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本文以大量史实对清代著名画家改琦的家世进行了考证，从而对过去零星又简易的介绍提升为系统而完整的历史描述，由此确定了改琦家族从阿拉伯到中国江南地区的迁徙历程。通过对改琦绘画、书法和诗词的剖析进而探讨了改琦作为一位艺术家在信仰方面的综合主义现象的历史背景和历史作用。文章最后指出：正是各大文明和思想传统的内核具有类同性使得改琦在精神文化上并蓄兼收、融会贯通而对富有包容性的中华文明的艺术作出了伟大贡献，从此名列为中国古代著名画家。
关键词：改琦 家世 宗教信仰 综合主义
作者：王建平，上海市人，1953年生，宗教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副院长、教授，中国传统思想研究所副所长，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导师，从事伊斯兰教研究[①]
English Title: From Arab to <st1:country-region
w:st="on">China</st1:country-region>: a Study of the Qing Artist Gai
Qi’s Genealogy and Religious Syncretism Phenomenon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s and checks the genealogy of Gai Qi, the famous
painter in the Qing Dynasty based on large quantity historical materials,
therefore, raising the academic level from the scattered, simplified narrative
up to a systemic and comprehensive historic introduction, hence rectify the
migration journey of the Gai’s Clan from the Arab to the Southern Region of
China. Through the analysis to the paintings, calligraphy and poems made by Gai
Qi it studies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roles of the religious syncretism
phenomenon while he as an artist. In the final conclusion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similarities of the various great civilizations and idea traditions in
core nature conduce Gai Qi to combine and integrate the different spiritual and
cultural elements, thus greatly contributed to the inclusive art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meanwhile he was ranked into one of the famous painters in the
imperial China.
Key Words: Gai Qi, Family Tree, Religious Faith, Syncretism.
Author: Wang Jianping, Doctor and Professor of Religious Studies of Faculty
of Philosophy, Vice Director of Institute of Traditional Thought of China,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upervisor of the graduate program, researcher on
Islamic studies.
1，
改琦的家世
