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平
上海师范大学
[论文摘要] 海映光牧师是奉献于中国西北地区撒拉族、东乡族、回族、藏族和汉族群众居住区中传教工作近27年的美国宣道会传教士。虽然他和妻子海慕德在甘青边区少数民族地区度过了漫长的岁月，对穆斯林和藏族群众的传教使命没有获得实质性的结果，但通过跨信仰和跨文化的交流，他们留下了记录民国时期甘青地区各少数民族信仰文化的原始记录资料——5000多张照片和近两个小时的录像。他还是名副其实的植物学者、摄影师、语言家和医药工作者。他一生的大半时间是化在为中美两国之间的文化、园艺植物学交流事业上，甚至为宗教学和民俗学的历史记录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海映光、宗教、少数民族、摄影资料
海映光（西文名字Carter Holton的音译是卡特·霍顿，中文名字是他在中国传教期间使用。个别香港资料认为其中文名字是“何佩道”，[ii]但笔者在甘肃和青海地区调查中与见过海映光牧师的老人们都称他为“海牧师”，未听说他用“何佩道”一名）牧师是奉献于中国西北地区撒拉族、东乡族、回族、藏族和汉族群众居住区中传教工作近27年的美国宣道会传教士。他和妻子海慕德（西文名字Lora
Newberry的音译是劳拉·纽伯莉）女士于1923年分别来到中国甘青边区[iii]，1949年被迫离开中国甘肃临夏。可以说，他们夫妇把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献给了到中国甘青边区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教事业，特别试图在中国穆斯林中传教。尽管他们对中国穆斯林的传教使命没有获得实质性的进展，但通过跨信仰和跨文化的交流，他们留下了非常珍贵的记录了民国时期撒拉族、东乡族、回族、藏族、土族和汉族等信仰文化的原始记录资料——5000多张照片和近两小时的甘青地区民族文化的录像。这些资料在海映光和海慕德夫妇相继于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去世后，由他们的二女儿劳拉·简·赫琳（Lora Jean Heurlin，中文名字“海爱德”）女士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将她父母留下的有关中国甘青地区的5000多张底片和200多张彩色幻灯片加上她父亲于上世纪40年代拍摄的有关甘青民族风俗的一卷录像胶卷悉数捐赠给了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图书馆。有关海映光牧师留下的这批丰厚历史图像资料只是到了21世纪初才引起学界重视，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图书馆遂于2011年才将它们电子扫描数值化，并邀请笔者根据图像内容进行整理和文字注释。笔者在整理海映光照片集的同时，连续五年利用暑假到甘青地区进行历史调查，甚至寻访了见到过海映光牧师的几位老人，做了访谈记录。笔者认识到，海映光牧师不仅是派往青海撒拉族居住区的第一位美国宣道会传教士，他应该还是名副其实的植物学者、语言家、摄影师和医药工作者。他一生的大半时间是化在了进行跨文化交流的事业，为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园艺植物学交流[iv]、甚至宗教学和民俗学的历史记录做出了重要贡献。很可惜，他的业绩目前还不为学界所熟知。这就是笔者作为伊斯兰教研究的工作者撰写海映光牧师年谱的初衷，认为中国宗教学的学者应该知道他和了解他。本年谱的写作是基于查阅了美国宣道会的刊物《宣道会周刊》（the Alliance Weekly）大量有关宣道会华西差会资料和其它相关资料以及采访了一些知情者、征集资料并加以整理和筛选的基础上完成的。笔者在写作和编辑及修改中获得了海映光和海慕德夫妇的二女儿劳拉·简·赫琳夫人（当时81岁）的帮助和指正，同时也得到了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及哈佛燕京图书馆已故的林希文馆员的热情支持，在此特此鸣谢。
1901年，海映光（Carter D. Holton，其中文名字是在中国青海循化县传教时起的）出生于美国威斯康辛州的彻特克镇（Chetek）一家庭。根据海牧师的二女儿劳拉·简·赫琳女士的回忆，霍顿家族原是挪威籍，19世纪时移民到美国。[v]
