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系巴格达-上海-纽约

这是一个动人的故事。兹维·本多（Zvi Ben-Dor）博士是我所认识的一名西方研究中国伊斯兰教的学术新秀。我和他的最初认识是通过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莱大学杜鲁门促进和平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史扶林（H.Schifflin）教授的电子邮件的介绍。史扶林是西方学界中专门研究孙中山先生的著名学者，出版过有关孙中山思想和传记的英文专著。他也是希伯莱大学东亚语言系汉语专业的创建者和终身教授。本多曾是他的学生。本多于2000年早春和我相逢在北京时说，他在希伯莱大学杜鲁门研究所曾偶尔见过我，当时我正在该研究所进修，并进行清朝咸同年间云南回民起义的历史背景的课题研究。那时中国和以色列刚建立外交关系不久，两国的学术界来往还不多，所以那时我是希伯莱大学仅有的一两位中国客座学者之一。在满是洋人的世界里，别人认我容易，而我要通过一面之交来熟记别人很难。因此，当本多说曾在以色列相识过我时，我非常惊讶，同时也为自己的“健忘”而感到非常惭愧。

史扶林教授要我帮助本多收集有关中国穆斯林学者的伊斯兰教汉文著述的资料工作，说本多正在进行汉克塔布（kitab阿拉伯语，书籍或著作的意思）方面的研究，特别是有关伊斯兰教与儒教、佛教和道教的交融作用的研究。这项研究是为本多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攻读博士论文完成阶段的答辩工作后的博士后研究计划做准备。当我在帮助本多购买、复印张中、王岱舆、马注、刘智、马德新等的汉文伊斯兰教著作时，我们还时常讨论赵灿的《经学系传谱》一书，在某些段落上，我还为本多用英语进行了讲解。自然，在本多的两个多星期的北京来访中，我们还谈到了为什么他选择了这样难的课题，从我来看，一个以色列的犹太人用英语（不是本多的母语）来研究中国伊斯兰教汉文著述需要娴熟掌握英语、汉语和阿拉伯语等语言，除此以外，他还必须涉足伊斯兰教、儒教、佛教、道教和基督教这样四大宗教的境界。这是非一般人所能做到的事情。我佩服本多的勇于攀登高峰的无畏精神，同时也决心给予这位年轻人以我力所能及的必要帮助，支持他去迎接这一困难课题所提出的严峻挑战。没想到我的随心提问引出了本多家族中一段有趣的故事。

