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提要]
本文根据在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图书馆发现的历史文献《上海清真寺成立董事会志》中的史料和其他地方志材料分析了清末上海穆斯林社团成立董事会的基本缘由以及董事会机构概况、董事会负责人、宗教活动情况、清真寺寺产、清真寺教育等方面的事实，由此说明上海穆斯林社团建立的清真寺董事会组织在近代中国伊斯兰教界中具有创新意义和示范作用，它是上海近代社会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作用下，民间社团组织得到发展和趋于成熟的写照。
关键词：清真寺董事会、穆斯林社团、缘由和概况。
English Title: the Background and the Basic
Situation of the Mosque Trustees Board Established by Shanghai Muslim Community
at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English Abstract: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document Gazetteer of Shanghai Mosque Establishing the Trustees
Board and other gazetteers analyzes the background and 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the mosque trustee board established by Muslim community in
Shanghai at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It also discusses the issues of the
directors of the board, religious activities, religious foundation and real
estate, mosque education. It displays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mosque trustee
board set up by the Muslim community in Shanghai had the new significant meaning
and illustrational role in China’s Islamic society in the modern time, it
reflected the factors that the grass-root level social organizations gained
development and became maturity interacted with the production force and the
productive relation of Shanghai modern society.
Key Words: Mosque Trustee Board, Muslim
Community, Background and Basic Situation.
作者王建平，男，1953年生，上海市人，宗教学博士，上海市师范大学法政学院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和硕士生导师，一直从事伊斯兰教研究和宗教学研究。目前还是中国人民大学佛教和宗教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