改琦是清代著名画家和文人，也是清代中期成就最高的上海地区画家[②]，1773年生于松江府华亭县，1828年卒于出生地[③]。他去世前家住松江镇祈雪街西。[④]许多材料认为他的远祖是西域人[⑤]，于元朝时入居中国。关于改琦远祖的西域籍贯，一说来自新疆地区[⑥]，甚至说的更具体，认为他的先世是维吾尔族，信仰伊斯兰教[⑦]；一说来自阿拉伯半岛的麦加城。《百家姓》在“姓氏渊源”中介绍说：“改氏先祖为麦加人改住，改住之后裔改姓为‘改’”。[⑧]改琦的父亲改筠（字绍贤）本人则说：“予小子系出天方，世居古燕。”[⑨]可证改琦的先辈来自阿拉伯半岛的说法是靠得住的。查“改住”的阿拉伯语应是“Qadi”，即“宗教法官”的意思。如果《百家姓》资料言之有理的话，那么改琦的远祖曾是麦加城的宗教法官。当然，西域和欧美的遗风是把某人的职业称号为其姓而传给后代，比如铁匠（Smith）、石匠（Stone）、马车夫（Carter）、铜匠（Copper）等。在阿拉伯世界里，通常把朝觐者（Hajji）、圣裔（Sayyid）、法官（Qadi）等称号直接被其后代改为名字的。此外，在穆斯林中流传的《至圣源流历代传光记》中记述了大圣易卜腊欣的儿子是易司马仪，易司马仪的儿子是改则，[⑩]可见“改则”是圣人的名字，也常常为中东穆斯林冠之于姓名。根据史料分析，我认为改琦的先祖经历了阿拉伯帝国的武力扩张而逐渐东移到了中亚，后来在元朝进入新疆的家史还是比较情由可缘。因为蒙元时期，根据《元史》分析，不会有很多阿拉伯半岛的穆斯林士兵随蒙古军直接来中国征战的，而忽必烈汗的蒙古游牧军队中，挟裹了大量的中亚突厥人，包括喀什地区的穆斯林士兵进行征服中原的征战。那时喀拉汗王朝是今天新疆喀什地区历史上的第一个伊斯兰王朝，那里的穆斯林社团组织中有“卡迪”、“嘎锥”、“嘎孜”（Qadi）这样的宗教法官任职，而且这样的宗教职业一直维系到新中国成立后进行宗教改革运动时止。况且，突厥民族也有将职业为姓氏的习俗。所以说，两种说法都有道理，即改琦先辈祖籍来自天方麦加，后来因征战而到达中亚包括新疆的西域地区。他们一直带着麦加教法官的称号，定居西域后可能也从事教法官的职业。根据改琦家史推算，改琦的先辈是阿拉伯麦加人，后来到了中亚和新疆地区，再与当地维吾尔妇女通婚，最后在蒙古人东征时又到了大都北京。所以说，元朝改家前辈应该是来自中亚或新疆地区的曾担任过伊斯兰教法官的维吾尔穆斯林是能够为人接受的，特别是当事人的后代叙述家世时提供了明确的线索。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章令色目人禁胡姓、胡衣和自相通婚，因此许多中亚和西亚来的色目穆斯林只好改姓换名。由此改琦的先祖将“嘎锥”的发音改为“改住”，而始“改”姓这个在“百家姓”中比较小的姓在中国得以流行。京津一带历史上乃是帝王将相居住之地，许多回回人也移居于此，并把朱元章皇帝命令色目人改姓后的各地姓氏带入京城。其中的马、穆、回、丹、羊、佘、韦、薛、冯、伊、容、柏、云、颜、常、仉、改、钱、居、来、古等姓氏是京津回民的主要姓氏。大概在明至清两代期间，改琦先祖世居宛平(今北京)了。[11]
改姓家族有据可考的是改弼廷 (也有作“亭”的)，生卒年不详，约经历了康熙时期。改弼廷，字国辅，北京牛街人；历史记载说他“美须髯，善谋略，目炯炯然”；家饶财，素交权贵与知名人士，因而是牛街穆斯林社区的著名社会活动家。改弼廷的财力可以用当时京城流行的谚语“三不比”佐证，其一为“改弼亭的房子比不得”。相传改氏所居，甲第崇闳，与王侯埒，致为某御史所劾，改乃夤缘权贵之门，托辞为某礼拜寺建筑先示其模型得免。[12]康熙皇帝亦知其名，呼为“改回回”[13]。改弼廷的“改”姓就是由“名改姓”而来，或为求仕入官者的赐姓。他的为自己同胞和信众遭遇冤屈而打抱不平的活动及胆量可以康熙三十三年（1693）京师发生“准噶尔奸细案”（亦称“哈密之狱”事件）证明。当时牛街回民牵连，改弼廷作为名人四处奔走疏通，与同道吴玉寰、张东湖、穆祥甫等联名具状愿以百口保释无辜被捕的牛街清真寺教长赛义德·马腾云等人。后又以重金贿赂官员才使被捕的教长获得释放而保全了一方居民。此事记载于《冈志》而垂名青史。改弼廷有两个做武将的儿子，因而被朝廷封为奉政大夫、骁骑将军。[14]他享年七十余，有四子六孙，天下知名。[15]
改务新，改弼廷诸儿子之一，生卒年月不详，顺天府武举，授州卫守备。《冈志》还介绍了改务新的两个儿子改师立和改寿光。改弼廷还有一个孙子，名改以仁。这后三人都中了科举，成为儒士。[16]
改日新，（？-1751）改弼廷之子，改务新之弟，康熙丁丑（1697）年武进士。精骑射，通国语（满语），充侍卫。后又“授山西平垣营游击，转大同府，俄升陕西城守参将，以功迁花马池（今宁夏盐池）副总兵。”[17]
《北京牛街志书——〈冈志〉》的沈凤仪抄本说，改日新的一个儿子名改振宗亦出身“武进士，现任松江城守营参将”。[18]根据北京联合大学文学院的杨大业教授考证，由北京牛街穆斯林文人在清康熙末或雍正初写的《冈志》中有“改振宗”条，在此“改振宗”应为改光宗，此人雍正庚戌（1730）武进士，而任松江参将是在乾隆五年（1740）至七年（1742）。[19]因此，几个资料中谈到的改振宗可能是改光宗，也可能是改光宗的哥哥或弟弟，[20]毕竟在经历和职称等方面有些相似又有所不同。
改光宗 (？-1751)，字昭来，顺来人（今山西黎城），回回人。从籍贯看，与父亲改日新从北京到山西为武官并落居那里这一事实相符。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改光宗考取武举，史书记载他“次年（即雍正八年，1730年）考取进士”，成为清朝武将。后改光宗“由侍卫官松江参将，母卒于任，遂葬于松江。后任寿春镇总兵[21]，捕匪山中，以劳疾卒，遗疏请入华亭（属松江府）籍，诏许之，遂举家迁至松江”。[22]关于改弼廷到改光宗这段家史，可以为改光宗的儿子改筠自己的话证明：“自曾祖弼亭公以深受圣朝知遇豢养殊恩，每恨未仕，末由报称，遂令贤祖父奋志功名，以继先志。贤父由科名历官寿春总镇，于乾隆辛未（十六年）捐躯王事，清宦力绵，不克归里，不得已奏请就近于壬申岁（乾隆十七年）入籍松江”。[23]改光宗疾卒那年是乾隆十六年（1751）。从此，改琦的祖父归葬于松江，其后人定居于此，开启了改姓一支南移的历史。