1908年在华盛顿州的埃弗里特镇（Everett）宣道会主日学校就学。从1908年至1922年，海映光一直在埃弗里特镇生活。他早年受主日学校《圣经》教育的影响而立志于将自己的生命献给基督耶稣，立志于传教事业，特别是海外传教事业。[vi]
1906年至1919年期间，他在埃弗里特镇的华盛顿公立学校上学；1919年于埃弗里特镇高中毕业。
1921年至1922年期间在华盛顿州首都西雅图的新普生圣经学院（Simpson
Bible Institute）上学。在那里，他遇到了同学劳拉•纽伯莉（Lora Newberry），新普生圣经学院院长的女儿。劳拉后来成了海映光的女朋友、未婚妻、妻子。海映光在学校里学习非常积极。他信仰虔诚，热忱地参加教会活动。他是华盛顿州西雅图宣道会橡树湖教堂（the Oak Lake Church）北太平洋区（the North Pacific District of the C&MA）青年人协会（the Young Peoples Association）组织的第7次集会（the Seventh Rally）的青年领袖。作为神学院的学生，他领导了一次见证会，使用了三个“R”字母开头的词汇进行了宣道：筹算（Reckon）、休生（rest）和欣喜（rejoice）。他的宣道服务受到了师生们的欢迎和好评。他还时常与新普生圣经学院的同学一起向他人宣道。[vii]
1922年至1923年期间，为了准备未来的宣道，他与订婚的女朋友劳拉•纽伯莉赴纽约州的纽约市附近的奈亚克（Nyack）镇的牧师训练学院（Nyack Training
Institute）就学。[viii]
1922年3月，从华盛顿州西雅图的“新普生圣经学院”专程而来的乔·科克（Joe Kirk）到纽约的奈亚克学院讲道。曾在该学院学习的卡特·霍顿（海映光）陪同乔·科克进行访问，他们对年轻学生进行宣道工作。[ix]
1922年暑假，曾在新普生圣经学院学习的海映光和其他两位学生利用暑假期间到北太平洋区的埃弗里特周围地区工作，他被教会评为“表现优秀”。
1923年，在奈亚克学院组织的主礼乐团集会（the Congress Band Rally）上，海映光代表“中国”进行了一场有关佛教、道教和儒教等比较的演讲。他认为“这三大宗教是纽带绳索的三个大结，或以宗教名义的体系将世界最古老的国家固守于阴霾和污浊的控制中。但在那里，上帝恩赐的荣耀福音书现在正在赢得许多人的心灵及深入许多家庭了。”[x]
1923年11月29日，在他完成学业后即乘船远洋跋涉来中国，途中在日本作了短暂停留，在那里亲眼看到了当年9月1日发生的关东大地震的灾难后果。在船只到达上海后，他又乘船到汉口，然后又坐上火车向北方向行驶整整一晚，最后在火车铁轨的终端下车。在再没有铁路交通可利用的情况下，他雇佣了骡子，驮着行李，整整行走了26天到达了宣道会在华西的第一个差会站(甘肃南部某地，应该是今天的临洮)。[xi]他在甘肃临洮（那时叫狄道）差会站的圣经学校中学了两年的汉文知识。他边学习边领略西北黄土高原的人文知识及风土人情，为未来的传教事业打好坚实的基础。
1923年至1925年期间，海映光的订婚女朋友劳拉•纽伯莉也分别旅行到了甘肃，在旅途中遭遇到了同样的艰辛困苦。劳拉•纽伯莉在陇南的差会站里也学习中文。
1924年8月，海映光和劳拉•纽伯莉出席了宣道会在甘肃临洮（狄道）召开的年会。
1925年，海映光先生与妻子海慕德（劳拉•纽伯莉）一起去河州（今临夏）参加宣道会甘青边区差会站年会（the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C&MA Gansu-Tibetan Border missionaries）。同年，海映光夫妇被宣道会任命为第一对赴甘肃（当时包括青海海东地区）穆斯林聚居区中传教的夫妇。 他们俩人在一位突厥语老师的指导下学习突厥语中的撒拉族语言，并且从撒拉族语方言中收集了大约有1000多个句型和相当大的词汇量，将它们抄写下来并做成卡片，平时以此为基础进行练习、对话和模拟交谈。[xiii]
1926年8月14日至22日，海映光先生出席了甘肃洮州旧城（今临潭）举行的宣道会华西差会站第二十四届年会。
1927年4月4日，海映光和海慕德的第一个孩子，女儿马特尔•露丝（Myrtle Ruth Holton，中文名字“海戴德”）出生于甘肃河州（今临夏市）的内地会教会医院。内地会传教士海春深（Rev. George Harris）夫妇那时也在河州。据海春深牧师的夫人回忆说，海映光夫妇都是非常热心的人。即便海慕德那时也怀着身孕，但她遇见别人有困难时，仍然毫不犹豫地伸手帮助进行照顾。[xv]
