如果一位穆斯林生病了，病重得很厉害，面对死亡，那么他应该坦然接受命运的安排，因为这是真主前定的，这样他就不怕死亡，所以在心灵上他没有沉重的心理负担。[32]
穆斯林将自己的命运交给了真主，接受命运降临的一切。和穆斯林不一样，非穆斯林或没有信仰的人如果突然感染了疾病则感觉是一个巨大的厄运。当没有信仰的人生病了，他就会对疾病如此恐慌和如此敏感，以至于他不愿意提起其疾病，甚至对疾病本身这个事实都讳莫如忌，不愿提起“病”这个词。然而，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不同，他们知道，如果忧心如焚或焦思竭虑是没有任何益处的，反而使得病情恶化。穆斯林应该寻求“色白布”（阿拉伯文音译，即机遇、机会、措施或方法）来治疗传染病。[33]所以，在危机时，穆斯林与不信仰者的反应是截然不同的。这样明显的差别反应了他们对宗教的不同态度。以比较的角度观察，伊斯兰教的教职人员试图显示，信仰者与非信仰者相比，后者比前者自诩更倾向从科学出发，而非穆斯林总是批评宗教信仰者是反科学的，其实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3,
穆斯林是如何运用伊斯兰教义应对“非典”的?
穆斯林把抗击“非典”的斗争形容为一场没有硝烟和枪声的战争，因此同“非典”的搏斗要求穆斯林作好最坏的准备，同时也随时接受真主的赐予。清真寺教长在讲经中经常以《古兰经》经文告诫穆斯林同胞：“不得真主的许可，任何人都不会死亡；真主已注定各人的寿限了。谁想获得今世的报酬，我给谁今世的报酬；谁想获得后世的报酬，我给谁后世的报酬。我将报酬感谢的人。”[34]“凡你们所享受的恩惠都是从真主降下的。然后，当你们遭难的时候，你们只向他祈祷。”[35]
然而，为了制服恐惧及赢得打击病毒的胜利，阿訇们告诫穆斯林必须时刻牢记真主和他的教导：“信道的人啊！你们当为自身和家属而预防那以人和石为燃料的火刑，主持火刑的，是许多残忍而严厉的天神，他们不违抗真主的命令，他们执行自己所奉的训令。”[36]“众人啊！你们应当敬畏你们的主，复活时的地震，确是一件大事。在那日，你们看见地震下每个乳母都被吓得忘记了婴儿，吓得每个孕妇都要流产；你把人们看成醉汉，其实他们并非是醉汉，而是因为真主的刑罚是严峻的。”[37]“信道的人们啊！我将指示你们一种生意，它能拯救你们脱离痛苦的刑罚，好吗？你们信仰真主和使者，你们以自己的财产和生命，为真主而奋斗，那对于你们是更好的，如果你们知道。他将赦宥你们的罪过，并且使你们入下临诸河的乐园和常住的乐园中的许多优美的住宅，那确是伟大的成功。”[38]
除了引用《古兰经》和《圣训》作为在阻止瘟疫蔓延而增强信心的精神武器外，穆斯林还采取了实质性的措施试图根绝“非典”。“非典”爆发及飞速传播后，中国伊斯兰教协会迅速地向全国各地方的伊斯兰教协会发出了一封公开信，要求它们下定决心阻止“非典”的蔓延。其中的一条措施是缩短星期五聚礼时间，以避免大批人被“非典”病毒感染。在“非典”大肆侵吞人民生命的地区里，清真寺和宗教场所被责令临时关闭，以便阻止“非典”病毒的传播。公开信还告诫穆斯林焚化那些因“非典”而病故的尸体，不必按照伊斯兰教的丧葬仪式和掩埋惯例处理。如果按照常规程序，将会使更多的人传染“非典”。中国伊斯兰教协会这封公开信解释了这样的做法完全符合伊斯兰教教义和伊斯兰教法。[39]
对人来说，最大的恐惧就是死亡，因此死亡焕发了人们的宗教情结和对于命运的感悟。中国穆斯林认为，这在“非典”案例上尤其是如此。杨会营阿訇引用《古兰经》：“每个人的前面和后面，都有许多接踵而来的天神，他们奉真主的命令来监护他。真主必定不变更任何民众的情况，直到他们变更自己的情况。当真主欲降灾害于任何民众的时候，那灾害是不可抗拒的。除真主外，他们绝无保佑者。”[40]还引用了一则圣训：“瘟疫是对前代人的惩罚。当你听到某地有传染病发生时，你们不应该去那个地方。如果瘟疫发生于你居住的地区，你不应该恐惧地逃跑。”[41]
甘肃省府兰州的伊斯兰教经学院制定了六项规定来防止“非典”传播到甘肃。采取的措施包括封闭经学院的校园，将经学生与外界隔离，经常清扫学生宿舍，学生暂时不应参加所有跨地区的宗教活动等。[42]
