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中国阿訇与美国基督教传教士的友谊

一位中国阿訇与美国基督教传教士的友谊

王建平

笔者在美国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时曾访问过麻省巴雷镇门诊所的塞缪尔·毕敬士医生。他的父亲克劳德·毕敬士（Claude L. Pickens,1900-1985）牧师在中国汉口传教20多年且与中国伊斯兰教研究结下不解之缘。在毕敬士医生那里笔者发现一本其外祖父塞缪尔·崔慕迩（Samuel Zwemer,也有拼写成字威默、知味墨、池维谋）留下的影集，封面用英文写“中国伊斯兰教，1917年”。影集中有一张名为哈吉·努伦丁阿訇的照片（见照片一），同时还有一封王瑞堂阿訇托崔慕迩牧师带给香港某饭馆的穆斯林老板的便信。下面是信封的毛笔字内容：

呈送香港实堂嘴大街交

杨大老板饭馆收启

上海清真寺王瑞堂托

信封里塞着一张便笺纸，其毛笔字写的内容如下：

杨大老板台鉴：近安！谅必生意兴隆。久未通函，免怪。因俗事在身，套言不叙。敬启者弟来函无别，因其现今美国大博学士崔慕迩老先生由京城返回美国，路过香港贵宝店遵[尊]处，望老兄各事照应一切，费神。慨[改]日面谢。因其博士先生人地生初，不通语音。能知我们回教经文，是我遇[愚]弟之朋友。孕[朵]思梯诸事劳驾拜托、拜托。余不多赎[述]。并请各友均安。

穿心街清真寺

Haji Nural-Din（阿拉伯文音译“哈吉·努伦丁”，“哈吉”是对完成朝觐功课的穆斯林称谓，“努伦丁”是其经名，意为“宗教之光”）王洪祥字（见照片二）。

另请说慕罗庙以妈目salam（阿拉伯文，问候语）。

这里有两个词需要解释：一是“孕[朵]思梯”，它是波斯语的音译，即“教胞”或“兄弟”的意思，系中国穆斯林见面时的互称。二是“慕罗庙”，它是香港最老的些利街清真寺名称，也称“摩罗庙”，建于1849年，由印度士兵中的穆斯林士兵及来港经商的印度孟买商人出资所建。

从照片和信的内容可以分析出：努伦丁哈吉与上海穿心街（今福佑路）清真寺王洪祥（字瑞堂）阿訇是同一人。据考证，王洪祥（1886?-1958?），镇江人，回族，家中弟兄排行老四，祖籍安徽定远王回岗（今属定远县二龙回族乡），落户镇江大市口中街营生。王洪祥在上海、镇江、开封等地经营伊斯兰教经书店。他中等偏高身材，高度近视。早年曾在西北、河南等地求学伊斯兰经典，在河南或西北某寺穿衣挂帐。曾任河南省民权县前大堤清真寺、民权县褚庙清真寺、镇江西大寺、开封文殊寺、上海小桃园清真寺、上海穿心街清真寺等地阿訇，后定居并归真于上海。任镇江西大寺清真大学教授期间，为方便海里发（经学生）学习，曾于教学之余编著了《满俩字典》（1936年出版）、《伟嘎业前两册带序字典》（1937年出版）。到开封文殊寺任教后，王洪祥阿訇对这两本工具书进行了整理修润，并刊印发行。这两本书都是伊斯兰教经堂教育中级学员工具书，对研究小儿经（以阿拉伯文字母拼写汉文的文本）的发展演变、拼写规律及伊斯兰教读物出版印刷史具有一定的史料研究和文献价值。之前他的其他著述或译著有：《五功总纲》（又名《经汉杂学》，由马贻贵校对，1926年出版）、《穆民学要》（1915年出版）、《经汉赫厅》（1924年抄本，见照片三）。