1927年5月，美国和英国领事馆鉴于险恶的政治动荡局势而告诫本国人尽快离开甘肃。海映光夫妇抱着才出生一个月的婴儿匆忙离家。他们和其他传教士家属乘着羊皮筏子在黄河上漂流了24天，从兰州到包头的旅程中历经险恶，甚至遇到土匪的敲诈勒索，最终逃离动乱地区。[xvi]由于无法回到甘肃，海映光夫妇携带婴儿从中国辗转到日本，然后回到美国，在华盛顿州西雅图暂住。
1928年9月4日，海映光在华盛顿西雅图举办的宣道会太平洋西北区年会（the annual Pacific Northwest District Conference of
the C&MA）上被授予圣职，他在华盛顿州的纽卡索（New Castle）镇主持晚祷仪式。海慕德于9月6日在宣道会太平洋西北区年会闭幕式中，宣誓立志奉献给主的事业。[xviii]
1928年冬，海映光一家回到甘肃，住在河州（临夏市）。他们目睹了次年当地百姓因战乱、大饥荒和瘟疫而极度受难的困境时就参加了“华洋赈济会”赈济饥荒、分发食品、救灾的活动，还提供药品及义诊以减轻甘肃灾民的痛苦。[xix]
1929年至1930年，海映光一家急着想回到循化工作，但因为穆斯林在河湟地区的起义，他们返家之路被堵，不得不在甘南夏河的拉卜楞临时暂时居住。[xxi]他们一家与在拉卜楞寺那里传教的宣道会传教士季维善牧师（Rev. Marion Griebenow）夫妇为邻一起在藏族和回族群众中工作。他们乘此机会学会了藏语。
1930年，海映光一家终于回到循化进行传教工作。那时因河湟之变乱，该地区政治动荡而时局艰难。海映光一家的所有财产在动乱中和旅途中被盗匪劫掠一空。他们重新在循化城积石镇西门外的草滩坝村租了一所撒拉族民房安下家，并在传教的同时向撒拉族穆斯林提供医疗治疗服务和识字教育。自1928年下半年至1933年期间，海映光先生拍摄了不少有关撒拉族和藏族的社会生活照片。[xxii]
1931年1月18日，海映光夫妇的二女儿劳拉·简（Lora Jean Holton，中文名字“海爱德”）出生于甘肃兰州的教会医院博德恩医院（Borden Memorial Hospital）。
发表于1931年6月20日的《宣道会周刊》上，传教士莫大猷（Thomas
Moseley，也有中文资料称“莫有为”）写的文章《回到甘藏边区》（Back to the Kansu-Tibetan Border）中这样写道：“在西藏东北部的传教地域里，霍顿[海映光——笔者注]夫妇正竭尽全力在循化城附近的撒拉穆斯林中间传教。在我们华西教区中，他们的工作是最困难的。这个穆斯林部落最初从中亚的蛮荒之地来到中国西北的。他们是周围穆斯林地域的炸药库。绿林式好汉或在公路上劫掠是他们的业余生活，农耕和贸易是他们养家糊口的通常生活方式。霍顿夫妇经历了险恶的包围及穆斯林骚乱者攻陷泯州[xxiii]事件的厄运，斑疹伤寒死神几乎降临其门，被强盗夺去了所有的财产，但他们坚持着，在危难中不断祈祷，为未来的胜利而感赞主。”[xxiv]
1932年，海映光一家花了8天时间从循化旅行到兰州，参加在兰州举行的传教士大会。同年5月21日，海映光在宣道会的刊物《宣道会周刊》（the
Alliance Weekly）上发表了《在西藏边界的撒拉人中间》（Among the Salars of the Tibetan Borderland）一文。他在文中写道：“大约6个月前，我们在城里（积石镇——笔者注）开了一个小教堂。就整体而言，有许多人来听讲，但大多数来者要么是汉民，或者是回民。我们住在循化城西关外的一个撒拉村庄里，有许多撒拉人来我们这里作客。以这样的方式，我们接触了许多人，但最好的办法是到他们的村庄里接触他们。”[xxv]
1933年5月的第一周，海映光一家参加了在甘肃岷州（岷县）举行的传教士大会。同年6月底，海映光牧师在兰州与塞缪尔·字威默（Samuel
Zwemer，亦称知味墨）博士及其女婿克劳德·毕敬士（Claude Pickens）牧师相见。字威默博士和毕敬士牧师从兰州到青海西宁进行传教调查。7月8日，字威默博士和毕敬士牧师经由巴燕戎（化隆）旅行到循化的海映光一家进行访问。他们在循化受到了海映光一家的慷慨款待。字威默博士说，海映光牧师说的汉语和藏语就像当地人说得那样流利。海映光还从阿訇那里收集到相当数量的阿拉伯文书籍。[xxvi]7月10日，海映光牧师陪同字威默博士和毕敬士牧师从循化旅行到河州参加与字威默博士联合举办但为好几个差会协会所参加的有关穆斯林工作的大会。同年9月2日，海映光在《宣道会周刊》上发表了《华西甘肃的撒拉人》（“The Salars of Kansu, West China”）一文。他介绍说：“尽管撒拉人居住于现今的西藏边区有500多年了，但他们的数量仍然是不到25000人。虽然他们人数不多，但影响却不小。在整个中国西北地区，撒拉阿訇占据了许多领导教门的职位。在青海和甘肃西北，撒拉军官和士兵在[马家军——笔者注]军队里有很大的比重。撒拉人在宗教上很虔诚。每个村，即便村子很小，都有清真寺。许多清真寺盖得很漂亮。每天从宣礼楼上传出的五次唤礼声是从不间断的。在礼拜时间内，总可以看到大多数中年和老年男子在清真寺里礼拜。星期五的聚礼是在每个工[撒拉族的社会组织，相当于一个大型社区，有数个村组成——笔者注]的大型中心寺里举行，而周围村落的男子都来参加。没有专门为女子礼拜而设的清真寺。听说老妇人可以在晚上的那次礼拜允许到大殿后面礼拜，但我从没听说有妇女利用机会来参加。”[xxvii]