2005年初，我在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做“伊斯兰教与儒教比较研究”的项目时，从享有盛名的燕京学社图书馆中找到了清宣统二年（1910年）印行的《上海清真寺成立董事会志》[1]线装书一册。当时通过因特网查询了北京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等图书馆的古籍书目录，均未查到这样的资料，于是我决定将该书全部复印，带回国研究。哈佛大学珍藏的《上海清真寺成立董事会志》虽然有几页残缺，但它上面有一些毛笔手迹，其中有几条是后来增补的捐赠人捐款的名录，还有几条阿拉伯语经文的抄录笔迹。因此，我估计哈佛大学藏本大概是上海清真寺董事会的某位董事，很可能是“经理收支银钱董事”使用的本子，也不知什么原因，该本子碾转流传到了美国，为燕京图书馆所收藏。回国后，我在空余时间内细读了该书数遍，也设法通过上海伊斯兰教协会保存的伊斯兰教文献资料中的《上海清真寺成立董事会志》线装书那里补齐了哈佛藏本的缺页。后来又知悉哈佛的藏本仅仅是《上海清真寺成立董事会志》（以下简称《董事会志》）的上册而已，曾印刷了一千册；下册印刷了五百册。[2]可惜，哈佛大学和上海伊斯兰教协会都没有《董事会志》下册。好在下册都是关于清真寺所属的坟地地图，因此，即便没有下册参照的情况下，上册的内容和史料完全可以成为研究清末民初上海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社团的状况了。在详细了解了上海清真寺董事会的历史作用后，我个人觉得该文献是研究清末民初上海地区伊斯兰教状况和回族社会组织的重要资料，因为它忠实地记录了上海清真寺成立董事会的历史背景和当时上海穆斯林社团的大体情况，有必要对成立董事会的缘由和当时董事会的概况进一步研究。
一、上海伊斯兰教界成立董事会的历史背景
1，清末的上海：港埠和开放性的城市
1840年鸦片战争后，以英国殖民主义为代表的西方列强侵略势力长驱直入中国。1843年上海正式开埠设港。由于上海地处长江三角洲，是江海汇合的要冲，交通便利，自然环境优越，加之又是商业港口，因此西方的资本大量在上海登陆，开公司、开厂和开商店等，兴办实业，同时利用上海这个口岸通过长江流域竭力向中国内陆进行经济和政治渗透。中国陷于半殖民地和半封建性的官僚买办及民族资产阶级混合型的发展状态。这种巨大变革肯定影响了上海地区社会的发展方向，使得上海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观。“天演极而物竞生，自然之理也。”[3]必须顺应历史潮流而与时俱进的态度正是上海社会各阶层中的有识之士们作出正确选择的写照。作为上海社会的一部分，以清真寺为中心的上海穆斯林社团，特别是穿心街（民国初年后称福佑街或福佑路）教坊，当时不断适应中国社会变革的潮流而进行的改革努力也是成绩斐然，在中国伊斯兰教界堪称首屈一指，值得奋笔疾书。
2，伊斯兰教在上海的历史
上海的伊斯兰教发端于元朝。当时一些信仰伊斯兰教的色目人，比如沙全、阿散、麻合马、纳速剌丁、涅只、阿塔纳、暗都剌、哈只、剌马丹等被差遣到上海做官。[4]他们定居上海后，继续保持自己的宗教信仰，并在日常生活中信守符合伊斯兰教的生活习惯。蒙元时期的穆斯林于至正年间（1341年-1368年）在上海建造了第一座清真寺——松江清真寺。此后，又修建了拜天祝圣寺，根据上海回族学者张志诚先生的观点，后者应该也是一座清真寺。[5]当时松江城周围还有大量的回回坟。到了明代永乐5年（1407年）、嘉靖14年（1535）和万历10年（1582年），松江清真寺经历了重建和重修，最后一次修建中还专门修建了南讲堂和北讲堂以倡导伊斯兰教育。此外，距离松江不远的七宝、诸翟等地也出现了回回坟，甚至青浦也修建了“真教祠”，[6]可见上海穆斯林社团和伊斯兰教的发展已具有相当的规模。
到了清代，松江清真寺从顺治15年（1658）至康熙22年（1683）的25年间就整修过4次。从修建的情况与捐款的数目来看，伊斯兰教比以前有更大的发展。[7]但在乾隆后期，由于西北发生了回民反清起义，各地官府对回民采取了某种歧视的政策。比如乾隆47年（1782年）在广西发生的“海富润案件”，松江的穆斯林改绍贤由于为海富润携带的刘智著的《天方至圣实录》写序而受连累下狱，全家被抄。[8]后来虽受到乾隆皇帝的干预而获释放，但此事件毕竟在精神和心理方面强烈冲击了一些上海穆斯林而使伊斯兰教的发展受到影响。当时统治阶级的官方文书中有时用“回乱”的词语来描述西北发生的穆斯林起义反抗事件，因此，各地穆斯林均低调生活。尽管如此，伊斯兰教在上海仍然得到缓慢的发展，比如，七宝镇的穆斯林在南街王家场建造清真寺，在清真寺的附近又设置有一亩地面积规模的“回回坟”。[9]
