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宗教文化交流的先驱者-西方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穆斯林中的活动

西方的一些著名大学的图书馆都收藏了不少有关西方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资料，其中不乏有关于在中国穆斯林聚集区传教和考察的传教士的档案材料。比如，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波士顿大学、英国伦敦大学、瑞典隆德大学、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等图书馆和一些神学院图书馆就有如此收藏。2005年初，当我在哈佛大学进行项目研究时，我找到了一些有关上世纪上半叶基督教“内地传教会”的几位西方传教士在中国西北地区、华中地区、华北地区和华东地区的回族、撒拉族和东乡族穆斯林居住点传教和调查的照片。为什么这些西方传教士要到中国的穆斯林地区传教？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在改变中国穆斯林的信仰方面，他们取得了成功吗？这些问题需要我们认真地回答。由于中国学术界几乎没有涉足这方面的研究，我将自己手头掌握的资料进行初步的梳理并作简单的介绍。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随着中国的国门被西方列强强行打开，西方传教士也再次进入中国传教了。与过去不同的是，在西方列强“炮舰政策”的支持下，传教士大批地在沿海地区登陆，并迅速地向内地渗透。这些传教士的传教努力正好满足了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在海外竭力争夺土地、资源、劳动力、市场和划分统治范围用心的同时也要想在精神、思想和文化上驾驭殖民地被统治人民的急迫需求。因此，传教士在中国等仅存的少数几个还没有被完全征服的国家和地区的传教活动客观上是对欧洲殖民主义国家进行渗透、扩张和侵略的强力辅助，是西方文明在全球范围的竞争中处于强势的反映。但在一个半世纪之后再审视这样大规模的传教活动，我们不得不承认它是今天全球化趋势发展进程中的不同文明间的接触、碰撞和交融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阶段，也向今天仍然处于强势文化的西方文化提供了更深了解和研究其他文明、文化的契机，开创了各宗教间的对话和比较宗教学研究的新阶段。

至19世纪末，在中国西北地区、华北地区和西南地区传教的西方传教士在向中国人民的咄咄逼人式的传教进程中很快发现：向来被认为是儒教、佛教和道教文化传统深厚的中国国度居然有着不少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群众，况且他们的祖先在唐、宋、元时期就进入中国定居，修建清真寺，举办宗教教育。深为这一发现所吃惊，西方传教士认为同属亚伯拉罕一神教传统的伊斯兰教在信奉独一神教义方面与基督教很类似，在信仰学方面的先知、天使、末日、宇宙观等内容两大宗教也彼此接近，况且中国穆斯林把耶稣尊奉为圣人，把基督教的《圣经》列为天启的经典而尊重，加之对基督教传教士非常友好的态度，所以这些表现使西方传教士认为在中国穆斯林群众中传教是一个天赐良机，是传教使命中出现的最有潜力的市场。因此西方传教士们很快制定了新的战略：即在中国穆斯林中大力传教和宣教，把中国穆斯林皈依为基督教徒。西方传教士认为，与信守祖先崇拜或多神教的中国汉族群众相比，中国穆斯林大概更容易接受基督耶稣的教导而成为基督教徒。于是，他们中的一些人积极学习阿拉伯语，了解伊斯兰教教义和穆斯林风俗习惯，并用阿拉伯语编写了一些有关基督教教义的小册子。他们还在中东国家印刷了相当数量的阿拉伯语《圣经》，将它们运到中国来，到穆斯林聚居区散发。那么，他们在中国穆斯林群众中到底引起什么反响？是遭到了中国穆斯林的敌视呢，抑是暴力反抗或是另外的结局呢？下面要介绍的就是具有代表性的几个西方传教士人物，通过他们在与中国穆斯林的接触和交往中见证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在中国的特殊境遇。

一

塞缪尔·兹威默（Samuel Marinus Zwemer）是西方世界中向伊斯兰世界输出基督教思想的最突出的传教士。肯尼思·拉脱利特（Kenneth Scott Latourette），一位美国历史学家曾经指出：“在向穆斯林传教的基督教传教活动的几百年里，没有人能像兹威默那样更可以博得‘派向伊斯兰教的使徒’这样的美名了”。[1]关于他的家庭背景以及他为什么选择在伊斯兰世界中传教，为什么殚思竭精地想把穆斯林皈依基督教这一点，笔者已在2006年的《基督教思想评论》中已经简单介绍了，在此不必赘言。[2]