号称中国伊斯兰教中心或小麦加的临夏市的清真寺教职人员及积石山县和临夏县的阿訇一致同意，为了避免“非典”，应该启动特别的措施，比如，在清真寺喷洒消毒剂，暂时终止每天在清真寺里举行的礼拜和星期五的聚礼仪式；如果有必要，对在“非典”时期亡故的穆斯林遗体进行火化处理。当然，对尸体进行焚烧在伊斯兰教的丧葬习俗上是肯定不符合穆斯林的习惯的。然而，临夏的穆斯林坚定地支持这些措施。[43]阿訇甚至从《古兰经》中引经据典试图获得广大教民的同意。[44]
2003年6月5日，兰州各清真寺的阿訇和教职人员在甘肃省伊斯兰教协会组织的研讨会上承认，“非典”灾难的爆发和急速蔓延向中国发出了巨大的挑战，使人民的生命和财产蒙受了严重损失。[45]黑阿訇和马教长在临夏的清真寺聚礼的讲经中把伊斯兰的生活方式讲解的非常明晰。穆斯林们认为，在抗击“非典”中按照伊斯兰生活方式所采取的预防性措施是非常有效的。[46]
根据安徽省伊斯兰教协会主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委员会委员李慕唐先生的报告，靠近经济最发达地区长江三角洲的安徽省有43万穆斯林人口，200所清真寺。在反对“非典”的斗争中，安徽省伊斯兰教协会要求省内的所有清真寺采取措施将感染“非典”病毒的病人与其他群众严密隔离。教长们告知他们的教民们：对死在医院内的患“非典”的穆斯林病人遗体进行焚烧是符合伊斯兰教和穆斯林传统的。各清真寺的教长在事后的讲经和聚礼日的宗教演说中还传播医治“非典”的科学知识。[47]
西安三宝双喜集团公司的总裁、穆斯林沙鹏程先生命令其公司所属的工厂生产医治咽喉炎和肺、呼吸道疾病的中药，然后将这些中成药免费地在西安市的清真寺和穆斯林社区中发放。[48]在“非典”猖獗时期，北京的许多清真寺被指令关闭，不举行宗教仪式。阿訇和教职人员告诫穆斯林群众们呆在家里履行礼拜和其他宗教仪式。[49]在穆斯林社区里实施这样的隔离是作为一种预防措施来阻绝“非典”病毒的从一地传播到另一地。
一位穆斯林对真主的仆人所做的预防“非典”的工作总结出三项经验：(1)
保持卫生方面的良好习惯，因为安拉喜悦那些纯洁（卫生干净）的人。(2)
在饮食上保持良好的习惯，比如禁止食猪肉、血液及自死和病死的动物的肉。(3)
培养健康的身心素质，有正确的心态。[50]另一位穆斯林讨论了他个人的抗击“非典”的经历。如果人们思考穆斯林如何应对“非典”这样的灾难，他应该回答这些问题：“第一，穆斯林应该扪心自问：是否我们违反了真主在《古兰经》中为我们规定的禁令和法律了吗？我们是否完全忘记了真主的教导和造物主的大能了吗？我们是否遵照了先知穆罕默德指引的道路了吗？我们是否遵守了政府规定的法律了吗？第二，不要恐惧！我们必须相信真主的力量和万能，真主为每一个人定夺了命运。我们必须相信真主的前定。第三，如果我们被病毒感染，我们必须依赖真主和寻求机遇获得医疗。第四，我们需要对生死问题有十分分明的世界观，在“非典”问题上遵守政府制订的规定。对穆斯林来说，接受对尸体进行火化而不搞伊斯兰教礼仪活动是非常困难的。然而，我们必须采取措施来防止“非典”的发生。”[51]穆斯林视为真实的是，真主能够保护信士，真主有足够的手段来制服邪恶。
4,
从“非典”看伊斯兰教和科学的关系
即便我国搞改革开放的政策已经有30年了，但一般社会舆论对待宗教的总体意识仍然是“宗教是落后、反科学、与迷信相联系”的东西。尽管国家宪法保障信仰宗教和参加宗教活动的自由，但人们对宗教的看法基本上是负面的。这种矛盾现象是明显地根源于长期的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简单化的结果和文化大革命左倾路线的影响还得不到彻底肃清的缘故。许多国人，特别是年轻人把宗教看作是完全消极的东西，与科学势不两立。绝大多数国人还认为宗教根本性地阻遏了中国向现代化前进的步伐和社会进步。然而，通过2003年“非典”事件证明上述的想法完全是不符合事实的，是错误的。
许多伊斯兰教的教职人员认为他们的宗教与科学没有矛盾。他们思想道，伊斯兰教在历史上从来没有持有过反对科学的立场。根据上海伊斯兰教协会会长、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委员会委员白润生阿訇的观点，伊斯兰教总是尊崇科学，并对科学家非常尊敬。基督教在中世纪时期里曾经设立“宗教裁判所”对科学家进行迫害，并对科学严加反对。而伊斯兰教则不然，在它兴起的公元7世纪以后，许多穆斯林将他们的智慧和天分贡献给科学，并发展了灿烂的伊斯兰文明。穆斯林认为在科学与伊斯兰教之间没有任何界线。在伊斯兰文化中包含了许多科学因素和科学真理。《古兰经》的经文中包括了许多科学内容和指示。[52]在《古兰经》和《圣训》中有许多关于宇宙学的科学说明、宇宙法则自然现象的正确解释，卫生学方面的良好方法，在治疗发烧和疾病方面指示蜂蜜的功效，还阐述了生理学的知识，天文学理论及其他知识。[53]