但根据《董事会志》的记载，上海城区的修建清真寺是自同治初年（1862年-1864年）开始的。它指出：“穿心街之外，尚有南门外，亦于相近时建立。英租界又有八巴利洋行回教印度人公坟一所，并设礼拜殿，住屋为其看守。”[10]但根据史实分析，清真寺在上海城的建造大概要更早一些，应该在咸丰年间。随着上海城区的进一步扩展，许多南京穆斯林来上海经商或经营珠宝、古玩和玉器等，他们主要聚集于南市小南门。为了方便礼拜的目的，这些南京穆斯林遂于1852年（咸丰2年）在草鞋湾修建清真寺，因此该寺被称为草鞋湾清真寺俗称“南寺”，它是上海城区第一所清真寺。1870年，南京穆斯林以“务本堂”（清真寺管理社团）的名义，集资修建了“穿心街礼拜堂”，俗称“北寺”，系上海穆斯林在城区创建的第二座清真寺。此后，该寺于1897年和1905年两次扩建大殿，因而成为上海当时最大的清真寺。[11]
3，城区中的商业及组织
清末时期上海城区的商业非常发达，当时老城区的商业中以珠宝古玩业独占鳌头。进行珠宝和古玩交易的商人分为“京帮”和“苏帮”。前者是来自南京的穆斯林商人当然也包括苏州籍的回民商人，后者是来自苏州的汉族商人。前者在上海县署发给的执照中也被称为“金陵帮”。[12]根据估算，南京穆斯林珠宝商在整个上海珠宝业者人士中竟占40%之多。[13]
但是两个商业帮派在交易信用和兴办学堂问题上发生了纠纷。纠纷导致了两帮的决裂，甚至珠宝汇市一度被关闭，只是经上海知县的调解后才恢复。尽管如此，苏帮在后来的活动中仍然拒绝与京帮交往，从而试图孤立京帮。[14]关于信用问题的纠纷，主要是苏帮指控京帮销售赝品因而损害了苏帮的信誉。根据日本学者松本真澄教授的观点，珠宝古玩业中的赝品是从苏帮商品中那里流出来，然后苏帮以此再指责京帮贩卖赝品。[15]至于兴学或教育弟子问题上的纠纷，苏帮强制京帮出席“敬神会议”及交纳建设学堂的筹金，[16]而穆斯林商人因为信奉真主独一，所以拒绝参加崇拜偶像的会议、寄送子弟到宣传多神论的学堂接受教育，不愿出筹金。因此，两帮在这两个问题上丝毫不让步。这种民族和宗教信仰不同而引起的摩擦和互相之间的不信任，加之苏帮对京帮的歧视和欺侮，使得金陵派穆斯林商人决心建立自己的宗教社团组织来伸张正义并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地位，况且还想与敌视和欺压自己的苏帮对抗。当然，这个时候，上海穆斯林社团随着穆斯林人口从外地迁徙进来也在不断壮大，清真寺的规模渐次扩大，宗教事务和日常事务不断增多，这就要求成立一个专门管理机构来协调穆斯林社团的工作及内外方方面面的关系。上海清真寺董事会组织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和条件下应运而生的。它的成形标志着上海伊斯兰教界和上海穆斯林社团组织建制的成熟和完备，也反映了伊斯兰教力量在上海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壮大，是上海社会自开埠后呈现多元文化和多维结构的趋势和民间社团机制日臻完善的结果。这种民间社团组织十分兴盛且机制相对完备的情况与当时清末时期政府腐败、社会积贫积弱和政治上万马齐喑的局面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二、清末上海穆斯林社团概况
1，上海清真寺董事会组织
在穿心街清真寺成立董事会之前，该寺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至宣统元年（1909年）前曾经有过一个叫“清真寺务本堂”的组织。后来南京籍穆斯林有识人士认为务本堂形式已经不能适应形势需要，因当时清真寺的礼拜、节庆活动规模愈来愈大，宗教学堂的教学任务也日益繁重，加之穆斯林坟地的管理以及其他事项和要务的紧迫处理，乃决定于宣统元年改组务本堂为上海清真寺董事会，此事报请上海县知县田宝荣先生并获得批准。于是上海伊斯兰教界召集百余名穆斯林代表参加成立董事会大会，[17]开始了上海穆斯林社团划时代的事件。