改筠（1736-1795)，改光宗之子，字绍贤，号恂斋。家父为国捐躯后，他落籍华亭（松江），曾任松江海防提督衙门书办，又一说是江南提督衙门书办。他笃宗伊斯兰教，大量阅览汉文译述伊斯兰教经籍。[24]乾隆四十年（1775），金陵人袁景初携再版刻印的刘智《天方至圣实录》造访，为之作序。序中，改筠写道：“袁君既感先圣承天立教之苦，复悯后人茫然无指之难，不顾艰险，不避风霜，南北奔驰，创理剖劂，装潢成帙，使人一目了然。共悉其大本大源，不啻仰承于圣侧。噫！袁君之用力用心，实不愧为倡明圣道，振兴吾教之伟人也。”[25]改筠对伊斯兰教信仰的虔诚在这段话中表露无遗。但这正为后来的天降之祸而埋下了伏笔。乾隆年四十七年（1782）改筠因为《天方至圣实录》写序而涉嫌入“海富润事件”冤案，结果被官府挈押至苏州牢狱候审，全家也被查抄。[26]这一文字狱涉及全国穆斯林人士甚多，为稳定人心，乾隆帝于同年六月二十二日批示改绍贤诸人“慨行省释，其书籍版片亦即给还……”，[27]由此改筠才回到松江。虽得乾隆帝亲谕获释，但此冤案使改筠元气大伤，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延及后代。改筠（绍贤）的被革职和抄家肯定对改琦有着刻骨铭心的影响。“海富润事件”对于改琦的人生来说也是转折点。因为根据封建王朝的规则，如果家人坐班房，其子女是不能参加科举考试的。就像血统论那样，如果家庭有历史问题，那肯定要连累后代。对重罪的惩罚是诛及九族。改琦父亲改绍贤在“海富润事件”中含冤后虽然被乾隆皇帝下旨脱离干系，但改家子女的仕途显然被彻底断送了。政治上的打击及家父无故遭此磨难最终铸成改琦后来的艺术观和世界观，对他的艺术和文学的创作生涯烙炙了深深的印记。
改琦，改筠之子[28]，字伯韫（也有作“蕴”），号香白、七芗，一作七香，别号玉壶生、雪巷生、百蕴生、玉壶山人、玉壶外史、横池渔父、泖东居士、李翁等。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部主任陈金林研究员认为，改琦还有别名“浦泖山人、泖东一蟹”[29]。《红楼梦写真》的作序者说改琦还有一别名“听雨词人”。[30]如前所说，改琦从民族宗教的身份来看当属回回，出生于伊斯兰教家庭背景。他“祖某官襄阳总兵”[31]就是指的改光宗。改光宗任松江参将时母亲去世，遂葬于松江。当改光宗任寿春镇总兵时以劳疾卒，其遗疏请求入华亭（属松江府）籍，朝廷许之，改光宗后裔遂落藉松江。松江的改家传到改琦时，因政治变故而衰落。
根据上述杂记史料的汇总和分析，其脉络比较清楚地反映出从阿拉伯麦加来的穆斯林先贤迁徙到中亚和新疆，然后居住于北京，为官东土各地，最后落籍上海松江的伊斯兰教东渐历程，同时也活现了中国穆斯林在华化的历史进程中如何试图保留伊斯兰教信仰的艰难努力和坚韧精神。
2，改琦的绘画和诗词
记载改琦“貌清且癯，柔弱善病，未能继承祖上的武学，也无意仕进”，他“绘画无师自学”。[32]可见，改绍贤的被革职和被抄家一事对其子孙的打击是够沉重的。在断了仕途之梦后，改琦也只能在民间舞文弄墨，绘画作诗而维持生计了。他“幼通敏，工诗词，以擅画人物、肖像、佛像闻名。写仕女则称妙一时，取宋、元、明诸家法，形象纤细俊秀，用笔轻柔流畅，落墨洁净，设色清雅，这样的笔墨技法是“有扎实坚厚的基本功”的[33]，因而成“乾嘉中名盛一时”的画家了[34]，世人将他与华嵒（即新罗山人）并称。[35]
明清以来，松江地区文人荟萃，书画鼎盛，改琦从小耳濡目染，深受影响，青少年时就在艺术上取得一定成就，且为当时上海道台李廷敬（满洲人）所赏识，由此与名流结交。[36]陈金林先生在评论改琦的画时说：“以线条塑造形象，描绘景物，是东方艺术中国绘画与西方绘画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人物画范畴里，清初华亭人徐璋绘《云间邦彦画像》对后来的松江画派影响深远。娄县（清松江府下辖县，今属上海市松江区）改琦师承其法。”[37]稍长，改琦结交地方名人，如王芑孙、李廷敬、李筠嘉等，诗、书、画上得到指点，开阔了眼界，名声渐著，慕名索画者接踵而至，作品不但在江浙一带备受推崇，而且还得到京师的王公贵族、官僚文人的赞许。与之交往的有钱杜、蒋宝龄、陈文述、陈鸿寿等画家、鉴赏家和文学家，相互唱和、切磋画艺。[38]
改琦生前爱游历山水，荡徨于自然风景。他先后到过上海[39]、杭州、吴兴、苏州、常熟、无锡、金陵（南京）、宜兴、溧阳、当涂、扬州、袁浦等江南诸地。外游期间，与所到之处的文人、画家均有书画应酬、诗词赠答，并游山玩水，领略江湖名胜，使其视野、胸襟得到了开拓和丰富，对其艺术创作有一定的影响。因艺术的社会活动，改琦尝与鞠伯陶、僧铁舟等同结画社。嘉庆十六至十七年期间（1811-1812），改琦与娄县钦善、顾鸿声，青浦何其伟，长洲王嘉禄等结为诗社。[40]