1934年1月13日，海映光在《宣道会周刊》上发表了《穆斯林诸问题》（“Moslem Problems”）一文。他指出：“与像万物有灵论这样的宗教相比较，穆罕默德教[即伊斯兰教——笔者注]更容易被归信于基督耶稣，因为穆罕默德教包含了较多的真理。虔诚的穆斯林相信的是那种名副其实的类似基督教基要主义教义，而不是那种基督教温和主义派。除此以外，虔诚的穆斯林还相信创世纪、大洪水、《旧约》中的宗教长老和先知，比如摩西（穆萨）、亚伯拉罕（易卜拉欣）和大卫（达伍德）。穆斯林相信基督的不授而孕被出生的奇迹，基督的升天，及他的近期返回。有关基督，穆斯林不相信的主要是耶稣的被钉死及他的复生。”[xxviii]
是年，海映光牧师与德文华[xxix]（Calvin Franklin Snyder，香港资料也有记载为“宋昌仁”。经查宣道会总部档案资料，宋昌仁应是另一位传教士William Carlsen的名字）牧师一起花了14天，行程150英里到河州（临夏）的东乡族穆斯林聚集的地区，走访了不少市镇，在东乡族穆斯林中间传教，他们沿路向穆斯林讲道，并散发用汉文和阿拉伯文印刷的宣教小册子和传单。[xxx]他们一路受到友好的欢迎。同年3月14日，海映光夫妇和两个女儿离开甘肃回国度假，最初他们乘马车旅行8天，然后冒着大雨、大雪的气候向沿海地区继续旅行，其中还穿过土匪猖獗的乡间。5月15日他们一家乘船离开中国，于5月29日抵达加利福尼亚州的洛杉矶，然后继续旅行到华盛顿州的西雅图。[xxxi]
1934年中至1936年期间，海映光牧师在假期里向一系列的传教士大会及教会礼拜中作演讲。[xxxii]他还在普林斯顿神学院（Princeton Seminary）任教授的字威默博士指导下学习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而海慕德夫人则进行医疗治理以便恢复身体健康。
1937年，海映光和海慕德急于想回甘肃，但在中国发生了战争和不停歇的政治动乱。他们夫妇俩将两个女儿送到山东烟台的“中国内地会芝罘学校”上学，然后赴天津，再到北京，其间参观了两地的清真寺并拍摄了该地的有关伊斯兰教文化的照片。海牧师夫妇再从北京旅行到了西安。在西安他们与同事季维善牧师一家相会。季维善夫人（Blanche Griebenow）及小儿子和海映光的妻子海慕德为了避免路途的危险而乘飞机从西安到兰州。季维善牧师和海映光牧师则花了3天多时间乘卡车到兰州。同年5月16日至23日，海映光夫妇参加了在甘肃狄道（临洮）举行的代表团大会，王明道牧师应邀从西安到狄道开会。[xxxiv]同年8月21日至9月1日，海映光夫妇出席了在河州（临夏）举行的“甘青边区传教大会（Kansu-Tibetan Border Mission Conference）年会。
1937年起，海映光夫妇驻扎于河州传教，以面向那里的广大穆斯林群众，同时也在河州城的汉民教会里积极开展传教工作。同年年底，海映光先生与诺特松（Charles Notson，中文名字“纳慈恩”）先生一起旅行到循化，以便为诺特松夫妇一家寻找一所合适的住宅，使他们在那里生活和工作。[xxxv]海映光在循化熟识的许多撒拉族、回族穆斯林朋友欢迎和接待他，因为他们记得海映光牧师在过去和他们的友善相处及对他们的福利（医疗和慈善等）所给予的关心和帮助。[xxxvi]
1940年，海映光从河州赴拉卜楞，在那里与季维善牧师汇合，然后一起去四川的松潘。他们一路考察、传教，还摄影照相。[xxxvii]海映光从松潘到成都，然后再回甘肃。同年，狄道（临洮）的圣经学校被关闭了多年后又重新开学。海映光被任命为该校的监管人兼苟保罗（Paul Keo）牧师校长的助理。同年11月，海映光到兰州会见正在中国巡视各差会站，包括甘青边区差会站的美国宣道会总部的外事部部长斯奈德（Snead）牧师。在兰州驻留两天后，他们与另外三位传教士同事一起骑马在海拔较高的雪山地区旅行三天到达海映光工作的河州差会站。在那里，所有传教士们得到了海映光夫妇的悉心照顾和欢迎。在河州停留两天后，海映光陪同斯奈德牧师一行离开河州，一路参观穆斯林的清真寺和拱北（苏非神秘主义修行者的坟墓），以及访问甘肃其他各地，比如合作、岷州（岷县）、卓尼、洮州（临潭）和狄道（临洮）等地的差会站。[xxxviii]
