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宁东关清真大寺的老照片

最近阅读了由孔祥录和马生禄两先生主编、由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的《西宁东关清真大寺志》。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会长陈广元大阿訇以及著名学者林松教授专门为该书写了序言。这应该是全国第一部正式出版的地方清真寺志，读来让人耳目一新。作为西北四大名寺（另外三寺是西安化觉寺、喀什艾提卡尔寺和兰州桥门寺）之一，又是礼拜人数居全国清真寺之冠（主麻日达数万人，会礼时多达10万人）的西宁东关清真寺，其历史和文物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

正巧，美国传教士克劳德·毕敬士收藏的有关“中国伊斯兰教的影集”里也有10张涉及到西宁东关清真大寺的老照片。这些照片是1933年毕敬士陪着他的岳父兹威默博士在中国穆斯林聚集区进行传教活动和调查时在西宁拍摄的。

我这里着重介绍两张照片：

第一张相片的内容是反映东关清真大寺的抱厦一侧。第二张照片拍摄的内容是有关兹威默博士与清真寺的头面人物之一马文樑（音译，也许是“良”）阿訇进行友好交谈的情景。这两张照片都是黑白色的，大小面积是7公分乘以9·5公分。原照是135型老式相机拍出的很小的照片，但经过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用先进的照相器材和设备重新对原照翻排、放大、扫描和数值化以后，如今的相片是非常清晰和直观了。

关于清真寺抱厦（又称礼拜大殿前卷棚）的照片，镜头焦距对准的是北山墙的砖雕艺术“九扇屏”图案。我以这张相片参照了《西宁东关清真大寺志》里刊登的同样的砖雕图案照片，发现历经70多年的砖雕“九扇屏”艺术杰作基本上是原样的，这说明东关清真大寺对这一历史文物保存的很好。所不同的是：上世纪30年代时大殿前卷棚北山墙的“九扇屏”砖雕图案上方并没有悬挂着宁夏镇守使马福祥先生书写的“惟精唯一”的木匾，也没有青海省第二任主席马麒先生题的“真宰无方”的匾。在毕敬士先生于1933年拍摄的抱厦照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马麒题的“真宰无方”的匾是悬挂在靠近北山墙的礼拜大殿木格大门的上方。这张老照片在反映的靠北山墙一侧的礼拜殿正门上有三块大型木匾，它们从右到左的秩序依次是：马英甲先生题的“最初无称”、马麒题的“真宰无方”、甘肃督军张广建题的“教阐天方”。这些原匾的面积在老照片中观察到的比现在复制的要略微大些。马麒的“真宰无方”匾在书法上也与现在复制的匾稍微不同，笔画显得更丰满和苍劲。此外，在大殿正门的每扇木头雕花门两边都悬挂着木质匾联。张广建题的“教阐天方”匾的右联是“清净明心义通释旨”，那么由此推断，左联应该是“真实进德理合儒宗”了。很可惜，在毕敬士的照片里看不清马英甲和马麒两先生题写的匾联内容。

在“最初无称”和“真宰无方”这两块匾的下方各挂一个红绸布包的大红灯笼，想必那是在西宁东关大寺未通电以前是用灯笼来照明的。另外，从老照片来看，整个抱厦很宽敞，没有像今天那样铺上了礼拜毡毯。抱厦的木结构，比如樑、柱、檩等显得非常干净、坚固，看来维护得非常好。

抱厦的门口站着四个人。面对相机的两位年轻人大概是在清真寺里学经的满拉。另两位背对照相机的是有些年纪的人，他们蓄着长胡子，戴着黑色的礼拜帽。这四位人士都穿着当时青海或西北地区穆斯林成年男子习惯穿的大礼袍。背对相机的这两位长者很可能是阿訇或清真寺寺管会董事或乡老。这张照片大概是人们礼拜完以后离开清真寺大殿时拍摄的。