改琦在其绘画一生中是比较多产的。目前散落于各大收藏地的有嘉庆十年（1805）画的《先贤谱图》（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部藏）。嘉庆十五年（1810）改琦作的《小百梅集》。嘉庆二十一年（1816）改琦绘《红楼梦图咏》五十幅，充分表现55位人物性格，每画配诗。所作木刻刊行于《红楼梦》初版闻世后20余年，为最早由著名画家创作的《红楼梦》人物图像，其笔下仕女形象柔弱削瘦，别具风格。这个刻本，“一时纸贵洛阳，临摹纷杂”[41]，流传广泛，深得时人好评，为清代插图版画之上品；嘉庆二十四年（1819）作《蕉下美人图》，收入日本《支那名画目录》。还绘《百子图》二十幅，姿态各具，极生动之致。他“曾与钱杜、毕简、汪鸿等同聚桑连理馆，合作《灵芳馆图》卷。亦善山水、花草，笔姿秀逸，得华嵒风趣。所绘兰竹亦笔情超逸，不染点尘。”传世作品还有嘉庆二十四年作《逗秋小阁学书图》轴，现藏上海博物馆；《张夫人晓窗点黛图》卷；道光一年（1821）作《子夜歌》；道光三年（1823）作《钱东像》轴（收录于《中国绘画史图录》下册）、《纨扇美人图》和《缘珠小像》，后两幅画亦收入《支那名画目录》和《伟大艺术传统图录》；道光五年（1825）作《元机诗意图轴》藏故宫博物院；《酴釄春去图轴》藏南京博物院；《竹下仕女图轴》藏广州美术馆；《执扇仕女图轴》藏上海博物馆；《文姬归汉图扇面》藏安徽省博物馆。另有《玉姜采石图》、《采莲图》、《松江蟹舍图》、《秋花仕女图》、《芝兰双玉图》、《泖东双载图》、《少年听雨图》、《改七香百美嬉春图长卷》[42]、《采运图》册页和《采菱图》扇面[43]、《卞玉京小影》以及《竹石画册》、《花卉画册》等书画传世。[44]在松江城醉白池碑厅里还保存着一通刻有改琦绘的《魁星像组字》碑石以及改琦为失散的徐璋画的松江乡贤遗像（邦彦画像）补绘的几通石刻画像。[45]《魁星像组字》青石碑右上部刻“政心修身、克己复礼”八个篆书字分两行组成举笔点魁的魁星像，以两条螭纹作框。[46]改琦还于嘉庆丁丑（1817）年三月临摹了徐璋和赵孟頫原作的《云间邦彦画像》，这是邻居、啸园主人及改琦好友沈慈请求而绘制，以利传承。该摹本今藏上海博物馆《中国古代书画目录》（沪1—4366号）。[47]当然，散落于民间的改琦绘画作品还没有包括进去。在文学方面，留存的改琦著作有《玉壶山房词选》（2卷）、《玉壶山人集》、《茶梦庵随笔》（2卷）、《砚北书稿》（1卷）、与诗社同人作品集《泖东近课》中有其词一卷。改琦的绘画、书法、诗词造诣颇深，时人称之为“三绝”。[48]
改琦是一位“天姿英敏、诗词书画并臻绝诣”的艺术家。[49]他善画人物、花竹，尤以仕女画最为著名，数量较多，是清后期仕女画中成绩突出的画家，对当时和后期都有一定的影响。由于改琦等画家的提领，使晚清时期仕女画风靡一时，适应了当时上层阶级腐败沉溺于裙钗粉黛中消磨时光的生活，所以对仕女画欣赏与仕女画的风靡起了推动作用。例如《子夜歌》正是表达了当时社会上层阶级的歌舞升平、犬马声色，描绘了一个体态纤弱面目娇媚的歌女，怀抱长萧，正欲吹一首委婉的曲子，以表达她的悲凄之心。她面部表情多愁善感，体态轻盈婀娜，整体感娇柔生动。其衣饰清晰，发丝几根根可数，笔墨干净利落，有一种优美娴静的氛围。改琦绘的花鸟、山水、兰竹等，吸取前人之长，亦有一定造诣。他还能作诗词，书法佳。有关改琦的词风，可看《江城子》中他写的《过西湖庄故居》：“小西湖上赤栏桥，柳摇摇，水迢迢。鞋痕一路，草长杂花飘。上学光阴浑似梦，风竹乱，纸鸢高。”[50]
关于改琦的后裔，有说他有儿子，名“篑”字“再芗”和“舟芗”，在绘画上“具其父之风”，精能鉴赏，擅长花卉、仕女，代表作有道光六年（1826）的《红玉醉颜图》等。[51]改琦还有女儿“允帛（也有作绵[52]），号小茶女史”，嫁改琦的弟子、后来亦成为著名画家汪镛（初名铭，字笠甫）。据《墨林今话续编》记载，改允帛受父亲的画风影响，“钩染花卉，纤秀可爱”。[53]《国朝书画家笔录》认为改琦的儿子名“小芗”，而改篑是改琦的孙子。[54]根据《中国历代画家人名辞典》的观点，这是误传。[55]此外，改家还有一位女画家，名改叔明，字佩芝，别号“古葺女史”，“工诗，擅长绘画”。[56]改琦的女婿汪镛有“直追董其昌、王原祁之室”的才气。[57]有记载说改琦的这些子女都继承家传“画尽得其传”，画风与改琦尚能相似。改琦一门画家，风格卓然，时人称为“改派”。
根据陈金林先生的考证，改琦有三个女儿。大女儿出嫁后与她丈夫未留下历史记载。二女儿的丈夫也是画家（即汪镛），留下一些遗墨和作品。小女儿成家后定居南汇，此后也湮没无闻。改琦生前虽然绘画成名，但一生看破红尘，游离于仕途之外而生活拮据，以售画为生。他去世后，家道更加破落，子女的日子日益艰难，有时不得不变卖家父珍藏的画度日。这大概是他的另一部不为人世所知的《先贤谱图》流散到民间书肆而最后为收藏家收藏的原因。[58]
3，改琦的宗教信仰
毫无疑问，改琦出生于一个虔信的穆斯林家庭，祖上从改弼廷起就是热心伊斯兰教门的虔诚穆斯林。改琦前几辈的先祖虽然以武将服侍朝廷，身居武职，但从简短的介绍看，他们仍然坚守伊斯兰教的传统而处世为人。改琦父亲改筠（绍贤）身为松江海防提督衙门书办仍替在金陵（南京）的著名穆斯林学者刘智的伊斯兰教经书写序，并表白“贤幼孤失教，一技无能，唯仰承祖训，每遇名师高人，窃求吾道一二毫末，为警心守身之法。”[59]可证改筠对伊斯兰教信仰的坚定及对教门事业的热心。至于改琦本人的信仰是什么，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也是我们这里需要探讨的。