1941年夏季，因太平洋战争，美国领事馆和宣道会外事部部长斯奈德先生告诫传教士及其家属尽快离开中国，海映光夫妇的两位女儿从山东芝罘（烟台）的内地会学校来到上海，与其他传教士的孩子一起从上海乘船回美国。她们在佛罗里达州上学。而海映光夫妇则仍然留在西北甘肃传教。
1941年秋冬，海映光出席了在甘肃岷州召开的传教士大会。
1942年，海映光夫妇在河州租用了一个大园子。他们种植了蔬菜、水果和花卉（包括大丽花等），并与中国邻居和其他传教士分享这些成果。他们结交了许多朋友，并将有营养价值品种的蔬菜和水果通过培育和嫁接发展为新品种后介绍和推广到甘南各地。[xxxix]这些从美国和其他各地引进的蔬菜（包括土豆）和水果在甘肃大饥荒时期帮助了许多受灾的群众。海映光牧师与华人牧师一起广泛旅行，到各集镇向人群传教讲道，并散发汉文和阿拉伯文的小册子及传单。他们的活动有时吸引了很多包括各族群众的老百姓。
1943年11月20日，海映光在《宣道会周刊》发表了《甘肃蒙恩的溪流》（“Streams of Blessing in Kansu”）一文。他叙说了工作情况：“大约昨天中午，我们举行了洗礼，11个人（3个男子和8个妇女和姑娘；都是非穆斯林——笔者注）信了主，在水里受洗。……受洗的一对男女有着非常有趣的体验。长期以来，妻子一直被鬼作祟。他们使用了所有的办法试图摆脱鬼怪。他们请了汉族僧人和藏族僧人念经，还在院子里竖立类似图腾的东西假定抵消鬼的影响。然而，这些都无济于事。”[xl]
同年，华人教会年会在河州召开，苟先生（Mr. Keo，应该是苟希天牧师——笔者注）作了主题发言。海慕德女士则为女孩和年轻妇女开设了学习圣经的夜校，而海映光则开设了男子学习班。参加这些班的人数逐渐增多。350多名孩子参加了海慕德女士领导的主日学校学习活动，由于小教堂场地的限制，许多孩子不得不站着学习。同年12月4日，海慕德女士的文章《黑暗与光明》（“Darkness & Light”）发表于《宣道会周刊》。她自豪地告诉读者：“我们每星期三和每星期四晚向年轻人敞开我们的家。他们学习《圣经》，见证耶稣，唱赞美诗，祈祷，几乎完全自己进行。年轻妇人的出席尤其使人高兴，她们中的许多人在其基督教体验中获得了帮助，并且充分准备发挥领导的作用。每星期日上午九点，在定期的礼拜开始前，有一场专门为儿童安排的礼拜。有时候，我们的小教堂的能力有限，每个板凳都坐满了，甚至站着的人也挤满了。一两个星期前，我们清点了小孩的数量，结果惊奇地发现超过350人，还不包括抱着的婴儿。……今年夏天暑假初，我们开办了特殊为儿童礼拜一周的活动。在会议中，一些大小孩做了帮忙，孩子们进步很大。他们很开心，他们也用心学习《圣经》，用他们的童声唱着新的祝圣歌：‘耶稣，我最好的朋友’、‘除耶稣之外别无他路’、‘耶稣最能够拯救我们’。我们在孩子中教唱的许多歌曲是《圣经》中的选段，然后我们以中文谱曲，孩子们确实很喜欢唱这些歌。一位信仰佛教的杨姓姑娘皈依基督教。她家世代信仰佛教。她的皈依得到了她母亲的同意。……一位世家信仰道教的男孩也皈依了[基督教]。”[xli]
由于太平洋战争，1943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正酣的时期，传教士们被奉命返回本土。海映光夫妇乘坐“驼峰”飞机穿越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到印度，然后从印度启航到美国，1944年2月到达加利福尼亚。[xlii]在美国期间，海映光夫妇继续在美国的宣道会教会中积极参加活动，关心着中国西北群众的疾苦及中国抗战的命运。他们不会忘记那些与他们共同生活了许多年的基督教朋友和其他各族朋友，包括穆斯林和藏族牧民结下的友情。[xliii]
1947年5月14日，海映光夫妇乘坐轮船从旧金山出发后穿越太平洋抵达上海，然后他们跋山涉水回到他们在河州传教的差会站，由此再次回中国继续传教工作。这是中国抗战结束后，他们有了机会重返华西的传教岗位。[xliv]
1948年初，威廉·卡尔森（William Carlsen，中文名字“宋昌仁”）牧师和诺特松（纳慈恩）牧师驾驶吉普车载着海映光夫妇从狄道（临洮）到他们在河州的家。他们一路穿过悬崖峭壁，驱驰在非常糟糕的路面上，甚至非常危险地驶在冰冻的河面及小溪上。在快到达河州时，冰冻的河面因承受不住吉普车的重量而使整个车沉入冰冷的河里。传教士们经过两天的努力，最后用骡马将沉车拖上河岸，然后拉到城里。[xlv]同年7月，海映光夫妇出席甘青边区传教会第三十八届年会。海映光牧师在年会上被选举为宣道会甘青边区差会站主席。年会的会议报告指出，华人教会获得了很大的进步，有122人受洗，许多人参加教会礼拜。[xlvi]