在“非典”时期，一位穆斯林引用了一则圣训：“穆罕默德教导说，安拉对每种疾病设置药方，你们不要禁忌治疗。”先知穆罕默德还说：“安拉降什么病，必降什么疗法。”“凡病皆有药治，托靠安拉，对症下药，药到病除。”[54]
另一方面，穆斯林积极地使用科学方法和现代医学来参与抗击“非典”的斗争。在两所军医大学学习的回族两姐妹被派送到北京小汤山医院为“非典”病人进行急症医疗。这两位回族姐妹大学生恰好是来自于陕西省咸阳市的一个穆斯林家庭。那时，她们发挥出自己在高等教育中学到的医学知识来对“非典”病人进行医疗。全国的穆斯林听到了这则新闻后，都为这两姐妹祈祷。[55]
对普通的穆斯林群众来说，科学就体现在伊斯兰教中。如果他们遵照伊斯兰教，他们也就遵行着科学之路。比如，伊斯兰教告诫人们不要食用不洁净的肉，猪肉和自死、病死的牲口的肉即是。伊斯兰教还严禁像血、狗肉和凶禽猛兽的肉，因为这些肉类有可能诱发传染病。吃果子狸肉就引起了“非典”的病毒。《古兰经》告诫人们饮食节度，不要暴吃猛吃，勿要生活奢侈和浪费。伊斯兰教强调保持卫生状况、礼仪纯洁和做大小净的重要性。伊斯兰教要求人们关注生态环境的保护。按照穆斯林学者的观点，事实上，《古兰经》比现代科学要更早地发现了避免折磨人类的传染病传播的方法和预防措施。《古兰经》事实上已经为科学发展铺平了道路。它的卫生学方面的措施是公共卫生的成功保障。
中国的伊斯兰教职人员在2003年春天即“非典”肆虐时期引用的许多《古兰经》经文和圣训内容后来成了穆斯林在反对“非典”斗争的科学格言和警句。阿訇和伊玛目的讲经中对《古兰经》经文的长篇解释中夹杂着科学知识和医学知识，它们组成了有趣的宗教教义的探讨。在“非典”危机期间伊斯兰教职人员作的如此宗教教义的探索不仅通过中国穆斯林社团实行的预防“非典”的措施形式做出了贡献，而且还极大地帮助了非穆斯林群众理解了伊斯兰教教导的正确性以及伊斯兰教卫生学中蕴涵的科学真理。非穆斯林群众也知道了伊斯兰教或宗教与现代科学是相适应的。这样的探讨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的相互理解，还促成了新形式的公共舆论，即宗教并非反科学的，相反，宗教是对科学的辅助，甚至宗教里包含着科学，宗教指导着科学。
5, 结论：宗教与科学在维系社会和谐中具有同步作用
历时不到一年的“非典”大瘟疫像灾难一样危害着中国，但同时它还给人们上了一堂生动的课：不是宗教引起了病毒，相反，是失却了信仰的后果引起了这场传染病。宗教在保护生态环境和营建人类生活的美好家园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实际上，像伊斯兰教这样的宗教在防止病毒传播方面已经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伊斯兰教为穆斯林社团提供了一种科学而又健康的生活方式。北京的一位穆斯林以这样的言辞作了评论：“非典”事件揭示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伊斯兰教是科学之路，是引导人们通向幸福目标的正确道路。[56]
最后，“非典”事件已经展示了：像“非典”这样的灾难不可能撼动中国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社团的基础。中国的伊斯兰教有自己独特的信仰体系，绝大多数穆斯林认为这样的信仰制度是科学真理。中国穆斯林所了解的伊斯兰教在其教义方面是与中国文化相匹配的，也是具有灵活性的，它在解决“非典”危机中起了辅助的作用。“非典”还在信仰（科学）与迷信之间、信仰者和失却信仰者之间显示了持续的对峙状态。它还在正确的生活方式与腐败的生活作风之间显示了不断的斗争，显示了正义和邪恶之间的冲突。“非典”没有削弱中国穆斯林的信仰，相反，它在维护中国穆斯林的伊斯兰传统和穆斯林认同感方面加强了精神的坚定性。“非典”事件在一个目前物质主义思想四处蔓延的社会里重新唤醒了穆斯林对伊斯兰教是科学之路的理解。通过“非典”事件，中国的穆斯林再次清楚地认识到：没有一种力量和动力能够动摇他们的伊斯兰教信仰，因为伊斯兰教是一个科学的宗教。“非典”危机从另一个角度告诉我们，同科学发展一样，伊斯兰教在维护社会和谐方面也可以作出积极的贡献。