首先，改琦的信仰仍然没有脱离他的几代家传的伊斯兰教文化影响，并基本上坚守着回回民族的生活习惯。如何证明这一点呢？从松江的环境讲，它从元代起就修建有清真寺，并保留着较大的穆斯林社区。地方志记载：“至正元年（1341年），元皇朝敕建松江清真寺。纳速拉丁死后立碑葬于寺内。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曾往麦加朝圣的[赛]哈智主持该寺，重加修葺扩充。明永乐、万历及清康熙、嘉庆、道光年间历有修缮。”[60]可见，在改琦生活的年代里，松江清真寺仍然能得到几次较大规模的维修，这说明伊斯兰教传统的维持在当地穆斯林社团中受到相当的重视，凸显穆斯林社团在江南的强大汉文化氛围中继续顽强生存的特点。[61]穆斯林社团纽带的维系肯定对改琦个人有强大的影响，更何况改琦是出生于一个有着世代传统的伊斯兰教家门呢。从改琦一直生活于松江的事实及住处祈雪街离清真寺较近（步行只需15分钟）也可以侧面反映出改琦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依恋和固守之情。此外，改琦的绘画和诗词内容里，也鲜明地反映出，作者尽量避讳描绘猪等穆斯林非常敏感和忌讳的禁忌象征。
但是，改琦父亲在政治上的不幸遭遇和家庭在“海富润事件”中受到的残酷打击使得改琦及其家人认识到坚守伊斯兰教和家传的有异于汉文化的少数民族文化传统是非常容易受歧视和被诬陷而遭危险处境的。父亲因冤而坐过班房也彻底绝了改琦未来的仕途，毕竟在改筠因涉及“海富润事件”而被管押时，改琦才只是7、8岁的少年，家庭的政治变故对这样一个还未谙世故的孩子可谓是命运多堑，身心打击是很大的。由于改琦无法继承家业做武官或像其他年轻人那样参加科举考试进入宦途，他只得凭借自己的才能和学术知识绘画赋诗，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抱负，他的众多的画作和诗集一方面是他的思想和才智的流露，另一方面又是迫于生计的写照。家父虽然经皇帝的批示而从牢狱中释放，但官衔和职位是肯定无法复原了。经历了如此世态炎凉后，一家的生活重担只能靠售画卖字或做其他行当来支撑了。这就是改琦选择了《红楼梦》人物和历史上洁身自好之士、民间贤哲和淡出功名之士绅作为自己崇尚的题材进行绘画创作的艺术事业和赖以生计的工作。加之清朝政府在对西北的穆斯林起义实行了残酷的镇压后，对各地伊斯兰教活动的监控和防范有增无减，特别对那些有嫌疑和有“前科”人物的监视在地方衙门机构中是不乏有“鹰犬”一类爪牙去执行的。在这种万马齐喑的形势和专制高压下的沉闷气氛中，江南穆斯林知识分子只能隐身简居，在宗教信仰活动方面不得不淡化而出，过着委曲求全的生活了。
其次，改琦的宗教信仰中又包含了中国宗教的成分。这位画家生活的松江也是各大宗教汇集的地方。松江有历朝历代修建的佛教方塔、西林禅寺等大量佛教庙宇，有城隍庙、天妃宫、东阳道观等道教和民间宗教信仰的寺庙，有明末徐光启孙女独资修建的邱家湾天主教教堂，有中国主流文化的儒家信仰中心——夫子庙和文庙等，当然还有改琦世家信奉的伊斯兰教活动场所——穆斯林社团的中心——清真寺。有着如此发达的宗教人文景象，加之各宗教之间的互相交流和融会，经历了因“海富润事件”的文字狱迫害后，改琦的信仰必然夹杂着中国主流宗教文化的元素。因此，在这些综合的宗教文化氛围环境的熏陶下，他对佛教、道教和儒教的思想理解也在加深，他选择了儒释道三教中与伊斯兰教思想中相契合的内容作为自己抒发感情和精神的质料来溶入于他所绘画和作诗赋词的艺术作品中。从改琦描绘《先贤谱图》中的46位古代先贤的生活和世界观来看，他们绝大多数是隐士，其中有完全脱离尘世的隐士有28位。从信仰的哲学和学派来看，比较能够明显地辨别得出的计道家有6名，儒生有8名，杂家有3名，佛士有2名。从赞赏的人物对象来分析，改琦在《先贤谱图》中最为钦佩的是那些有着高尚志向和才能，但坚辞为官、完全隐居并在深山老林中耕作而自食其力的学者。从改琦的众多绘画和诗词的内容来看，文化综合主义和信仰的复合化就是改琦的艺术作品和生命的原创力。
热衷于明清时期的字画收藏的孙家柱先生说，他亲眼见过改琦画的佛像大概有两三幅，所画的佛像很逼真。[62]关于改琦绘佛像的事，《中国回族大词典》也佐证：“其所绘人物、佛像、仕女，‘出入龙眠（李公麟）、松雪（赵孟頫）、六如（唐寅），老迟（陈洪绶）诸家，愈拙愈媚，跌宕入古，允称脱尽凡蹊’”。[63]此外，改琦“好作观音像”，[64]还有佛教居士的称号，可见，改琦虽然出身于伊斯兰教世家，但由于乾隆时期的一场政治变动连累了他的家父而在文化观和政治观方面变得日渐消沉和无为，最终接受了佛教和道教影响，从而发生了唯一神论者向多元宗教糅合的中国文化人的嬗变。伊斯兰教是坚决反对偶像崇拜的，一个正统的穆斯林也不会去画其他宗教的神像的。但改琦偏偏选择绘画作为生涯，同时又对画佛像和道神的事如此专注投入。看来改琦信奉的伊斯兰教与大众穆斯林的信仰不同一般。有人说，改琦“暮年多住寺院，与僧人过从甚密”。[65]当然，改琦认同的佛教与道教思想与伊斯兰教的苏非派思想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从改琦绘的《先贤谱图》中的人物和他配的赞诗可以鲜明地反映了这一点。此外，在中国历史上，凡穆斯林旅游者在找不到栈房和清真食宿的条件下，一般就下榻在佛教和道教寺庙里，那里的饮食因为没有荤油的污染而使穆斯林完全放心。明代宦官郑和就与佛教和道教接触极为密切，并在信仰上有所依皈。[66]明末清初的穆斯林学者王岱舆也与僧人道士交往很多，这些都动摇不了其对伊斯兰教信仰的执著。著名的伊斯兰教学者刘智晚年住清凉山，与佛教徒接触甚多，他的《天方性理》也反映了伊斯兰教与佛教在中国环境里交互作用的痕迹。当然，在中国儒教、佛教和道教的本体论思想阐述中的确也能找到超然独一的主宰精神轨迹，这种各大宗教精神本质的相通性也为改琦对各大宗教和文化的并蓄兼收和融会贯通的工作方法奠定了思想基础。