1949年6月，由于局势恶化，新近来到甘青边区传教的传教士及其他们的子女被迫撤离到比较安全的香港，然后根据需要到其他地区的差会站进行工作。这样，甘肃留下了很少几位老传教士，其中有海映光夫妇。尽管美国领事馆劝告他们尽快离开，他们仍然留在甘肃工作。同年6月底，海映光牧师乘飞机到香港九龙会见宣道会总部外事部部长斯奈德先生。他们会见了宣道会在中国的全体差会站代表，讨论了共产党军队的军事进展，以及撤除仍然停留在中国的全体传教士的可能性。6月30日，海映光牧师乘飞机飞回甘肃。[xlvii]
1949年8月，在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逼近河州并解放河州的前一个星期，海映光夫妇不得不离开他们在河州生活了10多年的差会站之家。宣道会华西差会站停留在甘肃的所有外籍传教士和其他人员都被迫撤退到香港，他们搭乘瑞典宣道会承包的飞机从兰州到香港。海映光夫妇因匆忙离家，所携带的行李只有两个箱子，而且乘坐的也是离兰州被解放前的最后一班民航机。后来，海映光牧师回忆说，这就是他和夫人所能携带的唯一随身的行李。他们所有的私人物品，包括差会站的大量书籍和文献都留在河州了。[xlviii]
1949年至1950年期间，海映光夫妇和其他传教士们在香港岛的东华医院（Tong Hua Hospital）聚集的难民群及香港租界调景岭的将军澳（Junk
Bay）那里的连尼磨坊（Rennie’s Mill）设置的难民营中工作，那里居住有数千名从大陆逃来的难民。他们夫妇俩还在这些难民的孩子们中教授《圣经》。[xlix]
1950年9月12日，由于知道没有任何希望再回中国大陆进行传教工作后，海映光夫妇只得回到美国加州旧金山。
1950年至1951年期间，海映光夫妇在各地旅行并在宣道会的教会上进行演说，讲述中国西北的基督教状况及宣道会传教事业，呼吁教会对中国基督教的关注。
1951年，海映光一家最终接受了布尔皮种子公司（the Burpee Seed Company）的邀请在加利福尼亚瑞弗塞德（Riverside）镇工作，并在那里定居。海映光先生从此就在种子农场工作，一直工作到1971年退休。[l]尽管不再作传教工作，但海映光夫妇仍然积极地参加教会活动和社区差会活动，他们继续对中国及中国的基督教差会事业给予强烈的关注。在那段时间内，海映光先生仍然难以忘怀自己在甘青地区的传教生活，惦记着那里的穆斯林朋友、藏族朋友和汉族朋友，牵挂着河州地区基督教徒群众的命运。海映光夫妇此后积极地参加了加利福尼亚州的美籍日本移民社区的教会活动。[li]
1963年2月25日，海映光先生出席了加州格棱代尔（Glendale）为卡尔文·法兰克林·斯尼德（Calvin
Franklin Snyder，中文名字“德文华”）牧师，即他在甘青边区差会站传教的老同事举行的葬礼。他致词介绍了德文华先生的生平和贡献。[lii]
1969年9月12日在加州格棱代尔，海映光先生代表宣道会在甘青边区差会站及宣道会外事部参加了他长期在中国传教的同事、德文华夫人弗伊碧·斯尼德（Phoebe Snyder，中文名字是“德碧芙”）女士的葬礼，并致纪念她的悼词。[liii]
1971年，海映光先生从他工作的布尔皮种子公司退休。
1973年4月26日，海映光先生在加州瑞弗塞德（Riverside）镇逝世，享年72岁。《宣道会周刊》和南加州的地方报纸发表了讣告，介绍了他对中国西北地区传教事业的贡献。[liv]他的不幸逝世是他的家人和同事、朋友的极大损失，他们纪念着他。
1987年10月29日，海映光的夫人海慕德女士（Lora Holton）在加州格棱代尔的“教会之家”不幸逝世，终年86岁[lv]，她的去世是她一家及其亲人和朋友的极大损失，他们都纪念她。海慕德女士在去世前的那几年里曾经接待过欧美学术机构的学者采访，简略地介绍了其丈夫留下的影集和电影胶卷。她对来自英国剑桥大学的学者就海映光牧师留下的彩色幻灯片内容作了简单的说明。上世纪70年代前，《不列颠大百科全书》和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曾经刊登过几幅海映光牧师在青海和甘肃拍摄的自然景观照片。[lvi]美国新泽西州的纽瓦克市博物馆还收藏了几件海映光牧师曾经在甘青地区藏族牧民中购买的首饰等。
结语