当时的著名士绅赵献可先生谈到上海清真寺董事会的成立时指出：“上海一隅，教中人商于是者，日臻繁盛。鉴于时局，爰组织董事会，维持公益，整理教务。于是开会选举。首推马君榕轩（廷树）任总董，金君星伯（彭庚）、哈君少夫（哈麟）[18]任协董，全体共庆得人举。”[19]这里清楚地反映出，董事会的成立是通过大家投票的程序产生的，总董事和协董的人选是靠得票的最多数遴选出来的。[20]在清末的伊斯兰教界中开会投票选举董事会的负责人的做法在中国应该说是罕见的。上海的穆斯林社团以民主协商和大会投票的方式选举它们的领袖的先进做法在中国伊斯兰教界树立了率先的榜样。
当时选出的总董（会长）与协董（副会长）共三人，他们“或著绩于军界，或播誉于乡闾，或驰声于社会。其德行品望，非但吾教之推崇，抑亦遐迩所钦仰。”这一段话说明，上海居住的穆斯林人士并非都是商人或社会中下层人士，相反，他们中的不少人直接参与了国家政权和行政工作，有些担任要职，占据重要的社会地位。他们有着十分认真的工作态度，热心社团的公益事业，“凡兴学、培茔、整规、集会，无不任怨任劳，实事求是，释纷利俗，奉总协董为依归。其自治之程度，诚足为立宪之先声。然非马[廷树]君之挈领提纲，金[彭庚]、哈[麟]二君之同心赞助，固未易获此效果也。”[21]恰如时人指出的那样：“伏念三君子，以光明磊落之襟怀，担领袖全体之责任，所有教中诸要务，何者当兴，何者当革，知必能出。其平日之经济才能，热心、毅力，次第整顿，日起有功，为我教进无穷之德业，增无限之光荣”。[22]选出的董事会领导人在社会上本身是有一定地位、身份及有影响的人士，即便在非穆斯林群众中也有一定的声望。况且他们品德高尚，能力超众，又有为大众服务的心愿。他们的出现是社会的要求和筛选的结果，也是穆斯林社团需要优秀领导人带引教众生活的使然。事实证明，他们的活动一定不负众望，把上海穆斯林社团建设成繁荣兴旺的境况。民主选举的公平程序为宗教社团产生优秀和素质高的干部队伍和信众领袖奠立了坚实的基础。
2，董事会的负责人和各职能部门
总董马榕轩（1868-1923），字廷树，安徽和县人。少时随父习铜匠技艺，后入上海某军事学堂攻读雷电专科。清末先后任海军钧和舰管带、秦淮河疏浚工程负责人、上将军府稽查营务处总稽查、大总统卫队司令管、雷电讲习所所长。1909年经选举任上海清真寺董事会总董。他亦是清末著名抗日将领左宝贵的子婿。[23]
协董哈少夫（1856-1934），字麟，江苏南京人，社会知名人士。幼学儒籍，因承家学，熟习金石书画瓷铜，青年时期从商，壮年游历全国并东渡日本。光绪后期与沪上著名书画家发起组织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任过副会长。一生研究及收藏古玩甚多，其中不乏精品。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和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曾两次出资扩建上海穿心街清真寺，为该寺务本堂董事。宣统元年（1909年）被推选为上海清真寺董事会副会长，同年与其他书画家和收藏家发起成立上海书画研究会。后来他又被选为清真寺董事会总董。亦任上海各教对话和交流的松散团体——尚贤堂董事。哈少夫任职期间集资创办了上海公立清真两等小学堂、敦化小学。一生热心回族公益事业，多次义卖收藏珍品和私人房地产，捐作清真寺、学校和公共坟地之用。[24]
协董金星伯，字彭庚，南京籍人。著名绅士，数次出资捐助清真寺的公益事业。任职上海清真寺董事会副会长期间配合总董马廷树、协董哈少夫做了不少工作。他于上世纪30年代中期逝世。
从简历可以看出，经过民主选举或公决的董事会负责人都是上海当地著名人士，德高望重，且又热心社会公益事业，有出众的组织和管理能力，又有相当高的文化水平和掌握了一些科学知识。在总董和协董的领导下，董事会还具体地成立了各职能部门，为其挑选了干练、正派、优秀的人员领导这些部门。比如为清真寺聘请了“大掌教许庆麟（字瑞臣）、二掌教杨大勋（字忠和）和三掌教刘森荣（字耀卿）”组成的教职人员体系，此外通过协商任命了特别名誉议董4人、特别筹议董事26人、经理书记董事4人、经理学堂董事6人、经理收支银钱董事2人、经理调查银钱账目董事4人、经理寺中杂项器具董事6人、经理工程修饰董事4人、经理木槨施布施槨董事2人、经理公茔董事12人、经理圣忌走公坟斋月董事8人、经理招待董事2人等。[25]粗略统计，整个清真寺董事会总共有83位董事所组成，分掌10个部门。这样的组织机制恰如董事会的章程解释得很明确，即“一木撑不起大厦，一人难理万机”。[26]清真寺董事会同时还规定：每逢星期五聚礼时，请各董事们齐集清真寺里开会议事，即便有要务羁身，也必须事先请代表参加，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对处理具体事务方面实行民主讨论，然后做出决定。可见上海清真寺董事会具有民主和代议制的性质，有相对完整的民主议决和决策的程序。这样的宗教社团形式的民间组织能充分代表了教民群众的意愿和要求，有很强的办事能力、工作效率和社会活动能力及监督和被监督的机制。