第二张照片是近照，画面是在西宁东关大寺抱厦门前，传教士兹威默博士与清真寺阿訇马文樑先生在亲密无间地交谈，同时他们还在看着几页书面材料，纸张由兹威默博士拿着并放在他的礼帽上。根据毕敬士先生对照片写的英文说明，马文樑毕业于北平的成达伊斯兰教师范学校。他应该在西宁是很有威望的人士，深得青海地方军政领导马麟先生的器重，因此，毕敬士在另一张拍摄的马文樑单独照的英文说明中写着：“他是一位非常有前途的人，很有希望成为青海省的政治领袖”。我遍查《西宁东关清真大寺志》、《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杨惠云主编的《中国回族大词典》、邱树森主编的《中国回族大词典》、《中国回族名人词典》以及其他有关资料和书籍，未找到马文樑这样一个人物。他应该有很高的经学水平，因为他在马松亭大阿訇开办的北京成达师范学校系统地学过伊斯兰教课程。他应该具有很好的阿拉伯语知识，因为兹威默博士不会说汉语，但他由于在中东地区比如海湾国家、伊拉克、埃及、黎巴嫩等地长时间地传教和生活，因此能说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语。他们两人的交流显然是用阿拉伯语进行的。根据《西宁东关清真大寺志》介绍，在兹威默和毕敬士访问东关清真寺的1933年前后期间，那时任该寺开学阿訇及教长的是中国伊赫瓦尼运动创始人马万福（又名马果园）的一传弟子马禄阿訇。马禄的父亲是甘肃提督马安良的堂弟，母亲是青海省主席马麒的妹妹。因此，马禄身为阿訇和教长，他凭着这些关系应该说是一位非常有权势的宗教界人士。但马禄从未在北平的成达伊斯兰教师范学校学习过。所以，马文樑这个人物不可能是马禄。接待这两位美国传教士的马文樑有可能是东关清真寺经堂学校的大学老师，也有可能是兹威默和毕敬士在采访和调查中出了差错，把某人张冠李戴了。但像马文樑这样的著名经师在西宁东关清真大寺里教学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从当时的史料来看，西宁东关清真寺的经堂教育在西北地区是非常发达的，招收各地满拉来寺学习的人数一般超过八十名，有时多达一百名。而且学的是著名伊斯兰教学者安萨里写的《宗教学科的复苏》和萨迪写的《真境花园》这样的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的古典原著。在马麒、马麟和马步芳统治青海期间，由于他们支持伊赫瓦尼运动，因此西宁东关清真大寺的经堂教育和经堂学校就成了向整个西北乃至全国各地派遣伊赫瓦尼派阿訇的培训基地和人才造就基地。对这一点，兹威默博士和毕敬士先生经过认真调查后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了。他们在一张摄有西宁东关清真大寺雄伟屋脊上放置了金光灿灿的三个镏金经筒的照片的英文说明上写着：“西宁东关清真寺是中国的艾资哈尔大学”，这意味着该寺的经堂教育是中国伊赫瓦尼派伊斯兰教育的最高学府和中心。总之，马文樑这位人物在西宁东关清真大寺中究竟占据什么位置，到底有没有这个人，或这个人的真实姓名及经历和作用等只能在此立照，盼望有关人士继续发掘史料进行研究和考证，或采访在西宁居住的老一代宗教界人士对照片人物进行鉴别。

乘这个机会，我简要介绍一下毕敬士收藏的“中国伊斯兰教文化影集”中有关西宁东关清真大寺的其他几张照片内容。一张是三个满拉站在抱厦的木栅栏前。毕敬士在说明中写道：“西宁。这些是80多名满拉中的三位。他们一位是撒拉族的，一位是来自河州的，一位来自西宁。”在关于这张照片的相关笔记中，毕敬士写道：“80多名满拉来自西北各地，甚至有来自东南沿海省份的。他们在西宁这座大寺中学习。他们所戴的圆帽子是可以即刻识别和区分穆斯林与非穆斯林或区分小教和大教的标志。”一张是兹威默博士和马文樑阿訇在一起的相片，他们周围站着一群满拉。照片的说明写着：兹威默博士向满拉宣读着用阿拉伯文印刷的宣教小册子。一张是东关清真大寺的邦克楼（宣礼楼），有三层之高，顶上装设着像新月形的铜经筒。照片说明上简短地写着：清真寺建筑有20年的历史。1895年青海省会西宁发生的一次恐怖的暴乱将所有的伊斯兰教古建筑摧毁了（实际焚毁时间是1896年）。一张相片照得是东关清真大寺的大门，非常有气势，重檐翘脊，典型的宫廷建筑式样。一张是清真寺礼拜大殿的照片，门口站着传教士、阿訇、满拉等10多人。大殿非常宽敞。说明的文字写道：“大殿足够容纳3000多人礼拜。”屋脊上可以清楚地看到矗立着藏传佛教拉卜楞寺送来的三个镏金铜经筒。最后一张是“青海回教教育促进会”办的阿拉伯文中学，一边是两层楼的厢房，一边是一层楼的现代教室。这是东关清真大寺院子的一角。可见当年经堂教育的盛况。

我想，毕敬士先生拍摄和保存的西宁东关清真大寺的这10张照片是再现上世纪30年代青海和西宁伊斯兰教真实情况的历史文献。它们是非常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视资料。如果《西宁东关清真大寺志》需要再版的话，应该把它们收录进去。

作者：王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