王洪祥在穿心街清真寺是个重要人物，因为在1911年出版的《上海清真寺成立董事会志》中有一篇《赞前辈扩充清真寺及公坟纪念》文献，它记载：清真寺董事会总董事马榕轩（字廷树，1868-1923）于1910年六月念一日与其它等乡老职事们向董事会中担任重要职责的董事和阿訇们汇报建寺和扩充寺、置办坟地的缘由，倾听汇报者的12人名单中有“王洪祥”的名字。足见王洪祥在穿心街清真寺里负有相当职责的阿訇。当崔慕迩牧师于1917年访问清真寺时，王阿訇除了平时领拜、主麻（星期五聚礼）念呼图白（讲经）以外，还负责清真寺的经堂教育，并兼任教师。另有资料记载，王洪祥在民国期间一度担任过上海日晖港清真别墅的经堂教育老师和掌教。

以上材料可以佐证王洪祥是一位很博学，且在经堂教育方面很有造诣建树的民国时期阿訇，属于改革拓新的伊赫瓦尼派思想的倡导者或改革家。他对中国传统经堂教育的传承是有一定贡献的。

现在我们谈谈崔慕迩即毕敬士医生外祖父这个人物，他如何与王洪祥阿訇发生了联系并产生友谊的。

1867年崔慕迩生于美国密执安州弗里斯兰镇（Vriesland）一个属于“荷兰改革教会”的牧师家庭，其父是从荷兰来美国的移民。刚到新大陆时，英语说得很差。在他找工作时，别人嘲讽说最不适合其工作的是当宣道牧师。这位新移民听说后就下决心当牧师。这一心愿和工作当然也影响到了年幼的崔慕迩，他从小立志当牧师，并到海外传教。

大学期间，崔慕迩是“海外传教会学生志愿者运动”的活跃分子。为了更好地在海外传教，他积极学习阿拉伯语。1890年，他在新泽西州的布朗斯威克神学院（Bruswick Seminar）获得神学博士学位，同时在爱俄怀州的荷兰改革教会（the Dutch Reformed Classis）中受职为牧师。自1891年至1912年，他在中东的巴士拉、巴林、阿曼、阿联酋的玛斯喀特、科威特及其它波斯湾岛国的各差会站工作（见照片四）。1896年，他与英国女传教士结婚。他们有4个孩子。

崔慕迩在巴林建立了一家教会医院。1905年，他回到美国以促进在穆斯林国家的传教活动，同时担任“海外传教会学生志愿者运动”巡回秘书和“海外传教会改革教会理事会”的基层工作秘书。1906年，他在埃及开罗组织了“首届伊斯兰教国家地区基督教传教士大会”。1911年，他在印度的勒克瑙组织了第二届向伊斯兰教国家和地区传教大会。在会上，他创办了《穆斯林世界》英文杂志。自1912年至1929年，崔慕迩被派到埃及开罗工作，他在那里的阿拉伯传教会神学院和“开罗研究中心”教书，同时在“尼罗河差会出版社”工作。

崔慕迩的姐姐尼莉·崔慕迩是驻中国的传教士。此外，崔慕迩的女儿伊丽莎白·崔慕迩嫁给了克劳德·毕敬士，即后来到中国进行长期传教的美国圣公会传教士。大概是这个关系，崔慕迩对中国的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民族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崔慕迩生前对中国作了两次重要访问。

崔慕迩的第一次访问中国是在1917年夏天，结果在“中国续行委员会”（1913年在上海成立，其目的是形成“中国教会”以便统一中国新教教会、团体和宗派。该委员会有下属委员会，调查传教工作情况）中建立了研究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工作专门委员会”，该委员会的目的是“着手进行争取我们穆斯林兄弟加入基督教行列的任务”。研究的范围是对中国穆斯林状况进行调查以便发现能否改变他们的信仰的可能性。崔慕迩受河南、山东、江苏和直隶(河北)等地的西方新教传教士们的邀请在上述地方举行传教大会。他还访问了北平、陕西、甘肃、青海、宁夏、上海、江西等10多个省市的穆斯林聚集区和清真寺，并在那里的穆斯林社区中传教和散发基督教宣传材料。由于他有很好的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的知识，他甚至被邀请到一些清真寺中作有关宗教学的阿拉伯语演讲。在访问中，他在河南一些清真寺中发现了上海穿心街清真寺于民国三年（1914）八月石印的经汉注解的教义小册子。访问结束后，崔慕迩着文指出，“中国穆斯林由于与伊斯兰世界相隔遥远，同时未被‘泛伊斯兰主义’思潮所强烈影响，加之他们在巨大的偶像崇拜氛围中坚持一神论宗教的孤独性，这些原因使他们倾向于对基督耶稣的传教士们显得很友好。”