本多告诉我，说他的家族是世代居住于伊拉克巴格达的犹太人中的一支古老的大家族，历史上经历了许多荣辱盛衰。直至今日，该家族还保存着详尽的家谱记录，并定期地举行家族代表会议和学术讨论会。当以色列建国后，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的关系不断交恶，本多的父亲和爷爷象其他巴格达的犹太人一样不得不放弃在巴格达的家园和一切财产而移居以色列。听本多说，他的家族如今在巴格达已经没有人了。但在19世纪时，这个家族还曾辉煌过，其家族中的一些成员曾经在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中供职过。19世纪下半叶时，本多的一位曾祖叔父曾经从巴格达远洋到上海，在英国人戴维·沙逊开办的沙逊公司任职。那时在沙逊公司任职的还有哈同(Silas Hardoon, 1851-1931)先生。哈同本人祖上也是巴格达的犹太人，但后来定居印度一段时间，这样就入了英国籍并随英国人一起到上海这个开放口岸做生意。哈同后来离开沙逊公司并在上海开办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哈同公司。他的生意大概做的相当不错，在上海成了名噪一时的大富商，有许多产业和房产，并建造了闻名上海的爱俪园（哈同花园）。由于哈同先生祖籍是巴格达的犹太人，与阿拉伯穆斯林有着天然的邻居关系，加之语言、文化、宗教和生活习俗又如此相通，这种文化上的血亲关系使得他即使生活和经商于上海时也念念不忘自己与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故里情絮。出于这样的感怀，哈同牵名的上海爱俪园广仓学宭资助汉族学者姬觉弥（原名潘翥凤）主持翻译和出版汉文译本《古兰经》。这个译本实际上是集体协作的结晶。由阿文、英文、日文和汉文专家多人参证，其中阿文参证人是穆斯林学者李廷相、薛天辉阿訇。这部题为《汉译古兰经》的书于1931年（民国二十年）3月问世，是中国第二部汉文译本《古兰经》，线装本，一函共8册。第一册有《序言》七篇，撰写人署名按次序为：芩春煊、长沙郑沅、桂阳夏寿田、江宁哈麟、欧司爱·哈同、罗迦陵和姬觉弥。第二至八册是译文，约19万字。当翻译稿全部脱稿后，哈同根据穆罕默德·阿里的《古兰经》英译本再和他的中国妻子罗迦陵（福建人）、宗教大家姬觉弥在爱俪园又一册一册地仔细斟酌推敲一番，校订其文义和字句，最后定稿。因此，这个汉译《古兰经》本是一项认真和严肃的经典译作。据说姬觉弥是哈同的信仰佛教的夫人罗迦陵的密友。哈同还资助了佛教《大藏经》的刻印和出版。哈同先生在上海产业经营的成功恐怕与其身上体现的宗教和文化融合以及各宗教信徒之间的联姻和相互宽容精神不无关系。本多的曾祖叔父到上海来工作大概也是靠他与哈同的巴格达犹太人家族纽带的关系。本多告诉我，他的曾祖母就是出生在上海的。当曾祖母长成花季少女时，又由家族中的长辈介绍而远洋坐船回到巴格达与她家族中的一位表亲结婚。此后，本多的曾祖母就再也没有回到上海，而是把她的在上海的早年生活的美好回忆带给了本多的曾祖父、祖父和父亲。本多的父亲又原原本本地将他奶奶的中国上海的孩提经历叙述给本多听。这些故事已经成了这个古老的巴格达犹太人家族的历史一部分了，也是诱发了本多想学习汉语和了解中国文化的动机。

这位以色列年轻人学习一直勤奋和刻苦用功。本多告诉我，当他的父亲和爷爷从巴格达移居到以色列的耶路撒冷时，由于某种不便说的原因而丧失了在伊拉克的所有财产，因此初到以色列时一贫如洗。生活对移民是很艰难的。本多的父亲仍然按巴格达的犹太人那样的社会生活习惯而保持着一个多子女的大家庭，并在日常的家庭生活中继续保持着说阿拉伯语的习惯。在这样的初期移民家庭境遇中，本多的童年生活应该来说是不很宽裕的。但逆境使人发奋，催人进取。在学校里本多一直是个优秀生。他凭着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以色列的最高学府——希伯莱大学，学习汉语专业，终于遂了他的心愿。这个心愿是家族中的上辈人代代相许的，是本多的曾祖母将她自己的美丽的中国情结一代又一代地向下延续的。

本多对中国历史犹感兴趣。他在大学毕业后，又荣获了哈同逝世后在香港设立的巴格达犹太人家族基金会颁发的一年奖学金。这个基金会每年专门奖励散居世界的巴格达犹太人家族中的青年学生到香港学习汉语和汉文化一年。本多从这样的经历中得益不少。他的古汉语知识提高得很快。在香港学习后，本多想在美国继续他的研究生项目研究，研究中国宗教，特别是中国伊斯兰教中的回回伊斯兰教汉文著述。他的想法得到了在以色列的大家族的支持。本多的家人和亲戚们纷纷解囊襄助。这种类似东方人的家庭紧密纽带和对子女教育的重视依然保留在巴格达犹太人后裔的社团之中。就是这样的悠久的传统习惯使本多踏上了赴美国求学的道路。他选择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系的博士生研究项目。