受“荷兰改革教会”家庭传统的熏陶，兹威默在孩提时代就承认基督是救世主并坚定地接受基督教的信仰。[3]甚至在他襁褓时，他母亲就决心把她的幼儿献给上帝并祝愿他成年后成为传教士。[4]兹威默在20岁时从其就读的希望学院（Hope College）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家庭的宗教背景和浓郁的新教精神铸就了他在大学生活中的个性，他是虔诚的基督教信徒，并且是“海外传教会学生志愿者运动”（the 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for Foreign Missions，SVM）的积极分子。为了更好地施展在海外传教，他在业余时间内积极学习阿拉伯语。1890年，他在新泽西州的布朗斯威克神学院（Bruswick Seminar）获得神学博士学位，同时在爱俄怀州的荷兰改革教会（the Dutch Reformed Classis）中受职为牧师。自1891年至1912年，他在今天伊拉克的巴士拉、巴林、阿曼、阿联酋的玛斯喀特、科威特及其他波斯湾岛国的各传教士站工作。1896年，他与英国女传教士同时兼做护士的爱弥·伊丽莎白·维克丝（Amy Elizabeth Wilkes）结婚。他们生有6个孩子，两个孩子病死于中东地区。女儿尼莉·伊丽莎白·兹威默（Nellie Elizabeth Zwemer）嫁给了克劳德·毕敬士，即后来到中国进行长期的发展中国穆斯林进入基督教的美国传教士。兹威默和妻子在巴林办的教会医院在那时为当地病患者的治疗提供了许多方便。即便今天，兹威默建立的医院仍然在海湾国家享有很大的声誉。1905年，兹威默回到了美国以促进在穆斯林国家的传教活动，同时担任“海外传教会学生志愿者运动”巡回秘书和“海外传教会改革教会理事会”（the Reformed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的基层工作秘书。自1912年至1929年，兹威默被派到埃及开罗工作，在那里他在阿拉伯传教会神学院（the Theological Seminary of the Arabian Mission）和开罗学习中心（Cairo Study Center）教书，同时在“尼罗河传教会出版社”（the Nile Mission Press）工作。1927年，兹威默被任命为普林士顿神学院的基督教传教和宗教史教授。1937年，兹威默退休。后来，他继续在纽约的圣经学院（Biblical Seminary）、奈克传教士训练研究所（Nyack Missionary Training Institute）和温诺那湖神学院（Winona Lake School of Theology）讲课。兹威默于1952年逝世于纽约。他著作颇丰，在他逝世后，美国教会鉴于他在穆斯林世界中传教的非凡经历和贡献，专门在普林斯顿建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兹威默研究所”。

兹威默的姐姐尼莉·兹威默（Nellie Zwemer）是驻中国的传教士。大概是这个关系，兹威默对中国的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民族发生了浓厚的兴趣。1913年上海成立了“中国持续委员会”（the China Continuation Committee）。该组织目的是形成“中国教会”以便统一中国新教教会、团体和宗派。1917年兹威默访问中国，他这次访问的结果便是在“中国持续委员会”中建立了研究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工作专门委员会”，该委员会的目的是“着手进行争取我们穆斯林兄弟加入基督教行列的任务”。研究的宗旨是对中国穆斯林状况进行调查以便发现他们的弱点，[5]以寻找更好的传教机遇。“穆斯林工作专门委员会”在兹威默的影响下后来出版了各种小册子和书籍来宣传基督教，同时驳斥与基督教相悖的伊斯兰教教义。[6]

兹威默在第一次来华旅行期间受河南、山东、江苏和直隶等地的新教传教士们的邀请在上述地方举行传教大会。[7]这些地方有不少回回穆斯林居住，因此，兹威默在传教工作的演讲中针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问题如何进行宣传基督教教义的策略和方针有所指示，并接触了一些中国穆斯林。1933年兹威默被邀请来中国参加江西牯岭基督教传教大会进行演讲。同年6月他经过远洋跋涉来到上海。在参加牯岭会议以前，他决定与在中国传教同时对中国伊斯兰教也感兴趣的女婿毕敬士对中国穆斯林聚集区和穆斯林集中的一些城市又作了一次长途旅行。他们一道去中国西北的穆斯林聚集区传教和考察。

由于兹威默对向伊斯兰世界的传教工作采取坚定不移的方针和立场，他赢得了中国内地传教会传教士的同情和支持。这些传教士经常与穆斯林打交道、与阿訇辩论教义，但他们没有细致规定的方法以及驳斥穆斯林观点的知识和人为方式。兹威默与大多数传教士一样认为“基督教是救赎人类的宗教”，是世界文明的中心，而“伊斯兰教是好战和不驯服的力量”。[8]当然，这样的看法在伊斯兰教和基督教这两大宗教世界之间有过的阿拉伯帝国与拜占庭帝国的抗衡、“图尔战役”、十字军东征、拿破仑征服埃及、印度反英大起义及奥斯曼帝国、波斯恺佳王朝与西方列强激烈斗争的漫长历史时段中是不足为奇的，它的确验证了两大宗教历史上在全球范围内长期竞争和角逐的紧张关系以及中国穆斯林对西方传教士的顽强抵制。

