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蒙化马注墓和马注印章的照片

2005年春季在美国哈佛大学做“伊斯兰教与儒教比较研究”的客访研究项目时，通过图书馆专家林希文博士的帮助，查看了图书馆收藏的美国传教士克劳德·毕敬士先生（Claude Pickens）捐赠的有关中国伊斯兰教资料。其中有一张照片引起了我的注意：这是中国穆斯林先贤、云南伊斯兰教大学者马注的墓地。原照是10乘12·5厘米大小，经哈佛大学图书馆的处理、扫描和放大，现在的照片是原照的四倍。根据毕敬士先生留下的笔记资料，工作人员在照片上注明：蒙化（今巍山县——笔者注）小围埂附近的马注墓（Ma Chu’s grave near Hsiao Weiken, Menghua）。照片大约是在1934年至1935年期间拍摄的。这张照片只不过是毕敬士先生生前整理的有关中国伊斯兰教的三大本影集共计一千张照片中的一张而已。

毕敬士先生和妻子伊丽莎白·毕敬士（Elizabeth Zwemer Pickens）是“中国内地传教会”的传教士。他们夫妇及毕敬士的岳父或伊丽莎白的父亲塞缪尔·兹威默博士（Samuel Zwemer），以及英国传教士伊萨克·梅益盛（Isaac Mason）等在中国的传教生涯中特别关注于中国的穆斯林，尤其是回族穆斯林，这是因为他们立志于回族穆斯林皈依基督教的传教愿望，同时也形成了他们对中国伊斯兰教学术研究的兴趣。

细看这张照片，马注的墓坐落在小围埂村外面的义地里。墓的周围有青翠的树丛和杂草。大概是时间长久的关系，墓本身在风雨日晒中已经呈破蔽状态，像屋顶形状的石头墓盖已经与四周的石头墓基完全松散错落，右边的横向裂缝显得异常大了。墓前没有立碑，也没有任何装饰。这张照片有可能是毕敬士先生在中国西南考察回族伊斯兰教时在云南省蒙化县的回族聚集区里经穆斯林的向导指点后拍摄的（笔者注：毕敬士未去过云南，所以这张照片不会是毕敬士先生拍摄的）。也有可能是在云南传教的某位西方传教士通过私人的友谊送给毕敬士先生的（笔者注：据后来考证，这张照片应该是在大理传教的中国内地会加拿大籍传教士赵立德牧师拍摄的）。照片的背景可以看到远处平缓而雄浑的山峰，而它们围绕的坪坝上散布着十多个回族村。

马注（1640-1711）是中国伊斯兰教历史上的四大经学家之一，也是用汉文译著伊斯兰教经典的开创者之一。他生于云南保山，经名优素福。根据《咸阳王赛典赤赡思丁家谱》，马注是圣裔，自称是先知穆罕默德45世孙，因他是布哈拉的圣裔、元代云南平章政事赛典赤·赡思丁的第15世孙。他16岁中秀才，18岁在南明永历帝小朝廷任中书，后任锦衣侍御。清军推翻南明政权后，他“辟隐教读，笔耕自膳”，钻研儒学和佛学。30岁时，他离家到北京，学习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同时学习伊斯兰教经典。回云南后继续在穆斯林社团中教学，一生中著有宏著《清真指南》、文集《经权集》、《樗樵录》等。

1683年他想将自己的著作呈康熙皇帝以求御览，但未成。次年他离开京城游历鲁、江浙、皖、鄂、豫、陕、川等地，结交经师、设帐讲学。回滇后对《清真指南》进行修订，终成10卷。全书有编译和著述两大部分，主要内容为“晰诸教异同之理，阐明生死之说，上穷造化，中尽修身，末言后世”以阐发伊斯兰教教义要旨，论述苏非主义哲学及儒家、宋明理学修身之道。他的宗教学术水平在中国穆斯林中享有很高的地位。该书未刊刻前，穆斯林就争相传抄；刊刻后，风行一时，被视为中国伊斯兰教汉文经典著作。由于马注的文笔洗炼，深入浅出，特别注意教条教款的制订和说教，因此，他的《清真指南》在穆斯林的影响中甚于王岱舆和刘智等的著作。但不知什么原因，据说他晚年“坐困穷愁”，忧郁而终。他的坟墓大概是穆斯林群众集资而修的。毕敬士先生保存的这张照片非常形象地报道了马注暮年的清贫生活和逝世后的惨淡情形。

