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郁葱葱、松柏常青
————沉痛悼念林松教授逝世
我从中穆网上得知中央民族大学林松教授逝世时，是在美国耶鲁大学做访问学者。新英格兰地区的冬天格外冷，雪又下得特别多。在这严寒的五九节气中，我们失去了伊斯兰教界一位优秀的知识分子。穆斯林学者要我写点什么来纪念有节气有学识的回族学者。我只能将零零碎碎的记忆串起来，以便读者能够从另一个角度来认识林松先生。
作为一名上海知青，我16岁就早早地被送到云南红河州弥勒县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们下乡的地方有回族，有从玉溪地区来的，也有从本县竹园或蒙自地区来的。到了过年时，生产队杀一头猪，每人分一点猪肉。当时一年里，也只有少得可怜地几次能有机会吃上一点肉。但每次遇到这样的时候，回族队员总是拒绝拿肉，而将等同的份额由其他地方分给他们牛羊肉。我们总觉得怪怪的，竟有不吃猪肉的人。问他们什么原因时，他们就说是特殊的生活习俗，祖祖辈辈传下来的饮食禁忌。我对这样的回答总觉得朦朦胧胧，很难理解。
后来，我结束了务农生活，调到滇南开远地区的一个化肥厂当工人。1975年7月底，离我们不远的地方，一个叫沙甸的村寨发生了一桩震惊中外的大事件，亦称“沙甸”事件。我们听到了隆隆的炮声。当时，我工作的电站有回族工人。在沙甸事件处理上，汉族工人则支持政府，而回族职工则为沙甸的回族同胞鸣不平，强烈反对用镇压的方式。我作为外乡人，看这两拨人争辩的面红耳赤，总觉得难以理解。特别是观察到回族群众几乎赤手空拳地抵抗全副武装的现代化军队，感觉很纳闷，觉得为什么要这样不自量力？还有一件很不明白的事情是：我们电站有一位转业军人，党员，小伙子长得很帅，也很能干，打篮球、踢足球都很好，加之又是修理工，有技术，是女青年们仰慕的对象。未想到，经别人介绍，这位汉族小伙子与一位回族女青年谈恋爱了。那位回族姑娘是电工，长得也非常清秀漂亮，身材很好。我们当时都觉得这是难得的一对，真是天造地设的缘分。大家也真诚地为他们的爱情感到高兴并祝福。但没想到的是，一天，这位回族姑娘的舅舅和姐夫来到了单位，不许自己的姑娘与汉族小伙子谈恋爱。同时，也劝说小伙子不要与姑娘继续接近。这位回族姑娘的亲戚如此阻挠年轻人的自由恋爱，我们也感到费解，一时大家议论纷纷。特别是那位回族姑娘，哭得死去活来，非常伤心。我们也非常同情她。后来，这位姑娘不听她家亲人的意见和劝告而坚持与汉族小伙子结婚。结果是女方全家都与这位姑娘断绝一切关系。总之，这件事又使我更加困惑，总想了解迷一样的答案。
粉碎四人帮后，文革正式结束。然后是恢复高考。在此之前，因为我家庭出身原因，所以推荐工农兵大学生绝对是没有我的份的。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我考上了，但由于某种原因，未被录取。对我来说，命运多桀。1978年后，政策发生了很大变化，我第二次参加高考，也考上了，被录取到云南大学。当时，云南大学有一位教授，名叫杨兆钧先生。他外表真像个外国人，白皮肤，高鼻子，深陷的大眼睛。后来听说他是北京牛街的回族人，30年代时被牛街穆斯林推荐到土耳其安卡拉大学留学。毕业后回国任教。先在西北大学，继后到国家民委工作，然后调到青海民族学院任教。60年代院校调整，他到云南大学任教。他在云南大学开设了《伊斯兰教史》这门课程。听说这是全国高校80年代初期首次开设这样的课程。我很有幸并有如此机会选修了这门由名师讲授的课程。就这样，我在杨兆钧先生的引领下，走上了研究伊斯兰教的道路。距今已有30多年了。当然，这条路走得很艰辛，在此不必多说。
在云南大学学习期间，我也走访了省城昆明顺城街的回民街坊，参观了开放没几年的清真寺，也旁观了哈里发（学习宗教的经学生）学习和朗诵阿拉伯文的《古兰经》过程。当走在顺城街上，我总觉得文化氛围与我所经常接触的汉文化是多么地不同。甚至有时觉得许多回族的脸的长相也与汉族差别很大。