在一次对内地的旅行中，兹威默访问了河南郑州清真大寺，无意中与该寺的掌教阿訇进行了公开的教义辩论。在辩论中，掌教阿訇责怪基督教教义在伊斯兰教界里造成精神污染，而兹威默强调：“基督教传教士开设的医院和学校诸如这些体现对上帝的爱方面，基督教具有绝对至上性”。他把在穆斯林中皈依基督教方面取得十分有限的进展方面归咎于阿訇的“顽固和无知”。[9]今天反观兹威默对他与阿訇就教义之间进行辩论的评语，中国穆斯林社团中的阿訇在捍卫伊斯兰教义和信仰的正统性方面的表现并非像西方传教士原来在使中国穆斯林皈依基督教的计划中想象的那样轻松和容易。中国伊斯兰教职人员对伊斯兰教教义学的认识水平上也不像传教士所想的那样“低下”。事实上，回回穆斯林教职人员在中国本土数百年来已经形成一系列独特的伊斯兰教经堂教育制度和相对深湛的认主学教义理论。

兹威默在访问青海西宁东关清真寺时，还与该寺的阿訇、中国最著名的伊斯兰教经学校北京成达师范学校的毕业生马文梁（音译）就伊斯兰教教义进行了讨论。他们用阿拉伯语进行交流。在访问清真寺过程中，他和其他西方传教士一起散发了阿拉伯文的基督教宣教小册子。在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图书馆的档案资料里，保存了几幅兹威默传教的照片。有一两幅照片反映了兹威默在西安清真大寺里与穆斯林交谈及磋商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教义的情形。从这些照片反映的事实可以看出，兹威默在穆斯林地区传教过程中与穆斯林甚至阿訇保持着较为融洽和良好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些阿訇和穆斯林有些敬重这位能说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语、掌握了伊斯兰教基础之上的西方传教士先生。这次对西北地区穆斯林社区的回族和撒拉族穆斯林的宣教活动大概没有多少进展，但兹威默和中国穆斯林的交往留下了一些珍贵的照片和文字记录，它们展现了20世纪早期的清真寺和穆斯林活动的情况，对于后人研究当时的中国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二

英国传教士伊萨克·梅益盛（Isaac Mason）的早年生平不详。他于1893年来中国，服务于“友人协会”的海外传教会（the Friends’ Foreign Mission）。1895年他在中国与传教士伊丝莎尔·比克维斯（Esther L. Beckwith）结婚。1915年以前，梅益盛夫妇一直在中国西部的省份比如四川省等传教，然后他们迁移到上海，在那里梅益盛就职于中国基督教文献学会。梅益盛在四川等地传教时也接触到一些回回穆斯林，对此深感惊奇。他还读过英国的研究中国伊斯兰教的先驱者、传教士海思波（Marshall Broomhall）于1910年出版的著作《伊斯兰教在中国：一个被忽视的问题》（Islam in China: a Neglected Problem）。该书对他影响很大，也促使他对中国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情况予以关注而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对中国伊斯兰教的研究上和对中国穆斯林社团问题方面的观察。

1917年在上海会见了正在中国访问的塞缪尔·兹威默先生后，梅益盛为前者所激发而将他的传教活动专注于中国的伊斯兰教和穆斯林聚集地区。于是，他成了中国伊斯兰教文化的学者，热心于收集有关中国伊斯兰教的书籍、基督教在穆斯林地区宣教的小册子和反映伊斯兰文化的招贴画等。后来10年中，他撰写了《中国伊斯兰教文献笔记》（Notes on Chinese Mohammedan Literature）、英译了清代伊斯兰教金陵学派著名学者刘智的《天方至圣实录》（the Arabian Prophet）、编辑了中国伊斯兰教词汇表及写作了其他有关中国伊斯兰教的文章，比如有关中国伊斯兰教的起始、发展、人口分布、教义思想、文化传统等论文。梅益盛还将许多中国基督教宣教小册子翻译成中文在中国穆斯林中间散发。

1926年，梅益盛发起建立了“中国穆斯林之友协会”（the Society of Friends of the Moslems in China, FOM或称《友穆》），并与即将在汉口传教的克劳德·毕敬士先生一起在该组织的常务委员会工作。1927年，梅益盛退休回英国。在离华前夕，他将自己收藏的有关中国伊斯兰教的书籍一部分转交给了毕敬士。他还将自己的一部分中国伊斯兰教书籍的收藏后来出售给了纽约公共图书馆。回到英格兰以后，梅益盛继续作为“中国穆斯林之友协会”的理事积极工作，并为其出版物“通讯”（Newsletter）而撰稿。梅益盛在基督教传教方面的贡献主要体现于他对中国伊斯兰教研究的学术事业上和对清真寺出版的中国伊斯兰教典籍的收集方面。