当我与本多解逅在北京时，他告诉我，他开始对中国伊斯兰教的潜心研究除了他的老师史扶林教授的积极鼓励外，还受了我的启发和影响。我在瑞典隆德大学攻读宗教史博士学位时，我的论文课题是有关云南回回社团的历史。由于希伯莱大学杜鲁门研究所研究员拉斐尔·以斯拉列博士是当时现代西方学界当中研究中国伊斯兰教的泰斗，于1980年出版了他在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攻读博士学位的毕业论文《中国穆斯林：文化冲突的研究》一书。这本著作至今仍是西方学生学习中国宗教和伊斯兰教专业的必读参考书。我把自己向隆德大学研究生研讨会提交的一些有关云南穆斯林历史的论文副本邮寄了在希伯莱大学执教的以斯拉列博士，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告诉我可以争取申请希伯莱大学杜鲁门研究所的奖学金进行有关19世纪云南回民起义课题的研究。这项为期四个月的研究成果由耶路撒冷和平出版社以专著的形式于1995年8月出版。本多阅读了我的这一研究成果。1996年5月在我完成了博士学位的论文答辩后，由于我和耶路撒冷希伯莱大学的合作关系，我将自己在瑞典国际书社出版的博士论文《和谐与冲突：对云南社会中的回回社团的历史透视》分别寄给了杜鲁门研究所几位汉学家和大学图书馆。本多是从史扶林教授手中借阅了我的博士论文的。我的这些学习心得大概奠定了本多立志研究中国伊斯兰教的决心和愿望。正如本多自己后来指出的那样，他曾祖叔父和曾祖母在上海的经历，哈同先生资助翻译和出版《汉译古兰经》的佚事，加之他是巴格达的犹太人家族成员因而掌握阿拉伯语的知识以及对伊斯兰教的了解，以及他的老师也就是希伯莱大学那些汉学家的影响，最后是他对汉语和中国社会及中国文化的醉心，所有这些都自然地把他推向了研究中国伊斯兰教汉文著述的道路。

本多于1999年在加州大学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的答辩。他的博士论文是关于赵灿的《经学系传谱》一书和历史上的中国经堂教育。最近听说美国已将本多的这一博士论文正式出版成书了。1999年秋季至2001年春季期间，本多一直住在纽约。他将纽约公共图书馆收藏的全部伊斯兰教汉文著述全部悉心地复制了缩微胶卷，并在他访问北京时将这一胶卷的副本赠送给了我。2001年3月在我参加美国政府组织的“国际访问者项目”学习机会路经纽约时，我借此机会专门到该市的公共图书馆核对了这些汉克塔布的原本。它们共有11函，总计75种，下列是书名和作者名及出版日期：