松江至今还保存着改琦生前为松江府城隍庙[67]所作的神像画11幅，它们是立轴纸本、绢本参用，五尺中堂。“虽同样使用单线敷彩、泥金装饰，但不同于一般画匠的神像作品千人一面。所画天尊，庄严尊重；太上老君，龙钟慈祥；雷天君，英武雄伟；东阳观主，悠然而自得”[68]，极为传神。改琦为松江府城隍庙所作的神像图轴应城隍庙道长之请而为庙内绘制的。改琦曾长期寓居松江府东阳道观或城隍庙，与道长友善，关系密切。[69]没有对各大宗教兼蓄并收和融会贯通的胸怀和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是不可能有如此传神之作，而这只有改琦这样经历了跨文化交流、历经政治变迁和生活坎坷的知识分子才有可能完成这样的艺术作品和传世之作，并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因此，说改琦同时又信仰佛教和道教，同时又敬重儒家文化传统是一点不为过的。但是，他又是回回人，他仍然忠实于家庭世代传承的伊斯兰教文化传统。在改琦身上典型地突出了中国伊斯兰教的综合文化特征：生活于儒家文化占主导地位而又包含了释道和民间信仰文化的中国社会的伊斯兰教必须适应这一儒释道三教合流的华夏民族主体文化，存而不同，存异求同，只有这样，中国的伊斯兰教和回回穆斯林才能得到生存空间和持续发展。改琦的父亲在受宗教迫害前就真诚地感觉到：“尝闻千圣一心，万古一理。圣人之事，不外乎正心诚意。其所以体赞造化薰沐人心者，实所以仰承天命，不敢少负造化生成之大德耳。……窃惟造化之降至圣，犹东土之有孔子也。故天之生圣，事虽殊而理实一；圣之所为，行虽异而心实同。观孔子之生也，有麟吐玉书，乐鸣中天之瑞；及其降也，更有制作定世符著掌之贵；而行道之遭逢，亦有陈蔡莫容之厄。慎独必变诸章，一动一静，何事不以诚忠恕顺天敬明伦为事？”[70]也许改琦汲取了家父的教训，在中国主流文化的熏陶中参悟了信仰本体论的精粹而把儒教、佛教和道教中的理念和真理提升到伊斯兰教的唯一神论的崭新高度，比照附会和融会贯通而成一个信仰综合主义的伟大学者和艺术家。毕竟各个不同的文明的内核有着类同性，而改琦的家族在从武将到在野文人学者的巨大历史动荡中完成了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心有灵犀一点通”的转变。这是历史的悲剧亦是历史的喜剧。正如回回书法家米芾在西安化觉巷清真寺的碑亭上以气势磅礴的手笔写了“道法参天地”这一中国主流文化能够接受的古训，以告示国人：我们遵循的都是正道，是一条向善朝真的康庄大道。在这条灿烂之路上，我们看到了从阿拉伯来的伊斯兰教先贤承载了波斯和突厥伊斯兰文化因子溶入了以儒释道为基干的华夏文化，特别是通过改琦的文化综合主义精神向中华文明输入了新的艺术活力。有容乃大。我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归功于在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包容多少像改琦世家这样外来的优秀人才而积淀形成的。在璀璨的中华文明潮流中也闪现了来自伊斯兰文明的光辉露珠，这就是改琦艺术作品的伟大生命力。
[①]
本文是上海师范大学中国传统思想研究项目及“上海市教委高水平特色项目·上海师范大学宗教学建设项目”研究成果。
[②]
周锡山：《序》，付明伟编：《红楼梦写真：人物、插图、诗文鉴赏》，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07年5月，第1页。
[③] 也有资料认定他的生卒年代是1774年-1829年的。参见《改琦白描仕女画稿》，上海书画出版社，1986年，序页；《中国回族大词典》（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691页）。但《中国回族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3年，第613页）认为是1774年至1828年。
[④]
何惠明、王健民主编：《上海市松江县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8月，《人物卷·改琦》，第1020页。祈雪街位于老城中，靠近松江二中后门，现已在解放后的城区改造修建中不复存在。
[⑤]
《桐阴论画》及《墨香居画识》均记载，引自李兴华、冯今源：《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选编（1911-1949）》，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上册，第326页。
[⑥] 参见网站资料：www2.jslib.org.cn/was40/detail?record=1&a ... 9K
2008-6-6