为了加强对中国穆斯林宣教的力量并对中国伊斯兰教继续进行调查，中国内地传教会的西方传教士们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再次邀请崔慕迩来中国教会巡回演讲。为此他们集资筹措了他来中国旅行的路费。1933年6月，崔慕迩坐船到达上海。在参加江西牯岭会议以前，他与女婿毕敬士先生对中国西北穆斯林聚集区和穆斯林集中的一些城市又作了一次长途旅行（见照片五），进行了传教性的访问和考察。在那次旅途中，毕敬士拍摄了不少有关中国伊斯兰教的照片，崔慕迩还与一些地方的清真寺阿訇用阿拉伯语进行了友好的交谈，他甚至还向在清真寺聚会的穆斯林进行了宣教讲演。当他们在访问甘肃和宁夏的穆斯林聚集区时，受到了穆斯林的友好款待。甚至在他们离开时，出现了当地穆斯林热情欢送他们的景象。崔慕迩在中国教会的游历、宣教活动和在江西牯岭会议的演讲在传教士举办的杂志报刊上获得了较为醒目的报道和评论。

1949年在他81岁时，崔慕迩成立的阿拉伯地区传教会在科威特举行纪念60周年活动。崔慕迩夫妇还访问了贝鲁特、伊拉克和巴林。他们从阿拉伯返回后，其妻不幸染疾而逝世。1952年2月，崔慕迩心脏病发作，同年4月2日逝世于纽约。

崔慕迩是西方闻名的伊斯兰教研究专家。他一生中出版了50余部著作，还写了许多有关伊斯兰教的论文和小册子。崔慕迩博士逝世后，美国教会鉴于他在穆斯林世界中传教的经历和贡献，专门在普林斯顿神学院建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崔慕迩研究所”。

崔慕迩博士与王洪祥阿訇的认识是在1917年夏对上海穿心街清真寺的访问。在那次访问中他大概用阿拉伯语与王洪祥交谈，提到了在河南清真寺里见到阿訇编写及刊印的经书，并与这位博学的阿訇探讨了伊斯兰教义理论以及与基督教教义的比较。崔慕迩对伊斯兰教知识的掌握及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语给王阿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王阿訇高兴地将崔慕迩牧师奉为知己朋友。崔牧师因此拍摄了上海穿心街清真寺的照片及阿訇的相片和他在清真寺里礼拜、讲卧尔兹的照片。由于崔牧师要从香港坐船回中东地区，王阿訇怕崔牧师人生地不熟，愿意介绍他给香港清真饭馆的杨老板，以便后者尽地主之谊给予照顾。因此王洪祥阿訇写了这封亲笔介绍信，委托崔牧师带给香港穆斯林餐馆杨大老板。笔者估计，这位在香港开清真餐馆的穆斯林老板杨先生大概是王洪祥在去麦加朝觐时路过香港认识的大陆穆斯林。当朝觐轮船路经香港登陆时，王洪祥肯定利用这个机会到香港摩罗庙（些利街）清真寺礼拜，并去清真餐馆就餐，由此认识了定居香港的华人穆斯林杨老板，并得到照应，从此结成深厚友谊。王阿訇愿意为美国来的崔牧师介绍自己在香港的朋友，愿意解决一位基督教传教士旅行异乡的困难，可见以王阿訇代表的中国穆斯林胸襟是很宽广的，在跨宗教和跨文化的对话方面态度是很热忱的，为人是宽容大量的。事过十多年后，浙江路清真寺的教长哈德成阿訇也为美国传教士胡籁明牧师写过介绍信，因后者到中国内地调查伊斯兰教。这种跨世纪和跨重洋的情谊是见证中国伊斯兰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历史上中国穆斯林及阿訇的人格魅力。笔者觉得，历史上中国伊斯兰文化留下的优秀遗产应该在我们当代各大文明对话事业中进一步宏扬。历史上中国的阿訇们一直倡导的是中正的伊斯兰教，它海纳百川，吸收了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并对其他宗教怀抱着尊重和友善的态度而与之相处。

此文是发表于《上海穆斯林》杂志中《王洪祥阿訇》一文里的部分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