董事会还规定了掌教的职责：“以司教化之权衡，以导愚蒙之觉悟，俾得各归正道，免致歧趋”，为此，必须“敦请有道德品学者为掌教”。对特别名誉议董的职责规定是：担任善举，整顿教规，扩充学校教育，培糊本教公莹等。至于特别筹议董事的职责：商量紧要事务，同心筹划和切磋那些兴利、改革积弊、整顿事理，其目的是公议决办。关于书记董事的职责是：登记书信，记录会议，起草文件，拟就通知和报告等。学堂董事的职责是：经理清真寺的经堂教育。收支银钱董事的职责是：理财和计账。调查银钱账目董事的职责是：查账和执行财务监督。杂项器具董事的职责是：管理仓库的资产和器具等物资。工程修饰董事的职责是：维修和装饰清真寺、学堂和公地的建筑等工作。至于木槨施布施槨董事的职责是：负责丧葬用的器具和材料，特别须照顾那些同教中的贫苦家庭所遇到的困难，解决他们的缺乏。坟茔董事的职责是：管理坟地的购置和修缮等。圣忌走公坟斋月董事的职责是：安排圣忌节（先知穆罕默德生日和忌日纪念活动）、伊斯兰教节庆时的游坟和斋月中的开斋饭及开斋节、宰牲节的庆祝等活动和管理组织的事宜。招待董事的职责是：接待来客及宴请等。[27]上海清真寺董事会确实是一个机构完备、分工细致、职责明确、制度严格、事务具体落实且有透明度的大型宗教社团组织，这样的组织当时在中国不多见，在中国伊斯兰教界也开了社区民主管理和充分自治的先河。
3，上海清真寺的寺产
根据《上海清真寺成立董事会志》统计，宣统二年时，上海清真寺的产业，以当时的时价合计，大约总值达三万元银钱之数。这个数字是根据穿心街清真寺的房产价值计算的。[28]此外，坐落日晖港的清真别墅（回族公坟地设立的礼拜场所）一处，其后身余地有三亩；加之它东面有商铺四间和四披，统计大约价值达四千元银钱之数。还有回族的公莹地有六处，总共地产达二十九亩九分五厘三毫，折合当时的价值大约高达一万五千元银钱之数。[29]这样一算，上海清真寺的寺产总计肯定达到甚至超过五万银钱的价值，因为草鞋湾清真寺的房产和地价还未算进这个数字。如果再加上广大教民在伊斯兰教节庆交纳的乜贴（用于宗教用途的捐赠）及实物捐赠，那么清真寺的寺产或不动产的累计价值就更高了。上海清真寺寺产能有这样的规模，在同时代与其他地方相比，那是非常不简单的。它从侧面可以看出上海伊斯兰教界的实力、社团资产积累、清真寺规模和穆斯林群众的宗教热情。
4，清真寺的宗教活动
穿心街清真寺在清末时是上海最大的清真寺。平时礼拜的人数不少。当时记载，该寺平日礼晚拜（波斯语音译：伙夫滩）者约百余人。主目（阿拉伯语音译，意思是星期五聚礼）日礼拜的有三四百人不等。而在斋月期间每日约五六百人参加礼拜。圣忌节和开斋节时分的会礼大典肯定超过一千多人。[30]宣统二年的伊斯兰教历三月二十八日那天，穿心街清真寺里举行隆重的庆祝“圣忌节”的宗教活动。当时踊跃莅寺的礼拜者不下千余人。礼拜完毕后又肆筵设席，共设宴百余席。[31]以每次十五桌计，共撤席和重新布席连续七次多。这在附近有千户之多的穆斯林聚集区来看，盛况确实空前。至于草鞋湾清真寺、松江清真寺和其他几所清真寺的宗教活动和节庆应该来说也是有一定的规模，并与它们代表的教坊教民有着密切的联系。清真寺的宗教活动可以反映出：即便在上海这样世俗化和商业化的城市里，穆斯林群众仍然坚守着他们的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仍然热忱地参与宗教礼仪实践和庆典。他们顽强的坚韧不拔的精神和坚定的宗教信念使得他们成为上海社会各界中最具有凝聚力的团体和组织。
5，清真寺兴办的教育