海映光夫妇将一生中的最美好的26年时光献身于中国的传教事业，特别是献身于中国穆斯林的传教事业。他们满腔热情以自己的青春年华先到中国青海循化县向撒拉族穆斯林传教。尽管他们做了充分的准备包括学习汉语、撒拉语和阿拉伯语，还化了相当的精力学了伊斯兰教的知识，但他们收效几乎微乎其微。他们低估了撒拉族伊斯兰教的深厚传统和融合了周围部分藏族、汉族文化而合成的撒拉伊斯兰文化丰富底蕴的客观性。更何况，他们无视了撒拉族伊斯兰教的民族特性和与这种民族特性紧密相连的特殊生活习俗、社会结构、经济方式等[lvii]而想让撒拉族穆斯林改变信仰皈依基督教，这是根本不可能或者难以达到目标的事情。一开始，他们像其他传教士那样遭到了撒拉族阿訇和穆斯林信众的严厉抵制和排斥，在穆斯林群众中很孤立，甚至遭受到生命威胁和财产上的损失。[lviii]但经过他们夫妇的坚忍不拔的毅力和努力，通过基督教的爱心及坚持在穆斯林群众中进行医疗救助和引进优良的蔬菜和水果等品种而改善了撒拉族和回族穆斯林群众的生活质量，提高了福利待遇的工作，[lix]最后赢得了穆斯林群众们的好感，让他们夫妇俩能够平安地生活于穆斯林中间，并与许多穆斯林结成了深厚的友谊，成为好朋友。他们通过向孩子们教唱歌、识字和讲故事、学画画、教授英语和其他知识等方式把基督教上帝的慈爱播种于孩子们和成年人的心间。虽然这离传教的效果很远，但这些孩子们和成年人们的心灵里留下了欢乐和知识，以及童年时期和成年时期对异文化的亲近感，增长了对世界的见识。虽然海映光夫妇在循化撒拉族中传教的10年（1926年至1936年）里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但他们在循化的汉族、藏族的传教事业中获得了一些成就，并还掌握了相当程度的藏语，同时还将他们掌握的医疗知识救助和治疗汉族和藏族病人。把西方科学技术也介绍到汉族和藏族群众中去，惠及于边区的各族人民。[lx]
后来的10多年中（1937年至1949年），海映光夫妇被转移到甘肃河州，被称为中国的小麦加去传教，主要对象仍然是那里的回族、东乡族和保安族穆斯林，试图向他们宣传基督教教义知识及让他们皈依基督教。同样，这种努力没有获得成功，但海映光夫妇通过自己的努力把上帝的关爱以医疗治病和改良农业和副业技术等办法施惠与穆斯林群众和其他各族群众，提高了他们的生活和福利待遇，并在河州地区交了许多穆斯林朋友和汉族朋友，做了跨文化和跨信仰的交流。和在循化县的经历相同，海映光夫妇在河州汉族群众中的传教获得了较大的成功，不少群众加入了基督教信仰的行列。直至今天，仍然有不少老人及过世老人的孩子们（也已经到了60多岁和70多岁年龄）记忆着、怀念着海映光夫妇为河州群众所做过的善事以及对河州群众的福利事业所带来的贡献。与海映光夫妇在青海循化撒拉族中的遭遇同样，一开始，他们夫妇受到穆斯林群众的排斥和非议，但经过海映光夫妇长期的耐心和坚韧毅力，更由于他们对中国人民的爱和同情心，使他们在河州穆斯林群众和非穆斯林群众中获得了友谊和好感，他们通过慈善事业和教育事业在与河州群众的跨文化、跨国籍和跨民族的交流和促进互相理解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和进展，并把上帝的关爱和教诲带给了中国甘肃南部地区的各族群众。
也许海映光夫妇最大的贡献不在于传教事业的结果，而在于把上帝的关爱和声音植入于甘青边区的各族劳苦大众，所以演绎出一出令人感动的跨文化和跨信仰、跨民族和跨国界的文化交流活动的戏剧。甘青地区是异常贫癟荒凉、交通非常闭塞的地区。即便是中国沿海地区和中原地区的人在民国时期将那里视为“蛮夷”和“不开化”地区而不愿驻足，作为来自西方的基督教传教士，海映光夫妇放弃他们国内优越的生活而不远万里来到艰苦危险的中国边疆地区长时期地与中国少数民族一起生活，与他们打成一片，以爱和善来关怀穆斯林群众与藏族和汉族群众，改善了他们的生活环境和待遇，我们应该牢记和缅怀他们的热情、真诚、毅力和宣传普世之爱的工作和业绩。他们那一代传教士坚忍不拔的精神和传播上帝之爱的热情即便在今天也是基督教传教士和信众的楷模，也是值得世界人民学习和纪念的。
载香港建道神学院的《建道学刊》2017年6月号。
[i] 本文是上海市高峰高原基地哲学学科项目、教育部文科基地上海师范大学E研究院“都市文化研究项目”、上海师范大学“重点学科宗教学”的研究成果。应剑道神学院杂志编辑部的要求对论文的格式进行了调整，同时也感谢《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编辑部给予的版权许可，特别感谢青海民族大学原民族学和社会学学院院长现为大学副校长马成俊教授的帮助。
[ii]这应该是误传。笔者于2014年2月在美国宣道会总部的档案室查资料，发现“何佩道”是另一位传教士Anna
Haupberg的中文名字。何佩道女士一直在甘肃陇西传教，未去过青海循化。见美国宣道会总部的档案室卷宗Anna
Haupberg的中文名片。
[iv] Vavilov: “Vegetables around Gulja”, Comments,
April 8, 2009, no page number.