三

1900年克劳德·莱荣·毕敬士（Claude Leon Pickens）[10]出生于弗吉尼亚州的亚历山大镇。1923年他在密执安大学获得文学学士学位。两年后，他与尼莉·伊丽莎白·兹威默（Elizabeth Zwemer)，即塞缪尔·兹威默和爱弥·伊丽莎白·维克丝的女儿结婚。伊丽莎白（毕敬士夫人）于1899年出生于巴林，在埃及受过阿拉伯语的教育，后来又在密执安大学继续攻读阿拉伯语。她毕业于希望学院，一年后又毕业于密执安大学医学院。此后她离开学校在美国军队中当护士。1926年克劳德·毕敬士在弗吉尼亚州神学院（Theological Seminary）获得神学学士并在华盛顿特区洛克希腊教会（Rock Greek Church）受命为圣公会牧师。那年，毕敬士夫妇在新教圣公会教会的“海内外传教学会”（the Foreign and Domestic Missionary Society, FDMS）组织的赞助下启程离开美国到中国传教。在参加了南京的语言学校学习后，他们逃离了当时在中国内战中向南京逼进的蒋介石的北伐军队，重新安顿于上海。在上海，毕敬士遇见了梅益盛，并加入了“中国穆斯林之友协会”，成为该组织的秘书长。伊丽莎白·毕敬士承担了协会通讯的编辑工作。自1927年至1937年期间，克劳德·毕敬士在长江的港埠和汉口的圣公会教区工作。他在汉口是圣彼得教堂中国牧师的助牧师。伊丽莎白·毕敬士在“健康婴儿门诊所”（Well Baby Clinic）工作。毕敬士夫妇有5个孩子：塞缪尔、彼得、卡瑟琳娜、玛嘉莉（Marjorie）和帕特里西娅（Patricia）。[11]

由于毕敬士妻子在中东生活的经历和具有阿拉伯语的功底，加之毕敬士老丈人兹威默先生是矢志不渝地专门从事在穆斯林地区传教的美国海外传教组织的负责人，毕敬士先生在中国传教工作的一开始就投入到关心中国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领域，侧重研究和信仰皈依的工作。他在汉口和武昌期间经常访问清真寺，并与那里的阿訇保持着非常好的关系，后来成为好朋友。1933年，毕敬士陪同他的岳父兹威默先生到河南、陕西、甘肃、青海和宁夏等地区进行了为期近一个月的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社区的考察和传教工作。期间，毕敬士向那里的回族穆斯林散发了有关耶稣和福音书的小册子，并拍摄了一些有关清真寺和拱北（阿拉伯语：坟墓，特别是苏非神秘主义教团教主的坟墓）等反映伊斯兰教文化的照片。三年之后，即1936年，毕敬士又与其他几位在中国的外国传教士一起，对中国的甘肃、宁夏、青海、陕西、河南和内蒙古地区的穆斯林聚居区进行了再次考察。在这次考察中，毕敬士又拍摄了许多有关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照片，并写了日记，记述了沿途的经历。

在1937年至1938年中日战争期间，克劳德·毕敬士到美国休假并在菲律宾的赞宝嘎岛（Zamboanga）的穆斯林地区工作传教。1939年毕敬士一家回到中国华中地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1941年至1942年，他们夫妇俩为日本军队作为俘虏而拘留，关押一段时间后被释放。1942年至1945年期间，克劳德·毕敬士在纽约市的“海内外传教学会”工作，并在哥伦比亚大学上学。1945年他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汉语和日本语系的文科硕士学位。他的硕士论文的题目是《中国伊斯兰教文献参考书目注释》（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Literature on Islam in China）。二战以后，毕敬士一家重返中国华中地区，并在汉口的圣保罗大教堂任牧师会会员。1949年中国解放后，毕敬士一家的传教工作不得不终止。1950年，毕敬士全家回到纽约。1953年至1965年，克劳德·毕敬士在“教会学生志愿者运动全国委员会”（the National Council of Churches’ 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组织工作，那时他主要为纽约市的“海内外传教学会”-圣公会教会中心做事，并在外国留学生中传教。1962年他请假到阿拉伯半岛的“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Aramco）雇员中做牧师。1969年克劳德·毕敬士退休，在麻塞诸塞州安尼斯圭姆（Annisquam）镇学习和写作。1985年，他在那里去世，次年伊丽莎白·毕敬士亡故。

毕敬士和妻子伊丽莎白是中国内地传教会的基督教传教士。毕敬士夫妇及他们的丈人塞缪尔·兹威默博士，英国传教士伊萨克·梅益盛等在中国的传教生涯中特别关注于中国的穆斯林，尤其是回族穆斯林，这因为他们立志于回族穆斯林皈依基督教传教愿望，同时也培养了他们对中国伊斯兰教学术研究的兴趣。毕敬士先生对中国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研究兴趣导致了他收集了大量的有关中国伊斯兰教的书籍和中国穆斯林的字画、历书。同时他根据自己历年收集的资料作了不少笔记。后来，为了纪念他们的朋友及哈佛大学的中国与中亚史教授约瑟夫·弗莱彻博士（Dr. Joseph Fletcher），毕敬士夫妇将这批书籍、字画、历书和他的十多本笔记连同1千多张照片捐赠给了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毕敬士收藏的中国伊斯兰教典籍是他后来出版的《中国伊斯兰教文献参考书目注释》（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Literature on Islam in China）一书的基础资料。该书于1950年在汉口为“中国穆斯林之友协会”(Society of Friends of the Moslems in China)出版。此书也是毕敬士先生于1945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做的硕士毕业论文。毕敬士自己保留的一册《中国伊斯兰教文献参考书目注释》包含了后来多年中他一直亲手添加的大量参考书和文章的条目和摘引。这册《参考书目注释》也为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列入它收藏的毕敬士资料收藏集成中。