大学毕业前夕，我参加了全国的研究生考试。通过勤奋的学习和老师们的培养，我考上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伊斯兰教专业研究生。期间，我经过系统学习和在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各导师指导下，掌握了不少有关伊斯兰教的各科知识。在毕业前的半年里，我自己个人到云南沙甸作了一次短期的调查，采访了不少回族群众。也第一次听说了知名学者林松教授及其叔叔林兴华先生和林兴智先生都是沙甸人，他们都是朝觐过麦加的哈智，且又在埃及艾资哈尔大学留学深造过，在沙甸地区深得穆斯林群众的尊敬。
研究生毕业后，由于我对云南伊斯兰教史的浓厚兴趣，加上自己在滇南地区下乡工作的经历，所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的那几年里，我几次拜访了林松教授。林教授在百忙中都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他的妻子，我叫纳老师的也总是那么和蔼可亲地在一旁听我们的对话。我有什么问题，林教授总是耐心地给我讲解，甚至纳老师也不时插话解释，使我受益匪浅。
1990年，由于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我辞职去瑞典自费留学攻读博士学位。我的博士论文是19世纪之前的云南回族穆斯林教坊史比较研究。在留学期间，我到云南各地的穆斯林社区作了一次历时三个月的历史调查，收集碑文，了解历史演变，除了昆明地区的清真寺以外，我去了滇西、滇南和滇东北地区的回族教坊，采访了不少回族老人。在路过北京的时候，我也去了林松教授的家，通过他还认识了中央民院的胡振华教授。他们都积极地支持我，热情欢迎我这位汉族后生研究伊斯兰教。在那次滇南地区的考察中，我又去了沙甸。谈到了沙甸烈士纪念碑及林松教授题写的非常醒目的纪念受难者的对联。讲到这里，林松教授陷入了沉默，大概有几分钟。我猛然想起林先生的好几位亲人在沙甸事件中罹难，所以我也就不继续这个话题。我对林先生的正义感和执笔直言的性格深为尊敬和景仰。
1996年5月我在瑞典隆德大学顺利地通过了我博士论文的答辩，并获得博士学位。我的英文博士论文在瑞典得到了出版。我的不少瑞典同事也婉言劝我留在瑞典，或者像其他中国学者那样移民加拿大、美国或澳大利亚等国家。但我觉得自己应该把学习的知识回报给祖国的年轻人。何况，我年龄也不小了，觉得自己应该在这个冲突不断，特别是不同族群和信仰群体之间的冲突和张力中做点化解矛盾和互相沟通的工作，所以，我还是选择了回国的路。
但在我留学瑞典的6、7年内，国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我在国外，一心做学问，加之国外人际关系非常简单，所以我是非常书呆子气的，同时也是非常理想主义的。回国的刚开始半年里，我很天真，没有把事情想得很复杂。但是我的不少原来同事经常问我为什么回来？是否在国外获得收入等问题。后来有人婉转地告诉我，说因为从事的是伊斯兰教专业，且又对清真寺等非常感兴趣，所以一般怀疑我是为西方收集情报。更有偏爱文革遗风做法的人，在会上公开说我是“叛徒”、“特务”，为西方工作。当然，在世界宗教所里，也有不少学者和领导非常同情我，在我最艰苦的时候也给我一定的关怀和安慰。在最初6个月的北京生活中，我找工作，总是遭到冷遇。我申请回社科院是等了半年之久才获得批准。而且有人通过办公室主任转告我说，安排我回社科院工作是看我可怜，其实社科院不需要这方面人才，因为人才已经够了。所以你应该知足，要感恩。这半年里，我没有收入，也没有福利待遇。后来我工作后，才给我补发了几个月的工资，我记得每月是不到200元。