上海伊斯兰教社区对宗教教育特别是宗教小学的重视如同文献评论的那样是很到位的：“兴学育材，培菁英而期开化。”[32]对宗教小学教育的重视能置于战略的高度：“德法之战，俾士麦宰相归功于小学。诚以小学即为强国之根。小学若办得好，则忠臣孝子胥出其中。小学若办不好，亦乱臣贼子出其中也。”[33]上海穆斯林社团将伊斯兰教育看作是关系到穆斯林未来的大事来抓，并且非常重视清真小学的教育。
在这之前，上海城南的草鞋湾清真寺的穆斯林曾经兴办“务本学堂”，它“以陶成学业，诚属善举。悉遵奏定章程，加习天方教文，冀毋忘根本。”[34]后来穿心街清真寺在此基础上成立“上海公立清真两等小学堂”，招收了100名学生，年龄7岁以上，15岁以下，不分地域，面向全国。[35]其办学宗旨与“务本学堂”一样，除学习伊斯兰教知识以外，还加强学习科学知识。对于坚持学习伊斯兰教经文知识的办学目的在文献中阐述的很清楚：“我天方教文，为开通吾教文化之祖，除习普通科学外，自应加增教文，以期毋忘根本之意。惟经文奥旨不易讲求，非请有道德经术者不足任教授之责。”[36]所以，学校的方针是注重国民教育，兼重天方经文教育。它的规模不小，且虽处地方但生源则来自全国各地的穆斯林社团，这就保证了上海伊斯兰教界与全国各地其他穆斯林社团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教育方面互相支持和联络，发扬了伊斯兰教提倡学习的优良传统，并以上海为基地向全国穆斯林社团输出经汉知识两通的优秀人才。
从促进教育包括发展现代国民教育这一目的出发，学校分别开设了以下课程：初等科目（修身、国文、算术、图画、体操、乐歌）。高等科目（修身、读经、讲经、国文、算术、历史、地理、格致、英文、图画、体操、乐歌）。学完初等科目毕业后可以升入高等科目学习，学完高等科目毕业后由学校直接报送中学读书。课程包括经汉两类。经学有《古兰经》、圣训的学习和应用，甚至学生要练习解释和评讲宗教经典。汉学除了国文等，还有科学知识，这些在世俗学校也是正规的科目。可见，上海的清真学堂的教育兼容了伊斯兰教的科目和国学的科目，加之西方学校教育中的科学知识，甚至有英文、图画和音乐等。[37]如此现代化的经汉相通、中西融会的清真寺教育在全国应该是名列前茅的，也是非常创新的。
为了办好这个伊斯兰学校，在挑选教员的问题上，董事会颇下了一番工夫。他们认识到：“学堂为培才之地，教员为成才之人，虽有良材美玉，不经大匠绳墨，何以成栋梁？不经玉人雕琢，何以成圭璧？方今广兴学校，莫不育环异之士，励富强之图。塾师之关系不綦重哉！是以教员劝则学生奋兴，教员逸则学生怠惰。”[38]由此，清真寺聘请了7名教员对学生施教，他们大多数是江苏江宁人，回族，有虔诚的宗教信仰且愿意全身心地投入民族宗教教育事业。个别是私塾学堂毕业，其余则是毕业于新式的师范专科或高等师范学校，因此有较好的学历和知识功底，且视野开阔，见多识广，经汉知识两通。[39]有这样的教师执掌学校，何愁学生学不到尽人意的各项知识呢？
上海穆斯林社团对于那些“寒苦子弟无力读书者，本学堂为教育普及起见，准其来学，免缴学费，应用书籍、笔墨、纸张，概由学堂供给，至高等科卒业为止。”[40]可以看出，对穆斯林社团中那些经济条件困难的弱势群体也给予格外的照顾和关心，充分体现了宗教教育的普世性及儒家思想“有教无类”的教育原则。
除了清真寺办的经汉兼容的教育以外，还办有专门培养阿訇的经堂教育。比如，穿心街清真寺于同治九年（1870年）招收三名海里凡（经学生）学习伊斯兰教各学科知识。这是上海地区兴办经堂教育的最早记录。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穿心街清真寺阿訇沙瑞桢也办过经堂教育。后来民国初期的薛子明阿訇也在该寺招收过海里凡。[41]当然，与清真寺兴办的普通教育相比，它们的规模不很大。
三，简短的小结
学术界过去都一般认为上海清真寺的初始历史起于近代。现在经过史实佐证，上海清真寺最早建于元至正时期，即14世纪中期。即便是城区的清真寺，那么根据资料最早也出现于19世纪中期，即咸丰2年左右。近代上海穆斯林居民的主干力量是移居上海的南京籍回族商人和小生意者。历史上的上海穆斯林社团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起伏和波折。但在上海被开辟为商埠以后，随着外国资本和中国民族资本的大量涌入及带来的巨大商机后，上海的穆斯林社团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外来的穆斯林人口大量增加，清真寺在不断的兴建和扩建。