还需要指出的是，毕敬士和伊丽莎白在汉口传教的近20年中断断续续出版了一份面向在穆斯林世界中传教和宣教的基督教传教士的英文杂志《穆民之友》（Friends of Moslems）。该杂志大量地登载了有关伊斯兰世界的信息、传教士在穆斯林群众中传教的经验、中国各地伊斯兰教的概况、针对穆斯林特点的宣传基督耶稣的生平和故事以及基督教教义思想等。这份杂志对于今天研究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关系的学者和研究中国伊斯兰教学者是非常重要的参考资料。

四

有关胡赖曼（Lyman Hoover, 1901-1976）先生的早年生活及背景有待研究。作为一位现代传教士，胡赖曼是北京的“基督教青年会”（Young Men’s Christ Association, YMCA）的秘书长。他不是普世会传教士，但是试图通过基督教实现社会改革的改革家和教育者。他在耶鲁大学神学院当学生时对伊斯兰教感兴趣，还专门选修了有关伊斯兰教的课程。上世纪30年代初他作为基督教青年传教协会的传教士被派遣到中国传教。由于工作的原因，他与北京的穆斯林知识分子开始了友谊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拜成达师范学校所在的东四清真寺的阿訇为师学习阿拉伯语。当时北平的成达师范学校是中国伊斯兰教改革运动的中心。胡赖曼与成达师范学校的创立者、著名穆斯林学者马松亭阿訇有密切的联系。胡赖曼邀请马松亭阿訇利用“基督教青年传教协会”的平台给西方人士包括传教士作了一场关于伊斯兰教的演讲。

胡赖曼还开创了举行“宗教周”的活动，在“宗教周”中，穆斯林、佛教和尚、道教道士、儒家的儒生、基督教徒等在“基督教青年传教协会”领导下一起合作，以此化解社会上存在的反宗教的情绪，同时促进宗教生活的价值观念。[12]在胡赖曼的邀请下，马松亭阿訇再次到“基督教青年传教协会”作了一次提为《伊斯兰教与人生》的演讲，解释了伊斯兰教在人伦生活方面的积极特点。尽管这样的活动当时在“基督教青年传教协会”中颇有争议，[13]现在，这样的“宗教周”项目被评论为是各宗教间的实验性和开拓性的对话模式。穆斯林知识分子和胡赖曼都强调了宗教间的相互理解。胡莱曼就穆斯林教育现代化运动、民族主义感情及振兴他们的宗教的努力表现了强烈的同情和理解。他与穆斯林朋友的友谊导致了当时北京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界保持了和平共处的状态。很明显，胡赖曼没有直接地从事向穆斯林宣传基督教教义的活动，这也许归因于“基督教青年传教协会”的战略着眼于社会发展的缘故。

由于绝大多数穆斯林知识分子属于现代派，基督教现代派传进来的先进的教育制度、救济活动和社会组织对他们有吸引力。况且，胡赖曼对伊斯兰教的同情般的兴趣使得穆斯林知识分子相信，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教导兼有最共同的优点，因此它们能够在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方面合作。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他仍留在中国，经桂林和成都到达重庆生活。他还到中国西北旅行，在那里调查穆斯林如何反抗日本的侵略，并就此向各个媒体发送有关穆斯林方面的报道。[14]胡赖曼扮演了像代理人的作用，他的情报和意见为“战略部队办公室”（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的报告所采用。“战略部队办公室”分析了日本对穆斯林的政策并预见了中国穆斯林反抗日本的态势。[15]

五

传教士兹威默与毕敬士的1933年在中国穆斯林居住区的旅行和调查的路线是从南方向北和向西不断前进。他们的足迹覆盖了河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等地。毕敬士1936年的在中国穆斯林居住区的调查比他与兹威默在1933年走的地方要多，时间也更长些。虽然有时候搭火车或偶尔乘飞机；但绝大多数的路程是靠马、骡子甚至靠双脚徒步行走的。中国西北地区的自然环境和气候是非常恶劣和艰险的，况且生活非常贫困。但毕敬士等传教士在基督教信仰指引下，能够克服重重困难。每到达目的地后，他们就立即投入到传教工作中去。他们传教的热忱是基督教信仰指引的使然和结果。这种可贵的勇气和精神反映了当年西方传教士在跨文化和跨宗教交流方面的先驱者的坚强意志和崇高气质。