第一函

1，马德新：《朝觐途记》，咸丰拾年刊印。

2，刘智：《真经昭微》。

3，马德新：《礼法启爱》，2卷，昆明南城清真寺刻印，同治元年。

4，金澍田纂译、子守金校刊：《正教须知》，1927年11月。

5，《清真根源》（扯哈雷沭速，Chahar Fasul）。

6，《经汉诠解赫厅》。

第二函

1，《真功发微》，万全堂马宅，中华民国5年。

2，《清真教天堂地狱说》，南京清真董事会刊送，中华民国11年。

3，《清真教饮食篇》，南京清真董事会刊送，中华民国11年9月。

4，《清真启蒙字母》，光绪丁未天贶月镌，蓉城提督西街江公馆。

5，《清真劝教歌》，晋城翰墨林石印，中华民国12年。

6，涿鹿县清真寺教长张文熙识：《清真沐浴礼拜教科书》，

7，《清真蒙引歌》，北京清真书报社，中华民国15年。

8，粤东杨竹平：《聚礼明源》，河北新庄印，中华民国3年。

9，马宜之、马安义著：《聚礼撮要》，滇南马建景等资印。

10，《创建穆民总教院表》，崇文门花寺印章。

第三函

1，西蜀余海亭释译：《汉字赫厅》，光绪八年印刻。

2，马晋锡、蕃齐氏：《赫厅》，同治13年甲戌。

3，王岱舆：《希真正答》，马福祥印，中华民国乙丑冬。

4，《西历要旨》，京兆宣外教子胡同清真寺印，丙辰年正月。

5，《白话附注译解壹吗尼》，北京敬五堂发行，中华民国6年。

第四函

1，《续天方三字经》。

2，湖北马明龙师注解：《醒世格言》，锦城王吴氏送。

3，马德实编印：《华亚字典撰要》，龙泉孤儿院石印。

4，河南卢氏县望纯理乐天撰：《回汉分别宣言略》，晋城翰墨林石印，中华民国13年。

5，《回语读本》（一），常德回文学校国民科，回教辅助会印，中华民国13年。

6，《回语读本》（二），常德回文学校国民科，回教辅助会印，中华民国13年。

7，《回语读本》（三），常德回文学校国民科，回教辅助会印，中华民国13年。

8，《回语读本》（四），常德回文学校国民科，回教辅助会印，中华民国13年。

9，《回语读本》（五），常德回文学校国民科，回教辅助会印，中华民国13年3月。

第五函

1，《回语读本》（六），常德回文学校国民科，回教辅助会印，中华民国13年。

2，《回语读本》（七），常德回文学校国民科，回教辅助会印，中华民国13年。

3，《回语读本》（八），常德回文学校国民科，回教辅助会印，中华民国14年。

4，《回耶雄辩录》，山左恩县宋庄清真寺，中华民国3年。

第六函

1， 云南新兴州马启荣新编：《回教认礼蒙引教科书》，润州城内大寺，民国元年。

2， 上海法租界霞飞路尹光宇著：《人生百诀》（Pushing to the Front by C.M. Solomon）

3， 《高等启蒙经》（阿文）。

4， 《根算阿丹》（阿文）。

5， 开封王象贤：《明真释疑》（Hanar al-Din），开封东清真寺，民国10年。

6， 《明德月刊》，天津回教联合会出版，第四期。

7， 《明德报》，第二号，天津西头小伙巷清真大寺。

第七函

1，滇南马宜之、马安义：《明源诠实》，北京牛街、万全书局，广济堂印，中华民国4年。

2，迁安李虞宸（李廷相）译：《圣谕详解》（Khutuba al-Rasul），天津光明书社印，中华民国12年，1-20章。

3，迁安李虞宸（李廷相）译：《圣谕详解》（Khutuba al-Rasul），天津光明书社印，中华民国12年，21-40章。

4，粤东竹平氏杨正安：《讨白音义》。

5，直隶李虞宸（李廷相）译著：《天经译解》，北京牛街清真书报社印。

6，马宏道主编：《清真周刊》，1卷，第11号，牛街清真书报社，中华民国10年3月。

7，直隶李廷相译著：《天方战克录》，中华民国13年。

8，《天方教典歌》，北京牛街清真书报社，乙丑初更。

9，直隶李廷相译：《天方奇观》，又名《卜合提亚勒传》。南京草桥明德书社印，中华民国14年。

第八函