在这半年没有工作的日子里，我有时拜访了北京东四清真寺的于广增阿訇，通过北大波斯语专业的张鸿年教授拜访了退休的马金鹏教授。当然，这期间也拜访了中央民族大学的林松教授、胡振华教授，北京外国语学院的纳忠教授和在中国伊协经学院工作的杨永昌先生。他们都是穆斯林学者，有些是非常有知名度的教授。他们都非常谦和，胸怀宽阔，且对我这么一个汉族书生表现出了热情的欢迎和鼓励。我走访他们的家和住宅时，发现他们的生活都非常俭朴，但家里都很干净整洁。从与他们的交谈中，我感觉他们除了有强烈的提高本民族素质的使命感以外，他们又非常热爱这个国家，希望国家强大，人民生活富足，各民族都能团结，世界能够和平。我从心里感受到，这样的少数民族知识分子真是国家的宝贵财富啊。他们都很有学问，对人都非常正直，不会谄媚权贵，也不会口蜜腹剑，更不会构陷祸害而落井下石。他们都向往正义、公平和公正。从他们身上富有的高尚品质非常像优秀的儒家士大夫所体现的“仁”、基督教徒宣扬的“爱”和佛家所倡导的“慈悲”那样。所以，万教归一，真理是相通的，不管种族、肤色、信仰、阶级的界限是什么。这些回族学者也都是知识分子，无权无位，但他们的人格魅力却永远地感染了我。回国最初的那些年里，虽然个人遇到了不少委屈和难以言语的遭遇，但想到这些回族知识分子的坦率、真诚、热情及友谊，总使得我感到一些温暖，感到不那么无助，感到自己不会那么沉沦下去，因此有克服困难的勇气和信心。记得马金鹏教授还语重心长地告诫我，凡留学回来的人容易被误解，所以要低调做人。他在北大当老师时，他在埃及的朋友寄来一批阿文书籍，也不知什么原因，他从来未收到。与海外的联系要小心谨慎，千万要洁身自好。这些金玉良言给了我清醒和冷静。不要自以为从国外获得博士学位就觉得了不起了，一定要谦和，要善于学习，哪怕是没有学历的人，只要有知识，就应该虚心学习他。
后来，我在多次学术会议上看到林松教授在穆斯林学者中间获得很高的尊重，他出版的书是那么受欢迎。他翻译的《玛斯纳维》史诗是那么受学界很高的评价。人们争相购买他出版的书并请他老人家签名。他对《古兰经》的翻译和各种版本的比较研究是那么有造诣。他在各穆斯林杂志上的文章及为提携穆斯林青年学者的著述写的热情洋溢的序等，都可以看到他在中国穆斯林知识界中的巨大影响和崇高威望。即使在晚年，他勤于笔耕，著述颇丰，给中国伊斯兰教研究的学术领域留下了丰厚的遗产。他的为人和事迹的确令人可歌可泣。
2003年我因家父去世而调到上海工作以便照顾老母。此后，我就很少与林松教授联系。但我们的友谊仍然存在。有一次在学术会议上见到他，他告诉我，虽然我离开北京到上海工作，但我所写的东西，他都想法找来看，仍然在关注我的学术成长。我在上海开办《上海伊斯兰文化论坛》，定期邀请学术界的学者来做讲座。由于嘉兴民间学者郭成美先生的卓越学术成果，我邀请郭先生来我校做了两次学术讲座。郭先生告知林松教授这个消息后，林先生对他说，王建平是个老实厚道的汉族学者，你要好好与他交流。我事后听说这番话语，感到是林先生对我的最贴切的评价。回想在过去10多年里的历次学术会议里，我们相逢，都要彼此问候，而我这个后生总要附上祝愿他老人家身体健康的话语。
如今，他老人家走了，当时身处地球另半边的我深深为此感到心情特别的沉重，立即在新浪微博上写下了痛心的悼词。真惋惜伊斯兰教界中又失去了一位志士仁人，痛惜又失去了一位能够鼓励我、了解我的学者。林松教授一生凛然正气，他的学识，他的性格，他的笔锋，他的哲理，他的思想一定会像雨露那样滋润着后生学者的心田。不管是穆斯林学者还是汉族学者。他虽远去了，但遗爱人间。我相信，这世界上，善的力量总能压过恶的力量。绝大多数的世人是向善的，因此体现善良人格的人生优秀事迹总不会被人忘记，总会被人纪念。
林松教授，您和您的著作就像松柏那样永远常青。我们永远想念您。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学院 王建平教授
原文载北京穆斯林民间杂志《回春》201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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