由于兹威默和毕敬士学习了不少有关伊斯兰教的知识，特别对教义有比较深的了解，加之兹威默的阿拉伯语水平很高，他们在中国西北地区的传教基本上进行的很平稳。每到一处都受到了中国穆斯林的热情欢迎，在清真寺里，兹威默与阿訇们用阿拉伯语交谈，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教义方面互相切磋，这两位传教士对伊斯兰教也比较尊重，因此，他们领受了穆斯林的慷慨待遇。由于毕敬士在汉口传教时与那里的清真寺阿訇的关系非常密切，其中一些阿訇是在西北青海的伊斯兰教经学院毕业的。当他们得知兹威默和毕敬士到西北的穆斯林地区考察时，一位阿訇还写了介绍信。通过这样的介绍信，两位传教士在青海西宁的大清真寺里参观和考察时受到了当地阿訇的热情欢迎，还得到了友善的接待。未预料的结果是，这些西方传教士如此的在穆斯林地区的传教实质上演变为宗教对话和宗教交流的活动。

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穆斯林地区的传教客观上也带动了中国伊斯兰教的研究。英国传教士海恩波（Marshall Broomhall）在20世纪初根据收集的资料和通讯调查出版了《伊斯兰教在中国》（Islam in China）一书。其他有志于改变穆斯林信仰的基督教传教士们也在《中国评论》（China Review）、《教务杂志》（China Recorder）、《穆斯林世界》（the Moslem World）、《中国大众》（China’s Millions）等杂志上纷纷著文，对自己在穆斯林地区和社区的调查及研究材料公诸于世，使我们后人对中国伊斯兰教的这一段历史和状况有一个很好的了解。毕敬士和传教士兼植物学家霍顿（Carter Holton）拍摄的有关中国穆斯林生活和风俗的几千张照片更成为宝贵的历史资料和纪录。他们收集的中国伊斯兰教的出版物和资料也成了我们后人研究中国伊斯兰教历史的必不可少的史料。

在跨文化和跨宗教信仰方面做得最好、胸襟最宽的要数传教士胡赖曼。他没有下力气在中国穆斯林中传教和致力于改变中国穆斯林的信仰，相反，他强调宗教理解和宗教对话，主张基督教徒们对其他宗教的了解和尊重，强调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在教义学说上的共同性，这使得他成为当时那些西方传教士中最明智和最有理性的人。他与中国穆斯林知识分子的友谊及密切的关系为那段时期北京的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界保持着非常融洽的关系和互相敬重的气氛。事实上，胡赖蔓的态度在促进社会改革和宗教参与并提高宗教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方面做出了别人难以做到的业绩。

尽管中国内地传教会的西方传教士费了很大的精力和款额，想把中国穆斯林皈依为基督教徒，并为此专门设立组织，拨出专款，派出人员到穆斯林地区传教，但他们的成果却非常微乎其微。据不完全的统计，大概只有少数几十个人选择了放弃自己的信仰而接受基督教教义的道路。西方传教士太低估了中国穆斯林的宗教信仰水平和历时一千多年形成的宗教文化传统的深厚性。当然，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穆斯林聚集区传教活动从目标来说总体上似乎是失败的，他们苦心经营几十年只不过使得很小部分的穆斯林离开了伊斯兰教信仰而加入基督教的行列。何况，西方传教士一离开传教地区以后，这些新皈依基督教的原先穆斯林们很快在压力下脱离基督教而返回到自己的族群社区怀抱中。这其中的原因有多方面的，它们包括：

1, 一部分传教士的确缺乏关于中国伊斯兰教本地化特点的常识，而想当然地认为世界上的伊斯兰教是一模一样的，认为是阿拉伯伊斯兰教这样的模式。不少西方传教士自以为是地认为他们自己的伊斯兰教知识很高，阿拉伯语水平也很高，总是相信自己拥有的伊斯兰教知识比任何中国穆斯林要高得多。他们对伊斯兰教的偏见和格式化的观念妨碍了他们与其追随者们以亲眼目睹的事实承认实在和活生生的伊斯兰教。因此，在宁夏的中国内地传教会传教士马丁·泰勒甚至后来责怪这样的传教士有反对穆斯林的强烈种族偏见。这种偏见剥夺了他们的同情性。事实上，确实有些传教士在传教中流露出瞧不起人及滥用教权的倾向。[16]

2, 西方传教士在“基督教中心论”思想的影响下，很难客观地理解其他宗教传统的真理性和本质内核。他们总是自以为只有基督教代表了真理和正义，其他宗教都是“邪教”或低下卑微分子，是不足取的败落势力。基督教的任务就是改变他们，让他们回到正信的道路上来。西方传教士不可能承认各宗教“原型”（Arch-type）的类同性，各宗教道德观和伦理观的趋同特点。他们决不会接受这样的观点：各宗教文化和思想观念是互相渗透和互相交叉的。基督教中有伊斯兰教的提倡和主张的内容，而伊斯兰教中也有基督教的思想意识和观念。其他宗教亦莫不如此。人类社会中虽然有不同的社会群体和宗教组织，但他们的终极关怀具有相同性或同一性。虽然基督教传教士强调基督教教义的普世性，可他们在传教过程中很难做到贯彻这样的普世性真理这一高尚理念。