1，清源黑右军（黑鸣凤）著：《性理本经注释》，卷一至卷五，榆城马复初重刻，咸丰捌年。

2，刘智：《天方字母》。

3，教末赵涧：《杂学》，马佑龄镌，同治13年。

第九函

1，上海王瑞堂译，马贻贵校：《五功总纲》，上海老北门穿心街清真寺，中华民国7年冬。

2，阿拉白氏甫：《耶教辩正》，新加坡默思礼拜堂。

3，马德实叙著：《中阿要语合壁》，北京牛街丁家胡同，中华民国14年。

4，《学习教典课本》，京师公立第二十小学校编，中华民国14年。

5，《醒回篇摘要》，北京牛街清真书报社，乙丑年孟夏三版。

6，老刘阿訇口译、曙东氏洵阳王景生撰：《回回通考录》，清真书报社发行，中华民国16年1月出版。

第十函

1，皖赣圣公会会督韩仁敦译：《人生之顾问》，原名《圣道真诠》。（此系基督教译作）

2，印度穆罕默德阿里著，晋县尹恕仁译：《克兰圣经弁言》，中华民国14年，香港。

3，直隶迁安李虞宸（李廷相）译：《新译髑髅叹》，南京草桥明德书社马宅，中华民国15年。

4，天津清真南寺刘景田：《穆信吗台》，中华民国13年秋。

5，严范孙原编，范槐堂增著：《穆民教女歌》，中华民国14年10月，京师警察厅总监吴。

6，云南玉溪马玉龙（马瑞图）述：《十等复生》，清真书报社，中华民国16年1月。

7，啸翁识，滇南李衡谨识：《大同元理》，清真书报社，中华民国16年1月。

第十一函

1，滇南马致本（马联元）注述：《祈雨总规》，广济堂资刻，光绪戊戌年中秋。

2，《穆民须知》（Adal），杨笆德刊，中华民国7年。

3，四川穆民敬译天方《至圣宝训》，京口教末穆民敦谨刊，镇江清真寺，光绪拾玖年。

4，蓝煦子羲：《天方正学》，译于武昌食署，咸丰二年，清真书报社印，中华民国14年乙丑春。

5，滇南马联元（马致本）敬述：《字法撮要》，棋阳北城乡桃园村教亲捐资刊，板存滇省南城清真寺，光绪乙丑清和月。

6，杨竹坪述并题：《赫忒音义》，于河南卫辉府北门里清真寺明堂学堂，粤东杨正安（杨竹坪）仁书，中华民国11年。

7，粤东杨竹坪（杨正安）译注：《赫忒穆勒古来阿尼》（封印天经，Khatn al-Quran），中华民国14年5月印。

8，刘辅堂辑著：《穆信麻题》[汉译]，卷上，牛街城记印刷局，中华民国12年。

9，刘辅堂辑著：《穆信麻题》[汉译]，卷下，北京崇文门外上二条门牌10号，牛街城记印刷局，中华民国12年。

美国纽约公共图书馆珍藏的这些中国伊斯兰教典籍是已故的美国传教士梅益盛（Isaac Mason）先生生前捐赠的。梅益盛曾长时期在中国内地生活传教，并在华北地区的回民聚居区生活了相当一段时期。在20世纪20至30年代中，梅益盛在传教的同时还花费了相当的精力研究中国伊斯兰教和回回民族问题。他把刘智的《天方至圣实录》翻译成了阿拉伯语并在上海出版。他还发表了《中国穆斯林词汇表》、《中国伊斯兰教文献笔录》等专著和论文。纽约公共图书馆珍藏的上述这些中国伊斯兰教典籍的某些封面上还有梅益盛先生的私章印章，一些书页上甚至留下了他本人阅览时批注的手迹。应该来说，这批资料弥足珍贵，一些印本由于国内的历次政治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破坏而在国内失传。本多想就这些资料以及他在美国其他图书馆等收集的资料进行对中国穆斯林学者的中国伊斯兰教汉文著述进行系统地研究。他认为，这些著述中反映的伊斯兰教和儒教、佛教和道教等中国宗教的对话、反应和互相作用是中国伊斯兰教史上最值得研究的课题之一。中国穆斯林学者以儒家思想、释教和道教等宗教理论的术语对伊斯兰教教义的解释和阐述应该说是丰富和发展了伊斯兰教思想和理论，同时也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的哲学思想和宗教文化，是对中国思想文化的贡献。现今世界各宗教的对话和比较研究应该鉴戒中国穆斯林学者的汉克塔布著述的成果。