除了对穆斯林社团和清真寺需要加强管理和协调外，当时南京籍或称作“金陵帮”的穆斯林商人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和买卖生意以便更好地与其他商人团体进行竞争，成立清真寺董事会这样的社团组织就成了势所必然了。此外，上海穆斯林社团成立董事会的其他宗旨是通过董事会这类的宗教组织机构加强伊斯兰文化的独立性，即穆斯林社团的宗教教育和维护独特的伊斯兰教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最后，董事会这样的团体也可以代表上海穆斯林的利益与上海地方政府和地方社会、甚至外国机构打交道，处理产生的矛盾和问题。因此，上海清真寺董事会的成立级民主选举形式决定总董事和副总督是这样的社团领袖在清末时期的中国伊斯兰教界中不愧是一个创举。
上海清真寺董事会组织的机构和职能也非常完备。首先是负责人都是些非常有才干的人，有为社区群众服务的热忱和敬业心，有相当的文化程度和科学知识。其次董事会有众多的部门和管理董事小组，它们分别管理和负责教育、财政、文书、财会监督、工程维修、仓库和物资、坟地管理、节日庆祝、接待等事宜。这种筹划和商议的做法比较充分地体现了近代西方民主管理的原则。清真寺董事会管理清真寺财产的范围和规模也是相当大的。从文献资料反映的清真寺地产数字和现金数字都是相当可观的，这明显地显示了上海穆斯林社团的规模和经济实力。穆斯林社团的主要任务即宗教教育和民族教育在上海地区也是很发达的。从成立的“上海公立清真两等小学堂”及办学宗旨、招生数目、开设课程来看，上海清真寺的学堂和教育已经在全国伊斯兰教界处于领先地位，大概比王宽先生在北京牛街穆斯林社区办的经汉学校要略微早些。它受了近代新式教育的影响，因此在中国伊斯兰社会中有榜样作用。总而言之，通过对上海清真寺董事会成立的缘由和概况的分析，我们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了上海城区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社团在清末的发展和示范作用，它也是上海近代社会在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作用下，民间社团组织得到发展和趋于成熟的写照。
[1]
哈佛藏本线装书的木函上是《上海清真寺成立董事会志》的标题，但上海伊斯兰教协会图书馆的藏本封面上却是《上海清真寺成立董事会汇志》。然而这两个藏本的目录、序和骑缝上都印有《上海清真寺成立董事会志》的标题。本文参照了《上海宗教志》和《上海民族志》的用法，最后决定还是用《上海清真寺成立董事会志》比较妥当。在此我感谢日本敬园大学教授松本真澄对我查找资料的帮助和提供的信息。本文是中国人民大学佛教和宗教学研究所主持的教育部重大攻关课题《宗教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相适宜》子课题“伊斯兰教”的研究成果，也是上海重点学科“”的研究成果。
[2] 《上海清真寺成立董事会志》（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图书馆藏），上海穿心街清真寺刻印，宣统二年（1910年）冬，第96页。下文一律用简称《董事会志》。
[3] 汪洵：《清真教董事会志序》，《董事会志》，前引，汪序第1页。
[4] 参见明正德年间顾清纂：《松江府志·守令题名》，第22卷，第1页至第7页；引自《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6卷，第263-275页。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商务印书馆出版。
[5] 阮仁泽、高振农主编：《上海宗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7月，第447页。