3, 一些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穆斯林上区的传教活动也带有功利性和自私的目的性。即他们中的一些人把传教作为谋生，作为养家糊口的手段，把高贵的宗教作为自己在精神上奴役别人的工具，传教士中也偶有暴露的丑闻和不光彩的行径。当然，这些并非是传教士队伍中的主体，应该客观地来说，他们只不过是一小部分。传教士的功利主义和自私性也使得基督教在改造中国伊斯兰教和中国穆斯林方面不可能有所作为，或者在传教上能大规模地迅速发展和改变基督教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和命运。同其他宗教传统一样，基督教传教士很难逃脱出通常世俗社会铸就的窠臼和局限性。

4, 西方传教士在穆斯林地区的传教也遇到实际的障碍，比如经济条件的差别、生活习惯的不同，理念的不同，心理状态的差异，语言的壁垒和跨文化交流的困难等。这些现实问题不可能一下就解决或克服的。由于存在着这样和那样的障碍，外来传教士很难在穆斯林社区扎下根来。虽然有些传教士在穆斯林地区居住了许多年，与穆斯林交朋友，教会还建立医院、学校和慈善机构来拉拢和亲善穆斯林，但他们并不能吸引许多穆斯林接受基督教的信仰，即便这样的信仰属于亚伯拉罕一神教的体系，中国穆斯林仍然在西方传教士的传教攻势下坚守自己祖辈信奉的伊斯兰教传统和信仰。从这一点来看，他们确实低估了中国穆斯林宗教文化的深厚根基和扎实的社会传统。

今天，伊斯兰世界与以基督教文化占主导地位的西方世界的关系处于比较紧张的状态。当9·11恐怖事件发生后，据报道，穆斯林世界出现一片欢腾：从沙特阿拉伯的利雅得到黎巴嫩的贝鲁特，从埃及的开罗到利比亚的黎波里，从伊拉克的巴格达到巴基斯坦的伊斯兰堡，从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到伊朗的德黑兰，从土耳其的安卡拉到巴勒斯坦的杰里科，从苏丹的喀土穆到以色列的东耶路撒冷，大街上和广场里穆斯林到处在载歌载舞，喊叫和欢呼，甚至挥动着枪向空中开火，为美国受袭击及世界贸易中心的双子楼倒塌而感到欢欣鼓舞，庆祝他们认为的“伊斯兰教的胜利”。而与此同时，在伦敦、柏林、巴黎、墨西哥城、斯德哥尔摩、奥斯陆、布鲁塞尔、罗马、维也纳、渥太华、哥本哈根、利马、苏黎世和布拉格等以基督教信仰为主的城市则对9·11事件的死难者表现出深切的同情和悼念。许多教堂举行了纪念仪式。这些国家的民众们高唱“上帝保佑美国”的歌曲。[17]联想到在9·11事件发生前两个星期时，耶路撒冷阿克萨清真寺的伊斯兰教法官穆夫提埃克里玛·苏伯利（Ekrima Sobri）长老在穆斯林聚礼上进行的具有预言性的讲道的内容，我们就会发觉，在当代世界政治中，两大宗教代表的伊斯兰世界和西方世界之间似乎存在着很深的仇恨和敌对情绪。苏伯利长老当时说教道：“真主啊！除了您的力量以外没有别的力量。因此，消灭犹太复国主义占领者、他们的帮凶和代理人！消灭美国、他们的帮凶和代理人！消灭英国、他们的帮凶和代理人！我们正在等待那些不久将联合全世界所有的穆斯林并步萨拉丁的脚步而前进的人们的到来！”[18]类似内容的好战性的讲道在伊斯兰世界各地许多清真寺中都能感受到，而在西方世界中也普遍地存在着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疑虑、不满甚至敌对。当然，西方国家并没有制订要阻止伊斯兰教和把伊斯兰教等同于恐怖主义的政策，另一方面，大多数穆斯林也不会赞同奥萨马·本·拉登的伊斯兰教极端主义观点，但是，两大宗教所代表的文明世界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利益方面的对立和差异却使它们的关系蒙上了一层难以消弭的阴影。