[⑦] 参见文章《清代人物仕女画家改琦和费丹旭的艺术及行情》，参见网站：news.xinhuanet.com/finance/2008-04/10/con ... 32K
2008-4-10；《上海市松江县志》也持此说，前揭书，第1020页。
[⑧] 见网站资料：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3257245/，2008年5月23日的帖子。
[⑨]
改绍贤：“《天方至圣实录年谱》序”，载刘智：《天方至圣实录》，北京：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印，1984年，第378页。
[⑩] 刘智：《天方至圣实录》，前揭书，第49-51页。
[11]
白寿彝先生主编的《回族人物志》（清代）中认为“改琦世居宛平”是不确的。参看《回族人物志》（清代），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80页。
[12] 金吉堂：《教门杂识（节录）》，载李兴华、冯今源：《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选编（1911-1949）》，前揭书，第326页。
[13] 刘东声、刘盛林注释：《北京牛街志书——〈冈志〉》，北京出版社，1990年，第67页。
[14] 同上，另参见邱树森主编的《中国回族大词典》，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47-248页。
[15] 刘东声、刘盛林注释：《北京牛街志书——〈冈志〉》，前揭书，第9页。
[16] 同上，第12页至14页。
[17] 同上，第10页。
[18] 同上，第14页和第67页；还参见邱树森主编：《中国回族大词典》，前揭书，第249页。
[19]
刘东声、刘盛林：《关于〈冈志〉》，载《回族研究》，1992年，第1期；参见网站：http://www.mooncn.net/forum/printthread.php?p=570219
[20] 改家后裔改敬礼根据《元史》和《吉堂文稿》认为他俩是兄弟。
[21] 王葆心：《叙论》，《蕲黄四十八砦纪事》卷四，台湾文献丛刊第305种，参见网站：http://club.xilu.com/wave99/msgview-950484-16562.html
[22]
台湾的中央研究院有资料卡片“改光宗”，说他于乾隆18年（1753）去世，籍贯是直隶省顺天府人，出身武进士。他先后担任过三等侍卫、京口右营游击（雍正十二年署任，亦记载于《江南通志》卷一百十一）、署参将、江南提标中军参将、陕西兴汉总兵官（？-乾隆12年）、湖广襄阳镇总兵（乾隆12年-乾隆14年）、署都督佥事、河南南阳镇总兵（乾隆14年-乾隆16年）、江南寿春镇总兵等职（乾隆16年-乾隆18年）。 《改光宗》http://archive.ihp.sinica.edu.tw/ttscgi/ttsquery?0:17510613:mctauac:TM%3D%A7%EF%A5%FA%A9v
[23] 改绍贤：“《天方至圣实录年谱》序”，载刘智：《天方至圣实录》，前揭书，第378页。
[24] 邱树森主编：《中国回族大词典》，前揭书，第689页。
[25] 改绍贤：“《天方至圣实录年谱》序”，刘智：《天方至圣实录》，前揭书，1984年，第379页。
[26] 哈宝信主编：《上海民族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第36至37页。
[27] 转引自刘智：《天方至圣实录》，前揭书，第392页。
[28]
也有材料说他是改筠之孙，改光宗是他曾祖父，即网上资料如是说，参见百渡词条：《改琦》，2008年1月4日登载，网站：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43112551.html；另外百家姓·改姓的资料也支持这一说，参见：http://www.123zmw.cn/mingzi/baijiaxing/mingzi_2255_2.html。此说也不能排除，因为改光宗逝世时，改筠只有15岁，而改琦出生时，他和改筠之间的年龄差距是37岁至38岁，可以相隔整整一代了。因此，说改琦是改筠之孙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本文仍然按通行的观点，认为改琦是改筠的儿子。
[29]
采访上海师范大学陈金林研究员记录，2008年6月10日上午于上师大文苑楼二楼的古籍文献办公室。
[30]
周锡山：《序》，参见付明伟编：《红楼梦写真：人物、插图、诗文鉴赏》，前揭书，第1页。
[31]
《改七乡小传》，参见《改七香红楼梦临本》，中国名画集外册第四十一。上海有正书局精印，民国12年（1923），第1页。
[32]
《周锡山序》，参见付明伟编：《红楼梦写真：人物、插图、诗文鉴赏》，前揭书，第1页。
[33] 《改琦白描仕女画稿》，上海书画出版社，1986年，序页。
[34]
《墨香居画识》，参见《改七香红楼梦临本》，中国名画集外册第四十一。上海有正书局精印，民国12年（1923），序页。
[35]
何惠明、王健民主编：《上海市松江县志》，前揭书，第1020页。
[36] 《上海民族志》，哈宝信主编，前揭书，第270页。
[37]