2000年5月21日至23日本多应邀参加了在哈佛大学欧洲研究中心召开的“回儒对话国际学术会议”，该会由哈佛燕京学院院长杜维明教授和乔治华盛顿大学的伊斯兰学者纳速尔教授共同主持。本多向会议提交的论文是《中国的乌里玛》，其中介绍了17世纪期间发生的一位儒家官员和一位穆斯林学者的对话。他通过对汉克塔布的研究指出：还在17世纪时，中国穆斯林将自己的学者定位为文人学士，而到了20世纪时，则把历史上的回族学者称为乌里玛，这就把他们置于回族社会宗教、社会和政府领袖的地位上，从而证明中国回族穆斯林长期以来一直使用中国主流文化框架来给自己定位，把伊斯兰与中国联系在一起。本多的这次发言可以说是与美国的著名儒学专家杜维明先生就伊斯兰教与儒教文化对话专题的交流继续。在此以前，他曾就这个话题与杜维明先生在另一次学术研讨会上交谈过，且彼此都认识到研究中国穆斯林学者汉文著述的重要性和深远意义。本多告诉我，研究汉克塔布的意义在于促进不同宗教间的对话和理解，弥合具有不同信仰的民族之间的分歧，最终保障和平。本多是一位热爱和平事业的以色列犹太人。以色列政府规定每个以色列犹太青年都有义务服兵役两年。本多在服义务兵役期间被派到了当时被以色列占领的南黎巴嫩地区与黎巴嫩的真主党游击队作战。战争是残酷的。本多本人的脚被真主党游击队的迫击炮弹所炸伤，他的一位堂兄在战争中被夺取了年轻的生命。在北京时，本多给我看过他脚踝的伤疤。那时，以色列政府正决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当我把这一刚从广播上听到的消息告诉他时，他是很高兴的，并说：以色列早就应该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了。他作为和平爱好者是积极支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达成和约的。虽然前一段时期内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流血冲突事件不断爆发，但我深信，本多一定和全世界的爱好和平的志士仁人一样为和平事业努力奋斗的，他的立志于研究汉克塔布的课题就充分表明了他希望和平的强烈心愿。

如今我国正在执行开发大西北的战略决策。这是非常英明的举措。我国的大西北是中国穆斯林各民族的主要聚居区，西北五省、自治区的穆斯林人口占了全国总穆斯林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左右。广袤的西北地区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能源资源，它等待着我们去开发。建设西北和开发西北需要一个和平宽松的人文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穆斯林民族和非穆斯林民族的和睦共处是一个关键因素。为了让不同信仰的民族和睦共处，我们必须推动各宗教信仰之间的对话和相互理解以便促成各民族的团结和友爱。想想过去的数百年来，中国穆斯林学者和教职人员以他们的坚毅精神孜孜不倦地学习阿拉伯语、波斯语和汉语，跨越了伊斯兰教、儒教、佛教和道教等不同的人类精神文化思想的境界而以儒家思想、佛教和道教的宗教术语来诠释伊斯兰教的教义。他们中的许多人学贯中西、经汉两通并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汉克塔布，难道这些不是我们今天建设西北、开发西北的宝贵遗产吗？中国穆斯林学者以儒、释、道学理的词汇和语言来阐述和解释伊斯兰教的教理，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知道伊斯兰教和其他宗教的思想之间有着相通的东西，只有求同存异、包容相让才能使不同的宗教信仰者、民族人士情同手足地生活在一起。记得已故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曾经说过，未来总会有那么一天：人类将高贵的勋章授予建树和平的志士仁人而不是授予打了胜仗的战斗英雄。我相信，本多对汉克塔布的潜心研究可以使我们国人省醒。其实，以我个人之见，开发大西北的运动中，除了加强对西部的人才引进和加大资金投入以外，更重要的是发扬民族团结和宗教理解、宽容的人文精神。如果没有这种精神，即使苦心建立的高楼大厦等也会被仇恨、冲突和动乱所毁灭的。所以，我愿将这篇《情系巴格达-上海-纽约》的散文谨献给这次讨论西部大开发的回族学术研讨会。

作者王建平，原文刊载于《回族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