[6] 马化龙：《青浦真教祠碑记》，《青浦县志·寺观》（版本不详）。但在民国22年刊、钱崇威纂的《青浦县续志·杂记·教堂》（卷23，第11页）中却没有说明年代，仅叙述清真寺在城内聚星街，“所始年无考”，“教民以籍江宁、镇江者为多”；另参见哈宝信主编：《上海民族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第36页。冯学文主编的《青浦县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764页）也如是说。
[7] 阮仁泽、高振农主编：《上海宗教史》，前引书，第456页。
[8] 刘智：《天方至圣实录》附录一、二，中国伊斯兰教协会，1984年印，第378-379页，第387-395页。
[9] 《蒲谿小志》，参见阮仁泽、高振农主编：《上海宗教史》，第459页。
[10]《附清真寺说略》，《董事会志》，第62页。
[11] 《董事会志》，前引书，第59页至61页。
[12] 《董事会志》，第13页。
[13]
朱克同：《古玩市场和珠市宝汇市——上海回族穆斯林的传统行业》，中国伊斯兰教研究文集编写组编：《中国伊斯兰教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68页。
[14] 《上海道为苏州珠玉帮新建市场禁止滋扰告示碑》（宣统元年，即1909年）；《上海县为珠玉业禁售赝品告示碑》（宣统二年，即1910年），参见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编：《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367-369页。
[15]
松本真澄：《国际都市上海伊斯兰复兴的一个侧面：满足于近代的共振》，《中日关系多维透视》，古厩忠夫教授还历纪念论文集编辑委员会编，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2年11月，第130页。
[16] 《上海县为京帮珠玉业借用苏帮公所贸易告示碑》（光绪三十四年，即1908年），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编：《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366-367页。
[17] 孙金福主编：《上海宗教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1月，第269页。
[18] 也有写作哈少甫的。
[19]
赵献可：《上海清真寺成立董事会志·序》，赵序第3-4页。
[20]
梁清和等人：《公请总协董书》，见《董事会志》，正文第1页。
[21]
赵献可：《上海清真寺成立董事会志·序》，赵序第3-4页。
[22] 《阖教全体同人公具：致总协董赞词》，《董事会志》，第3-4页。
[23] 马廷树的妹妹嫁给了左宝贵的儿子的妻子，因此他谦称自己是子婿。
[24] 哈宝信主编：《上海民族志》，前引书，第272页。
[25]
《总协董复请各董分任义务启》，《董事会志》，第7-10页。
[26] 同上，《董事会志》，第7页。
[27] 以上内容参看《成立董事会宗旨说略》，《董事会志》，第15-20页。
[28] 《附清真寺说略》，《董事会志》，第62页。
[29]《赞前辈扩充清真寺及公坟纪念》，《董事会志》，第61页。
[30] 《附清真寺说略》，《董事会志》，第62页；《赞同教友人热心公益纪念》，《董事会志》，第73页。
[31]《赞同教友人热心公益纪念》，《董事会志》，第73页。
[32]《劝捐兴学集会序》，《董事会志》，第21页。
[33] 《学董马树周君演说词》，《董事会志》，第31页。
[34]《开学赞词》，《董事会志》，第29-30页。
[35] 《上海公立清真两等小学堂暂行规则》，《董事会志》，第25页。
[36] 《敦请阿衡教授经文启》，《董事会志》，第44页。
[37] 《上海公立清真两等小学堂暂行规则》，《董事会志》，第25页。
[38]《敬劝教员热心教育》，《董事会志》，第34页。
[39]《教员姓氏籍贯履历表》，《董事会志》，第45页。
[40]《上海公立清真两等小学堂暂行规则》，《董事会志》，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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