陈金林：《图书馆入选〈国家珍贵古籍目录〉两部古籍简介》，《上海师大报》，2008年5月28日，第3版，参见笔者采访陈金林的记录，2008年6月10日上午于上师大徐汇校区文苑楼二楼的古籍文献办公室。
[38] 参见百渡·百科《玉姜采石图》，http://baike.baidu.com/view/1632416.htm
[39] 光绪已卯（1879年）夏六月淮浦居士记：改七香“来上海下榻于李荀香光禄吾园”，参见改琦《红楼梦图咏》，北京市中国书店，1984年3月第一版，序页；隐梅道人顾春福记于道光癸巳（1833）夏五月，说改琦“丁亥岁（1827年）薄游沪”渎访光禄，参见《改七香先生人物仕女画谱》，辛酉年（1861）五月吴熙绮山氏序并刻印（1982年重印）。
[40] 《上海民族志》，哈宝信主编，前揭书，第270页。
[41] 吴县孙谿：《跋》，《红楼梦图咏》，光绪十年（1884）民间刻本。
[42] 后来有上海有正书局出版的珂罗版精印品，民国十三年（1924）出版。
[43] 被台湾故宫博物院绘画馆收藏。
[44]
以上所述参考了林晓明主编的《松江文物志》（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年，第263页）及何惠明、王健民主编的《上海市松江县志》（前揭书，第1020页）和其他资料综合而成。
[45]
《云间邦彦图》，参见网站资源：
http://www.wiki.cn/wiki/%E4%BA%91%E9%97%B4%E9%82%A6%E5%BD%A6%E5%9B%BE
[46] 参见林晓明主编：《松江文物志》，前揭书，第161页。
[47]
杨坤：《“中峰禅师画像”及其相关史实》，《上海文博论丛》，2006年，第79-81页。
[48] 杨惠云主编：《中国回族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3年，第613页。
[49]
淮浦居士记于光绪已卯（1879年）夏六月，参见改琦：《红楼梦图咏》，北京市中国书店，1984年3月第一版，序页。
[50] 白寿彝主编：《回族人物志》（清代），前揭书，第181页。
[51] 杨逸编撰：《海上墨林》，、台湾文史哲出版社民国64年影江东书局版，载朱铸禹：《中国历代画家人名辞典》，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年，第352页。再参见邱树森主编：《中国回族大词典》，前揭书，第691页。
[52] 赵禄祥主编：《中国美术家大辞典》，北京出版社，2007年，第921页。
[53] 参见杨惠云主编：《中国回族大辞典》，前揭书，第614页。
[54] 百渡词条：《改琦》，2008年1月4日，参见网站：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43112551.html；还参见履薄斋于2008年6月27日刊载的《改琦》， http://www.freehead.com/viewthread.php?tid=6657783
[55] 朱铸禹：《中国历代画家人名辞典》，前揭书，第352页。
[56] 《清画家诗史》，载朱铸禹：《中国历代画家人名辞典》，前揭书，第351页。
[57] 赵禄祥主编：《中国美术家大辞典》，前揭书，第856页。
[58]
采访陈金林先生记录，2008年6月10日上午于上师大文苑楼二楼的古籍文献办公室。
[59] 改绍贤：“《天方至圣实录年谱》序”，载刘智：《天方至圣实录》，前揭书，第378页。
[60]
何惠明、王健民主编：《上海市松江县志》，卷二十九，“风俗、人民生活、宗教。伊斯兰教”，前揭书，第961页。
[61]
即便在改琦逝世后的一个多世纪里，松江的穆斯林社团经历战争和政治的巨大变迁后仍然存在，比如，“民国二十五年（1936）县城有穆斯林300余人；民国三十五年（1946）仅有穆斯林77人。”引文同上。
[62] 采访民间收藏家孙家柱先生。2008年7月6日晚于闵行高兴公寓。关于这一点网上有资料佐证，说改琦的确画过“达磨”图像。
[63] 邱树森主编：《中国回族大词典》，前揭书，第691页。杨惠云主编的《中国回族大辞典》也说改琦“工仕女人物、佛像、山水、花卉、兰竹等”（前揭书，第613页）。
[64] 朱铸禹：《中国历代画家人名辞典》，前揭书，第351页。
[65] 杨惠云主编：《中国回族大辞典》，前揭书，第614页。
[66]
关于郑和信仰的多元化和其所体现的综合主义倾向，许多文章有过探讨，可以参见汪放、郑闰著《太仓港史话》（古吴轩出版社，2008年，第86至90页）；徐心希：《试论郑和与佛教的关系》（《郑和研究》，2007年第2期，第12页至20页）等论文。
[67] 根据松江博物馆副馆长杨坤的考证，应该是应东阳道观道士之邀而画，2008年7月25日下午电话通知。
[68]
此画轴解放初由松江城隍庙道长交给人民政府，现藏松江博物馆。参见何惠明、王健民主编：《上海市松江县志》，卷二十五，“文物古迹、绘画，（四）《人物图》”，前揭书，第852页。
[69] 林晓明主编：《松江文物志》，前揭书，第2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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