原文发表于香港建道神学院的《建道学刊》，2009年1月，第31期，第125-144页。
[①] 笔者当时阅读的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和the New
York Times等报纸都流露出这样的观点；甚至美国政府的个别官员也有这样的忧虑。
[②]
关于这方面的报道，可以查看当时的主要报纸和中国卫生部的网站以及在搜索工具查询“非典”即可得到大量信息。
[⑤] 《古兰经》（6：28），马坚翻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95页。以下类同。
[⑦] 北京清真寺的阿訇乌玛：《虐待动物与非典启示录》，《阿敏》，2003年，第2期，第46页。
[⑧] 《古兰经》（30：41），同前，第312页。
[12] 《古兰经》（31:34），同前，第316页。
[13] 《古兰经》（3:154），第50页。
[18] 《古兰经》（2:168），第18页。
[19] 《古兰经》（16:115），第210页。
[20] 2003年3月底当“非典”的新闻被政府官员所承认，同时电视台和电台作了广播时，笔者在北京东郊市场亲眼目睹的事。
[21] 《古兰经》（8：11），第132页。
[22] 《古兰经》（9：108），第150页。
[24] 《古兰经》（5：5），第78页。
[25] 《古兰经》（7：26），第113页。
[26] 《古兰经》（74：4-5），第455页。
[27] 易卜拉欣：《写在“非典”春天的书简》，《上海穆斯林》，2003年，第1-2期，第48页。
[28] 《古兰经》（103：1-3）， 第482页。
[29] 《古兰经》（2：155），第17页；参见金宏伟：《健康与人生》，《上海穆斯林》卧尔兹专集，2004年，第1期，第2-3页。
[32] 2003年4月29日下午笔者对北京东四清真寺的走访和个别乡老对“非典”事件的评论。
[33] 马明良：《心理卫生》，《穆斯林通讯》，2003年8月号，第4页。
[34] 《古兰经》（3：145），第49页。
[35] 《古兰经》（16：53），第205页。
[36] 《古兰经》（66：6），第440页。
[37] 《古兰经》（22：1-2），第252页。
[38] 《古兰经》（61：10-12），第433页；湖南省一清真寺的阿訇吕运昌：《预防胜于治疗》，《阿敏》，2003年第2期，第39页。
[40] 《古兰经》（13：11），第187-188页。
[41] 《圣训珠玑》，第1433段，转引自杨会营：《“非典”时期的沉思》，《上海穆斯林》，2003年，第1-2期，第44页。
[44] 比如他们引用《古兰经》第9章第108节的经文来抚慰信众以取得他们的谅解和支持。
[46] 易卜拉欣：《写在“非典”春天的书简》，《上海穆斯林》，2003年，第1-2期，第48页。
[49] 这是我基于对北京东郊的八里庄清真寺的两次访问所作的个人观察。我当时（2003年5月末）与清真寺的阿訇所作的交谈。实际上，那时候的访问因北京市政府的规定而不许可的，然而，清真寺的阿訇仍然友好地接待了我，并与我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该阿訇告诉我，北京所有的清真寺必须采取这样严格的措施以避免“非典”进一步扩散。
[51] 一梓：《卫生和“非典”》，《穆斯林通讯》，2003年6月，第4页。
[52] 2005年10月12日下午白润生阿訇应邀来上海师范大学作《伊斯兰教与现代科学》的讲座时，我与他的谈话中得到这样的感想。
[53] 参见Nasr, S. H.: Islamic Science: An Illustrated Study. World of
Islam Festival Publishing Co. Ltd, 1976.
[54] 易卜拉欣：《写在“非典”春天的书简》，《上海穆斯林》，2003年，第1-2期，第47页。
[56] 2003年5月7日下午笔者采访北京通州清真大寺时，一位经学生发表了这样的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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