[v] Interview with Lora Jean Heurlin, the young
daughter of Rev. Carter Holton, in Colorado Springs, at the noon of Feb. 27,
2012.
[vi]
“The Alliance Family”, “With the Lord”, The
Alliance Witness Magazine, July 18, 1973, p. 19.
[vii]
“Young People’s Rally in the North Pacific District”, The Alliance Weekly, September 3, 1921, p. 395.
[viii]
参见《宣道会见证》杂志的讣告内容，“The Alliance
Family”, “With the Lord”, The Alliance
Witness Magazine, July 18, 1973, p. 19.
[ix]
“Campaign in Olympia, Wash.”, The Alliance Weekly, March 4, 1922, p. 811.
[xi]
Ruth C. Ikerman: “God’s Gardener”, Christian
Herald Magazine, February , 1955, p. 33.
[xiii]
Thomas Moseley: “Mohammedans of West China”, The Alliance Weekly, October 13, 1928, p. 666.
[xiv]
Phoebe B. Snyder: “Conference on Tibetan Border”, The Alliance Weekly, November, 1926, p. 758.
[xv]
Malcolm R. Bradshaw: Torch for Islam, a
Biography of George K. Harris, Missionary to Muslims. London: China Inland
Mission, 1965, in the recalling from Mrs. Harris on Rev. C. Holton and his
wife.
[xvi] 有关这次逃生，许多资料提及。作者采用了回忆金品三牧师的传记：Frank
Houghton. George King, Medical Evangelist.
London: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1928, pp. 72-84.
[xviii]
“Pacific Northwest District”, The
Alliance Weekly, November 10, 1928, p. 733.
[xxi] A.R. Fesmire: “Letter From Taochow”, The Alliance Weekly, March 22, 1930, p.
187.
[xxiv]
Thomas Moseley: “Go Back to the Kansu-Tibetan Border”, The Alliance Weekly, June
20, 1931, p. 402.
[xxv]
Carter D. Holton: “Among the Salars of the Tibetan Borderland”, The Alliance
Weekly, May 21, 1932, p. 329.
[xxvi]
Samuel M. Zwemer: “On the Frontiers of Northwest China”, The Alliance Weekly,
October 28, 1933, p. 681.
[xxvii]
Carter D. Holton: “The Salars of Kansu, West China”, The Alliance Weekly,
September 2, 1933, p. 552.
[xxviii]
Carter D. Holton: “Moslem Problems”, The
Alliance Weekly, January 13, 1934, p. 25.
[xxx]
C.F. Snyder: “Pressing Forward in West China”, The Alliance Weekly, March 31, 1934, p. 201.
[xxxi]
有关这次旅途，参看宣道周刊登载海映光牧师的照片说明”Journey
in West China”, The Alliance Weekly,
September 28, 1935, p. 627.
[xxxii]
The Alliance Weekly, January 25, 1936, p. 61.
[xxxiii]
“Sailings, Work and Workers”, The Alliance Weekly, September 19, 1936, p.
609.
[xxxiv]
“A Refreshing Conference by Rev. Thomas Moseley, Titao, Kansu”, The Alliance
Weekly, September 25, 1937, p. 617.
[xxxv]
Thomas Moseley: “Progress, Letter from Titao”, The Alliance Weekly,
January 15, 1938, p. 42.
[xxxvii]
Marion Griebenow: Pioneering “Up South”, The
Alliance Weekly, March 2, 1940, p. 136.
[xxxviii]
A.C. Snead: “In Lanchow, Kansu, West China”,
The Alliance Weekly, March 8, 1941, p. 152.
[xl]
Carter D. Holton: “Streams of Blessing in Kansu”, The Alliance Weekly, November 20, 1943, p. 744.
[xli]
Lora N. Holton: “Darkness & Light”, The
Alliance Weekly, December 4, 1943, pp. 776-777.
[xlii]
参见美国宣道会杂志《宣道会见证》文章“The Alliance
Family”, “With the Lord”, The Alliance
Witness Magazine, July 18, 1973, p. 19.
[xliii]
Interview with Mrs. Lora Jean Heurlin and Mr. Jack Heurlin on the noon of
February 27, 2012.
[xliv]
“Missionary Departures”, The Alliance
Weekly, May 24, 1947, p. 333.
[xlv]
William D. Carlsen: “All in the Day’s Work”,
The Alliance Weekly, March 6, 1948, pp. 152-153.
[xlvii]
A. C. Snead: “From New York to Bangkok”, The
Alliance Weekly, July 2, 1949, p. 423.
[xlix]
Paul H. Bartel: “A Happy Sequel to Tragedy”, The Alliance Weekly, September 23, 1951, p. 601.
[li] Ruth C. Ikerman: “God’s Gardener”, Christian
Herald, February 1955, p. 34.
[lii]
“With the Lord”, The Alliance Witness,
March 20, 1963, p. 15.
[liii]
“The Alliance Family”, The Alliance
Witness, November 12, 1969, p. 20.
[liv]
“Carter Holton, ex-missionary to China, dies”, published by a local newspaper in Riverside, Southern California, no date,
1973.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