马注晚年选择蒙化的小围埂村生活并办学设教并非偶然。在滇西地区，小围埂一直以伊斯兰教育发达而闻名。笔者于1994年11月初访问该回民聚集区时曾在小围埂清真寺的宣礼楼底层的左墙上看到一镶嵌的墓碑残片，残剩的碑文说，明代著名的开学阿訇马举有超轶的宗教学识，他在滇南一直教授伊斯兰教法及《古兰经》等知识。他还两次到陕西求学。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辞世葬于此地。根据当地老人的口碑，他的学生遍及云南省各地。可见，小围埂在历史上有着不少著名的阿訇兴办伊斯兰教育。马注大概是在处理了武定县的“格兰岱”（又称革烂得）派事件之后一段时间抵达小围埂村的，并在该村平静而窘迫地度过了他的晚年。后来咸同年间发生了回汉大规模冲突，杜文秀就是在大屠杀幸免于难后逃到小围埂村组织反抗清政府统治的起义，并举办了“忠义堂”这样的武装起义和军事训练班秘密训练回族革命起义志士。同治年间的云南回民大起义就是从小围埂这里发起的。20世纪40年代，马联元的孙子马瑞图（名玉龙）应邀到这里当开学阿訇并主持教务工作。马瑞图去世后，他的儿子或马联元的曾孙子、阿訇马云从和马云梁兄弟俩继承先父马瑞图的遗志，继续在小围埂清真寺里的经堂学校设帐讲学，成为方圆周围几百公里的著名经师和学者，甚至中国内地的回族青年不远万里到这里来求学。因此，小围埂回民聚集区在云南伊斯兰教历史上有着光荣的文化传统和革命传统，马注和其他著名的穆斯林先贤选择这个地方教学和居住是非常自然不过的了。

非常凑巧和幸运，我在哈佛大学图书馆查找有关中国伊斯兰教的资料时，又在法国军事探险家奥龙（D’Ollone）于上世纪初著的《有关中国穆斯林的研究》（Recherches sur les Musulmans Chinois）的一书中发现了两方马注个人印章的照片。奥龙先生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对中国的西南和西北地区进行了广泛的探险和考察。由于法国当时在东南亚的势力已经渗透到安南（今天的越南），故一直觊觎云南的领土。奥龙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中游历了云南等地。这两方马注印章印底的照片大概是他在滇西考察时遇到马注后人或族人时接触到的，他观察到他们保存的马注遗物时拍摄下来的。一方上刻有“马注之印”，篆体，阳文。另一方则刻有“字仲修号文炳”六字，也是篆体，但是阴文。奥龙先生在书中第114页对照片的说明中还写有“马注，进士，北京国子监教授，作家和经师”的法文字句。

西方资料中保存的有关马注的坟墓和印章印底的照片应该说具有一定的资料价值。特别是坟墓的照片，因为中国伊斯兰教史研究中关于马注的评述里未谈到他的逝世地点和墓地。现在可以得知，马注逝世于云南巍山县的小围埂村，随后为本村的回族穆斯林群众葬于村外的墓地。也不知道他的坟墓今天仍然存在否，恐怕是荡然无存了，因为从来没有学者和穆斯林提起过这位中国伊斯兰教史上著名的学者的逝世地方和墓地坐落之处。1994年我访问巍山县小围埂村时，也没听人说起过马注的墓地及关于他的墓葬地的任何史料（笔者注：后来听巍山县的穆斯林来信说，马注的旧墓已经找到，目前已重新修缮了）。一代伟人的墓地就这样默默无闻地湮没了，如今应该让大家知晓他的埋葬地点和上世纪三十年代其坟墓的模样状况了。如果民间找不到马注生前的印章的话，这两张印底的照片权做纪念这位伟大先哲的历史存物吧。

本文作者：王建平教授，原文刊载于《中国穆斯林》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