然而，两大宗教这样的复杂关系在中国社会的历史上基本没有出现，在今天也没有出现。从上述的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经历反映了他们在传教活动中受到了中国穆斯林的友好接待和礼貌回应。为什么会这样？按笔者的愚见，这两大宗教和它们的信仰者在中国这个儒、释、道教思想文化主宰一切的传统社会中以及在今天马克思主义和无神论占主导思想的当代社会中仅仅是处在边缘位置和居于少数者的地位。同属少数群体的地位且是同属于亚伯拉罕一神教体系的性质缩小了中国穆斯林与西方基督教传教士之间的距离，而面对中国宗教的多神信仰及祖先崇拜和皇权至上观念的巨大差异又增强了他们互相间的联结；加之中国统治者和精英们在历史上不把宗教看作是统御国家和驾驭皇权之上的绝对意识形态，因此，其他宗教或者异己于儒、释、道的宗教只要不危害皇权统治而且在信仰层面上的传教和宣教一般在中国社会中能得到善待。中国历史上统治者对基督教的态度也会影响到作为中国居民的穆斯林的态度，从这一点来看，中国穆斯林对基督教传教士在他们社区中间传教所作的温和反应似乎在情理之中。我们希望中国历史上的基督教传教士与中国穆斯林的关系可以为今天的西方世界和伊斯兰世界之间的关系予以借鉴。但愿亨廷顿先生的“文明冲突论”成为今天国际政治学中的呓语而被遗忘。

本文作者：王建平。原文刊载于《哲学与宗教》，李申和陈卫平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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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in the introduction to Apostle to Islam, by J Christy Wilson, Sr. (Grand Rapids, Mich.: Baker, 1953).

[2] 详细情况请参见王建平：《兹威默：派往伊斯兰教的使徒》，刊于《基督教思想评论》，总第5辑，2006年第2期。

[3] J Christy Wilson, Sr: “Apostle to Islam, the Legacy of Samuel Zweme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rontier Missions, Vol. 13:4, Oct.-Dec. 1996.

[4] J Christy Wilson, Sr: Apostle to Islam, Grand Rapids, Mich.: Baker, 1953; J Christy Wilson, Sr: Flaming Prophet, New York: Friendship Press, 1970.

[5] Bulletin of the Moslem Committee, No. 1, 1918 (Pickens Collection,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6] “Matsumoto, Masumi: Protestant Christian Missions to Muslims in <st1:country-region w:st="on">China</st1:country-region> and Islamic Reformist Movement”, Annals of <st1:country-region w:st="on">Japan</st1:country-region> Association for Middle East Studies, No. 21-1, 2005, p. 158.

[7] Rhodes: “Moslems in <st1:country-region w:st="on">China</st1:country-region>”, China’s Millions, Vol. XXXLII, No. 1, Nov. 1911; China Recorder, Vol. XIVIII, Oct. 1917.

[8] Report of Commission I-Carrying the Gospel to all the Non-Christian World, World Missionary Conference 1910. London and Edinburgh: Oliphant, Anderson & Ferrier, 1910, p. 81.

[9] Ogilvie, Charles: “Preaching Christ in a Chinese Mosque”, Chinese Recorder, Vol. XLVIII, 1917.

[10] 关于毕敬士的生平，我参照了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图书馆提供的传教士简历资料。在此，我感谢燕京图书馆专家林希文（Raymond Lum）博士的热心帮助。

[11] 笔者在《哈佛大学中国伊斯兰教资料拾遗》的数篇文章中稍微介绍了毕敬士先生的情况，参见《中国穆斯林》杂志2005年和2006年的有关论文。

[12] “1933 Annual Report of Beiping YMCA”, Archive of YMCA, Beiping, 1934, p. 4. 还参看：《月华》杂志，《回教俱进会为宗教运动之临时会议》，第5卷，第33至34期。

[13] “1933 Annual Report of Beiping YMCA”, Archive of YMCA, Beiping, 1934, pp. 5-6.

[14] Hoover, Lyman: “Important trends among the Moslems of China (Especially in relation to the present war)”, “Allegiance of Muslim Millions in China”, 1939 (YDS, Lyman Hoover Papers RG9, Box36, File 617), “Chinese Muslims Fight Japan, Carry China’s Cause to Islam World”, The Chinese Press, Jan 7, 1940 (YDS, Lyman Hoover Papers RG9, Box 34, File 605).

[15] See “Correspondences with Derk Bodde”, “A few notes on the Present Situation as regards with Chinese Moslems-not for publication”, and “Japanese Infiltration among Muslims in China” particularly “Chapter II: Japanese Activities among Muslims in China Prior to 1937”, “Chapter III: Japanese Activities among Muslims in China since 1937” (YDS, Lyman Hoover Papers RG9, Box 35, File 608, Muslims in China 1943-1946, RG9 Box 35, File 603). Derk Bodde, a professor of Oriental Studies and Chinese at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was responsible for completing the report on <st1:country-region w:st="on">China</st1:country-region>’s Muslims at the OSS.

[16] Taylor, Martin: “A Trip into Moslem Territory”, China’s Millions, Vol. LXL, 1935.

[17] Ethan Foltz: “Conflict between Christianity and Islam”, The Christian Statesman, 2002; See website: http://www.natreformassn.org/statesman/02/confislm.html

[18] George Grant: The Blood of the Moon, Nashville: Thomas Nelson Publishers, 2001, p.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